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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之夜》，辽京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1月出版

凭空出世的小说能手

辽京像是凭空出世的小说能手，在这部名为“新婚之夜”的小说集里，辽京用一双手，一把刀，为我们切出了几种蛋糕的形状。在出版《新婚之夜》之前，辽京几乎没在传统的纸质媒体和文学期刊现身过，但这不意味着她缺乏创作经验，实际上，通过翻阅集子收录的五篇小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印象：辽京是一位有着丰富阅读经验和敏锐文学触觉的作者。

出生于1983年的辽京，2007年大学毕业时开始尝试写作。那正是青春文学乘着网络媒介勃兴的年代，当时“大家比较关注个体的体验、个人的成长和情感经历”，但辽京并没有从这些作品中得到太多共鸣，她觉得“问题出在我身上，我没有真正年轻过，好像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一下子变成了中年人，开蒙比较晚并且老得比较快。再回首就开始审视而非沉浸其中的状态”（见中信出版社为辽京制作的《新婚之夜》“写作问卷”）。所谓“审视而非沉浸其中的状态”，实则来源于一种对青春无所适从的“局外人”状态。青春文学的兴起，是乡土中国朝着城乡中国转型的社会产物，私密的、个体的、充满荷尔蒙气息与抒情性的文字，是嵌入城市化、碎片化和网络空间的个人声音的宣泄。它为广大处在社会流动中的青年群体提供了可供想象的“他者”，而这个“他者”为读者制造的是斑斓的幻象。随着80后、90后一代迅速成熟成长，这一幻象自然剥落、破灭。某种程度上，这解释了为何辽京会有如此漫长的学徒期，以及一出手，就结出了饱满多汁的文学果实。她没有被同时代的青春文学淹没，而是从容地投入了现实生活的河流。

30岁之前的辽京，与成为一个作家之间隔着遥远的距离。她过着一种“安稳的生活”，却“没能从中找到非我不可的意义”（《新婚之夜》后记）。几年的记者生涯，让辽京从不断跳槽、换工作的轨迹中跳了出来，从一个接受答案的人，变成一个学会提问的人。写小说，讲故事，就是这样一种提问的方式。提问意味着不再从纯粹的读者身份和前人的写作中攫取经验，至少对辽京而言，阅读的自由，不等于写作的自由。她通过大量的阅读抓住了小说的框架和章法，不再拐外抹角地去触摸生活，而是直接、有力地抓取。当属于她的那块蛋糕被找到时，手起刀落，就切出了漂亮适切的形状。

于是，我们从处女作《新婚之夜》中，窥见了辽京成长的清晰轨迹。

在生活丛林里探险

辽京擅长“制造”秘密，当然，这秘密是从生活中结结实实生长出来的。阅读她的小说，充满了在生活丛林里探险的惊心动魄。第一个故事《我要告诉我妈妈》是一出悲喜剧。离异的何雯，争夺到了孩子的抚养权，却因此开始了一场远比离婚更耗费人心的考验：如何当好一个妈妈？小说开始于一种“失衡”，何雯可以接受婚姻的失败，却不肯承认作为一个母亲的失败。小说一点点地将何雯如何与生活缠斗的过程揭开。她和李义男婚姻的失败，源自自己无法掌控的暴力倾向：“有时候，坏情绪会像潮水一般涌上来，将她整个吞没，然后她就会失控，转眼变成暴力的化身。”（《新婚之夜》，第19页）。离婚只是故事的起点，生活要继续，泛起的水花，终究聚成了巨大的浪，将何雯的生活再次掀翻。小说篇幅不长，却书写了极为复杂的人物图谱：夫妻、母女、母子、邻里——何雯就处在错综的社会关系中无处转圜。当她自以为打赢了离婚这场战役、带着儿子子涵租房时，更大的困难降临了：为了孩子练钢琴，她不得不将孩子送至娘家（那里有她少女时期练琴的噩梦和阴影），由于无法忍受母亲淑英的念叨和坏脾气，她选择和邻居“等价交换”，让子涵和班上的小霸王小勇成为玩伴，以换取在邻居家练琴的机会——“儿子跟她共同披着一件质地虚假却彩绣辉煌的新衣，装作大家都很好”（《新婚之夜》，第34页）——不料看似精明的算盘，最后重重地砸回到自己脸上。实际上，无需捅破故事的那层窗户纸，小说的复杂性就昭然若揭。“我要告诉我妈妈”虽然是句口语，是小霸王小勇无助时的求助信号，但它的内里却承载着婚姻问题、代际沟通和教育伦理。生活最终并没有给何雯一个明确答案，犹如小说结尾，何雯情绪爆发，陷入公众道德的误解和审判一样。

《模特》讲述的故事和出轨有关。事业有成的公司高管和新入职场的女生开始了露水姻缘，生活由此变得岌岌可危。这次作者换了个叙述视角，和《我要告诉我妈妈》的故事构成“AB”面：后者是第三人称的远距离凝视，而《模特》却借用男主人的口吻，把一个人如何进入婚姻，成为牺牲品，又试图扭转乾坤的徒劳细绎出来。“我”的“整个生活都是别人赠送的礼物”（《新婚之夜》，第68页），因为和妻子素莹常年怀不了孩子，婚姻平淡寡味。和桃子的相遇重燃了“我”的激情，可是，“逢场作戏可以轻易地隐瞒，因为人不动心，就不会露出马脚。可是恋爱不能，尽管我还没有老到像一所老房子那样，谈恋爱就像着火似的一触即溃，但是爱情这种事，就像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沸腾，滚汤炖在柴火上，而理智只是一层薄薄的盖子”——这是典型的辽京式“金句”，比喻准确，像刀刃一样闪闪发亮。

小说中那幅未完成的肖像画成了空缺的隐喻。“我”在热恋时为妻子画了幅肖像画，却迟迟无法画出妻子的眼睛，多年后桃子的到来使“我”重拾了绘画的兴趣，但桃子却说“我觉得，虽然我是模特，但是你并没有画我”（《新婚之夜》，第67页）。“我”的感情空缺，看似由桃子填补，实则上面临着更大的失落。故事结尾，桃子怀孕索要赔偿，在幽会的酒店外面意外出了车祸，“我”怀着侥幸的心理逃离现场，试图回到正常的婚姻生活，不料妻子早就背地里出了轨：生意场上可以“等价交换”，但感情却不能。《模特》和《我要告诉我妈妈》分享了共同的故事“语法”，遵从了短篇小说的一种样式：打破平衡，重新抚平生活的波纹和褶皱。最终，倾斜的天平无法复原，小说终了，徒留命运那沉甸甸的足音。

生活没有答案，故事也没有唯一的结局

如果说《模特》中的“模特”带有对困顿婚姻生活的“隐喻”，那么《看不见的高墙》中，“模特”则从形而上走到了形而下，从务虚走向了务实。《看不见的高墙》再次采用了男性视角，相比《模特》的中年口吻，《看不见的高墙》更多的是青年成长的叙述腔调。这是小说集里篇幅最长的一个故事，也最具有流动感，这种流动感不仅来自所叙故事的曲折跌宕，而且来自小说试图抵达的生活深度以及人性的复杂面向。小说围绕“我”（意城）和艾琳在北京相遇相恋到最后分开的线索，铺展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离合。意城和艾琳，很像是未完成的、年轻版本的德辰和素莹（《模特》中的夫妻）。意城有绘画天赋，但大专毕业的他在残酷的生活面前，不得不妥协，不管是在中关村跟着表哥卖电脑，还是在公园帮人画肖像挣钱，抑或最后跟着陈童开店做手工绘画，意城和理想之间总是隔着一堵“看不见的高墙”；艾琳为了生活（她需要负担母亲的医药费），当起了裸体模特的兼职——“画家和模特，有时候就像猎手与猎物的关系。有时候，打猎是为了吃饱肚子，有时候，完全是为了找刺激。”（《新婚之夜》，第102页）。他们的相遇和相恋带着必然，两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家境一般，孤立无援，在万花筒般的城市中需要相互依赖取暖。然而意城无法理解艾琳的生活方式，在独立而神秘的艾琳面前，意城觉得自己被一堵高墙隔开：“她把我隔绝在她的烦恼之外，就像我隔绝她一样，谁也没办法隔着两道高墙去相爱。”（《新婚之夜》，第159页）

和《我要告诉我妈妈》相比，《看不见的高墙》所涉猎的社会面更广，人物关系众多，通过“我”的双眼，十几年的北漂生活，以及出没在我身边的年轻人（他们当中有北京土著、外地进京务工者、银行职员……）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网。辽京擅长塑造群体的肖像——在末篇《新婚之夜》中，群像通过“对话”一再得到渲染和刻画，但在《看不见的高墙》里，则通过稳扎稳打的叙述，一截截铺衍开来。小说不仅讲述了一个“局外人”如何跟外部世界相处的问题——“世界令我无所适从”（《新婚之夜》，第116页），同时也讲述了残酷的成长故事，称其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并无不妥。

小说隐藏了两个叙述人，一个是年轻的（23岁）的“我”，一个是历经沧桑，在北京落了脚的“我”。时间的跨度被压缩在紧凑充满戏剧性的情节中：把绘画当幌子的冬哥对艾琳施加暴力，艾琳却陷在这种畸形扭曲的关系中无法逃离；“我”始终无法找到生活确切的意义，和务实、精明的艾琳之间越走越远，但生活的严苛就在于，因为冬哥的离奇死亡，“我”和艾琳成了共谋，但这种共谋关系足以摧毁了他们原本脆弱的联结，最终他们不得不彻底分开。

“看不见的高墙”指向两个层面：一个是个体与外部社会的格格不入，另一个是人与自我（内心世界）的错位。某种程度上，这部中篇小说和北漂有关，却没有遵从僵化的北漂故事模式，没有在“离开”和“归去”、城市和乡村之间做二元对立——意城在城市漂泊无着，但回到老家，又无法认可老家那种庸常的生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结婚生子，过不咸不淡的日子——“家还在那儿，但是我已经回不来了”（《新婚之夜》，第155页），因此，只能一头扎进更深的生活中去，在密不透风的城市丛林里杀出一条血路。

《看不见的高墙》有绝对的主人公吗？我想，艾琳的遭遇（少女时期被性侵，成年后被暴力控制）凸显了弱势群体（女性）与城市（作为象征意义上的男权社会）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小说的触角也在此伸向了更沉重的社会性别、女性生存等议题。步入中年的艾琳，过上了富贵、稳定的生活，完成了在城市积累财富和资本的过程，而年轻时那桩无头命案，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既悬在艾琳头顶，也悬在意城的头顶。生活没有答案，故事也没有唯一的结局。这是辽京的高明之处，不试图读者灌注道德训诫，去呈现（showing），而不只是“讲述”（telling）。

悬疑背后露出人性的无底深洞

辽京曾坦言，她自幼就喜欢阅读悬疑故事，从事写作后，她的小说也总是带有一些悬疑色彩。她甚至希望自己“写的小说是好看的，不是那种给予读者感官刺激的好看，而是追求用准确的表达去打动人，先找到一些特别的东西，再考虑怎么去描述它，语言和风格都是表达主题的工具，作者不应该被工具限制住了，而是要做它们的主人”（见中信出版社为辽京制作的《新婚之夜》“写作问卷”），这种朴素的“工具主义”文学观，实际上道出了写作的“道”与“器”的关系，“语言和风格”被置于“主题”之下——收录在集子里的两篇获奖作品《我要告诉我妈妈》（获第六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一种人生”组特别奖[“最难忘人物”奖]）和短篇小说《模特》(获豆瓣阅读短篇小说写作比赛“中年风暴”组最佳作品奖)，某种程度上都说明，辽京的这种写作策略和创作意图实现了。

而我认为，更能体现这种主题和形式二元论的小说，非《一个人的罗生门》和《新婚之夜》莫属。前者巧妙对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Rashōmon)——衍化和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和《罗生门》——做了文学式的“移花接木”。“罗生门”原是日文，用来指涉事实与假象之别。电影中的事件当事人各执一词，分别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讲述故事、编织谎言，事实真相因此扑朔迷离，真假难辨，而辽京巧妙地利用一位家庭妇女破碎、断裂的“独白”（第一人称视角）掀开生活底层的波澜：邻家孩子的丢失，牵连出的是讲述人自身的家庭秘密。借助这个小说，辽京打通了自我与他者、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壁垒（婚姻生活和拐卖儿童的社会问题）。《一个人的罗生门》充满了强烈的悬疑色彩，好看，引人入胜，充分利用了口语的叙述优势，将广袤复杂的生活囊括进叙述人的独白之中。这样的写法，是需要勇气，也很见功底的，稍有不慎，就容易乱了阵脚。

《新婚之夜》也和社会事件有关，但辽京没有将其做刻板化处理，和《一个人的罗生门》不同，小说调用的是“多声部”的形式，通过一对新婚夫妻的喜宴，把暌违多年的好友聚在一起，再借助众人的对话，拼贴出死去多年的同学崔凌的故事：母亲患有精神病，因为她性格的木讷和内向，被班上同学当成精神病，遭到嘲笑和欺凌。崔凌最后被发现死在一片树林间，地点就在这场新婚聚会的酒店不远处。

崔凌的死被警察判定为自杀，可在多年后重聚的好友的回忆中，更多谜团浮出了水面，崔凌生前遭到性侵，凶手极有可能就是身边的熟人。通过追溯往事，人与人之间的误解、猜忌和排斥，从年少到成年，像噩梦一样萦绕着。在追忆中，几乎所有人都为自己年轻时怠慢和忽视崔凌的行为做“辩护”，只有新娘袁颖理解崔凌的孤独和苦痛。时过境迁之后，谁会真诚地面对自己内心呢？小说中多次重复类似“自杀是她自己的事”或“自杀一定是她自己的问题”之类的辩解词，反讽地写出“平庸之恶”。

这场以新婚为名的聚会呈现出独特的剧场效果，依靠对话推进叙述，就像层层剥开洋葱，最后露出的是人性的无底深洞。然而，故事末尾引爆的“惊雷”，却是新娘袁颖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从崔凌身上看到了女性被物化和作为侵占物的卑微，面对新婚丈夫的性需求，她拒绝了，也因此短暂地夺回了自己“SAY NO”的权利。但是死去的崔凌却永远地缄默了，命运没有给她发声和呼救的机会，她只能活在同学的追忆中，幻化成一个惊悚可怖的故事。

真实的生活，小说最鲜活的源头

辽京有无文学上的师承？她的理想读者是谁？虽然她坦言自己最喜欢的三位作家分别是张爱玲、索尔•贝娄和麦克尤恩（见中信出版社为辽京制作的《新婚之夜》“写作问卷”）。可实际上，阅读《新婚之夜》，我们很难抓取现成的文学批评语汇或类型文学的框架来评判她。这是评论辽京的难度所在，也是辽京之于当下青年写作的意义所在。

“如果说要参照的话，我倾向于从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别人的作品中寻求参照。”——辽京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其小说创作的一则注脚。这么说，不是要在“真实的生活”和“别人的作品”之间硬生生地做切割，判定高下，而是为了说明，“真实的生活”或许才是小说最鲜活的源头。生活的河流有“迹”可循，小说的写作却无“法”可依。我们熟知的那些女性主义、青春写作和城市文学的条条框框，在《新婚之夜》面前，或许需要重新斟酌。这是因为，辽京将自身投入了生活巨大的河流，她奋力地向前游着，把惊诧的、目瞪口呆的批评家和读者远远地甩在身后。

作者简介：林培源，1987年生，青年作家，广东汕头澄海人，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2017-2018），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小说叙事研究。曾获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201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