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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秀莹长篇小说《他乡》:通往灵魂栖息之地

来源:十月文艺出版社 | 邱振刚  2020年01月03日09:09

付秀莹的小说,从题材来看,可以清晰分为两个系列,即农村题材和都市题材。她笔下的人物,有的生活在一处名为“芳村”的华北村庄,另一部分则栖居于一个叫做北京的现代都市。这两类作品看似两条平行线,毫无瓜葛,但以青年女性这一她写得最出彩、在她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人物类型而论,这些人物均在以某种近似的姿态面对生活。她们都在不断地对自我进行由内而外的微调以适应现实,无论外部姿态是张扬还是温和,她们的内在生命始终处于潜伏、躲闪的状态中。这一特征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陌上》中体现得最明显。而在《陌上》已经把农村中青年女性的生活状态做了群像式呈现后,对于付秀莹这样广受关注的小说家,人们期待她能够推出一部都市题材长篇作品,对某个女性的生活进行更具历史深度的展示。果然,《他乡》诞生了。这部作品囊括了主人公翟小梨的整个青年时代,通过她从走进婚姻、续本考研,到矢志求学、就业成名的经历,展现了人物生活变迁和精神成长的历史,呼应了评论界和读者的期待。而且,作家对这一人物独特的灵魂质地的呈现,其实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对作家的既有创作也实现了有力的突破。

对于女性,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出版于1949年的《第二性》中指出,“她们的正常命运是婚姻,婚姻使她们实际上仍然从属于男人;男性的威信远远没有消失:它依然建立在牢固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上。”波伏瓦的论断,是在西方六十年代的女权主义社会运动兴起前做出的。在那之后,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多、收入水平的提高,女性在社会、职场、家庭中的地位也随之提升。中外都有大量的作品以这种变化为题材。但是,《他乡》的特殊性在于,社会层面的种种变化,对于女主人公翟小梨来说都是外在的,她真正用来改变命运的力量,完全不来自于社会形态的变化给社会成员带来的普遍机遇,而是依靠某种内在的生命本质层面的能量。比如她离开人情淡薄、自己已经彻底绝望的S城,是通过考研,而且是在养育女儿的情况下,在专科起点上的跨专业考研;完成硕士学业后得以留在北京的,是依靠自己的写作才能。她从家庭对自己命运、个性的全方位笼罩中挣脱,最后还获得了决定家庭命运的力量,这一过程就更是如此。这种凭借个人的才能和性格而实现的人生转变,是高度自我化的,而非出于体制性、社会性力量的推动。

小说的标题“他乡”,其实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暗示着男性的世界对于翟小梨,始终是不安全、不稳定的。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最终定居的北京和生活多年的S城,在翟小梨的意识深处只不过安置肉身的场所,有着玻璃罩一般的外部性。只有当翟小梨已经在北京开拓出自己的生活,能让全家迁入北京时,她所创造的心灵家园而非城市本身,对她来说其实才是某种“故乡”。作品中母亲去世的情节,暗示了从此刻起,翟小梨她完成了和故乡母体的切割,实现了个人的完全独立,开始离开实体性、空间性的故乡,继而寻找虚拟性、精神性的故乡。正如小说中提及的,如果丈夫马幼通有意续本、考研,或者寻求更好的职业前景,她愿意放弃自己在学业、职业上的追求。在那时,家庭还是她的“故乡”。但随着对自我的认知的深化,她开始以更强劲的生命力量寻求命运的改变。在小说的结尾,她的自我期待初步实现,社会地位、经济能力、职业前景到达了远远超过丈夫一家想象的程度。虽然此时翟小梨已经今非昔比,她却又回归于她一度想放弃的婚姻,想离开的丈夫马幼通。这也说明,对于翟小梨而言,哪里能够实现灵魂的安然栖居和自我价值的确认,哪里就是故乡。除此之外,一切皆为他乡。

翟小梨这一人物,值得放置于付秀莹小说的整体格局中审视。从她目前的创作实绩来看,付秀莹对女性生存空间和精神状态的透视,既是全景式的,又是显微式的,前者如《陌上》,后者如《红了樱桃》《旧院》《爱情到处流传》等。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散点透视的叙述结构,被评论界广泛认为是小说结构的突破。但是,从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审视这一创作母题来看,这一结构其实具有某种必然性。《陌上》中的女性,普遍是安于现状的,某些人物看似对生活不满的反抗情状,其实只是另一种娇嗔嬉闹。这种虽在表面上与生活抵牾,但在更深处却和命运和解的姿态,如果落实在单个人物上,显然不足以成为长篇小说的支撑性结构。由此也可见,翟小梨和以往付秀莹塑造的女性都有所不同。她始终在试图超越生活的限定性,尽管这种超越的力量和本性,在很长的时间范围内,在缺乏某个契机激发的情况下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和当前都市题材小说往往铺陈大量都市生活细节不同,《他乡》在处理翟小梨的生活情境时,并不沉浸于对都市场景的描绘,往往将外部世界内化为人物的心灵体验,以带有独特时代印记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语言方式来体现社会氛围和时间背景,给与读者更真实的代入感,让读者由走进人物的心灵继而走进人物的生命,和人物一起感受现实的挤压。这种抽象化的内视角带给读者的,不再是俯视式的阅读体验,而是更锐利的灵魂刺痛,并赋予人物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碰撞以更久远的时空价值,让人物走出时代的横断面,将人物的精神主体性从茫然到确证的过程放置于社会背景更加本质化的形态转换中。正如张爱玲的《金锁记》,读者从中只能读出隐约的民国背景,金钱戕害人性的传统故事模式却有了更深层的寓言意味。

《他乡》的结尾格外值得品味。翟小梨已经在北京牢牢站稳脚跟,还凭借写作才能获得了不凡的社会地位,前途大好,丈夫全家对她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丈夫马幼通也得以过上了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都市生活。这看起来又是一个国人所热衷的大团圆式结局,实际上,此时整个家庭的命运,完全由翟小梨掌握。和原本已经打定主意彻底放弃的马幼通重归于好,是翟小梨根据现实需要,主动做出的选择。这看似她对家庭的情感回归,实际是对未来的理性选择——自己需要一个稳定的、可把握的家庭,来作为在未来寻求更高个人价值的大后方。

由此来看,在付秀莹的创作版图中,《他乡》对于《陌上》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以都市女性对照乡村女性,也不在于以单一人物对照集体形象,更重要的是,她察觉并写出了当代女性所具有的生命能量。由此来看,翟小梨这一人物迥异于付秀莹所塑造的各个女性形象,这也为她笔下的人物谱系的丰富与延伸构成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