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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优秀作品既属于当下,也属于未来

来源:文艺报 | 张莉  2020年01月03日08:57

1919年五四运动对于构建新文学中的“新人”有重要作用,同样,解放区文学对于当代文学也有重要意义。赵树理和孙犁笔下的农民形象与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已有非常大的不同。闰土是中国文学史上新的典型形象,而孙犁笔下的水生、水生嫂何尝不是?他们是新一代农民形象的代表。

之所以写出温柔勇毅的水生嫂,与解放区的新现实有关,也与孙犁本人对农民及新人的理解有重要关系。在解放区的工作与学习中,孙犁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改变,作家要直面的,是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新的现实”:“以前,在庙台上,在十字街口,在学校,在村公所,上城下界,红白喜事,都有那么一批‘面子人’在那里出现、活动、讲话。这些人有的是村里最有财富的人,有的是念书人,有的是绅士,有的是流氓土棍。这些人又大半是老年人,完全是男人。”可是,在冀中解放区,一切发生了变化:“而今天跑在街上,推动工作,登台讲话,开会主席的人,多半换了一些穿短袄、粗手大脚、‘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年轻人。出现了一些女人,小孩子。一些旧人退后了,也留下一些素日办公有经验有威望的老年人。这些新人,是村庄的新台柱。以前曾淹没田野间,被人轻视,今天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上,超越那班老先生,取得人民的信赖。”

孙犁开始认识到,对于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而言,重要的是“要把新的人表现出来,把新时代新人的形象创造出来”。“因为人是这个时代精神和行动的执行者和表现者。”于是,水生嫂们来到了孙犁笔下。她们与中国以往小说中围着锅台转的、呆板而麻木的农村妇女完全不同。她们怎么可能只是柔弱的被保护对象,她们怎么可能只会干家务?孙犁笔下的她们,开朗、明媚、乐观,有胆识,也有承担。每一位读者都能在小说中听到她们爽朗的笑声,感受到她们的力量,而就在水生们去抗日的那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孙犁的写作是站在农民内部书写,这是与启蒙主义视角不同的写作,这也是他笔下农民形象与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迥然不同的重要原因。

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如何看待农民,如何理解农民,一直有两个饶有意味的写作路向,甚至是两种不同的审美。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一个离乡多年的读书人回到家乡,看到一条高速公路从家乡横穿而过,一个村子变成了两个,当年的邻居如果互相探望,要绕过大半个村庄了。他应该如何书写农村的变化?这是一个难题。读书人回到书房,写下一个破败而四分五裂的村庄,写下他无以回归的家乡,这有可能引起广泛的同情和共鸣。但是,在这样的文字里,他的家乡和生活在家乡的村人对写作者意味着什么?他们是他怀旧的工具还是乡愁?这需要思考与辨析。其实这是站在村庄外部的写作。这是书写农村的一个思路。而另一个思路则是,作为村庄中人的书写。当长年生活在村子里的人拿起笔,他如何看待高速公路穿过?很有可能,他会说,因为高速公路,村人们去市里的路节省了两小时,太方便了。后面的感叹,无疑是站在乡村内部、农民内部,那是把农民作为生活中人而不是怀旧工具的书写。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对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些农民形象情有独钟,比如梁生宝、李双双,比如陈奂生、香雪,高加林、孙少平。在我看来,这些农民身上有着宝贵的新人气质,他们身上有着一种迷人的复杂性,他们不仅渴望脱贫致富,也更渴望精神意义上的现代化,这样的渴望与他们是否是农民无关,他们是与我们有着共同精神渴望的人。以这些人物形象反观当下文学创作,会发现,写出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写出中国农民身上精神气质的变化,依然是当代写作者面对的挑战。这是我关于农村新人形象的一点思考。

另外,新时期文学中另一种新人也是令人难忘的。比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比如《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然。安然如此美好:相对于身形纤细的女孩子,她是圆圆的脸,健康而有活力的体型;她自信,自尊,不盲从;她直接表达与师长父母不同的意见,她毫不掩饰地指出他人的错误、“假正经”;她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并不人云亦云;不伪装,也不讨好他人。她活得简单、直截、坦然。为什么要在不想笑的时候笑?为什么要看人脸色吞吞吐吐表达?她渴望有好的人际关系,却绝不是“讨好型”人格。她不是为了让别人喜欢她而活。自在,自然,大大方方,安然就像北方平原里倔强生长的白杨树一样。在如何光明正大地建设与他人、世界的关系方面,安然为当年的我们做出了榜样。

这是主体性强大的青年。面对常常争吵的父母,面对安宁而心地善良的姐姐,面对势利俗气的班主任……她常感到困惑和不安。人本应该按照自己的本心而活,但是,她的世界里,却有这么多的困扰和心结。为此,安然对那些陈旧的生活方式说不,她努力成为想要成为的自己。讨厌虚伪、庸俗和丑陋,她要摆脱那些虚以委蛇。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发表于1983年,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方兴未艾。把这部小说归入哪个流派似乎都不是特别契合。但是,它又与80年代的文学追求遥相呼应。与同样产生巨大影响的《乔厂长上任记》相比,安然和乔厂长无疑都属于新时期文学的新人。如果说乔厂长是属于改革洪流中的人,那么安然则生活在我们身边,她使我们重新发现、认识并想象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人。当一个人有了足够丰富的物质生活后,我们如何成为我们自己?我们如何面对各种规则而让自己更自在?我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不与阴暗苟同的人?安然身上没有沉重的历史负担,她的内心也没有被世俗浸染,作为敞亮自然的一代,安然成为新时期文学史上焕然一新的年轻人。当年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红衣少女》后也获得了成功,“红衣少女”在当时甚至变成了一代新青年的代称。文学作品中的新人如何影响现实生活中的新青年的成长,《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是一个例证。

今天是新媒体发达的时代,文学作用已经式微。但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现实或事实需要重申:文学长远来看有能力塑造我们的时代和现实,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此说来,文学中的新人便不仅仅只是时代或者现实的反映物,它将具有预言性。

我以为,真正的艺术家身上有一种超越其所在时代的敏感性,他的作品不可能只照着现实勾画,作家要写出超拔于他所在的现实、写出大于我们时代的形象,只有写出这样的形象,作家才能称为真正的艺术家,其作品才能真正称为艺术品。依此说来,真正的新人形象应该是,他是我们时代的人,但他也是未来的人;他既属于此时,又属于未来,只有这样的形象才真正属于我们的民族画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