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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书写(一)

来源:安大网文研究(微信公众号) | 乌兰其木格  2020年01月02日09:12

摘要: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书写成为网络文学写作中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因不满女性在历史中的长期缺席和男尊女卑性别秩序的设定,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书写通过“穿越”的叙事策略和天马行空的飞扬想象,致力于男权历史的解构,女性王国的虚构及母性家谱的建构。从而赋予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合法权利,彰显女性企图进入历史和获得历史的热切诉求。

关键词:网络文学 ;女性历史;性别建构

中国是一个尤其重视历史的国度,历代文人学者普遍具有历史情结,希望书写出具有史诗气度的传世之作。网络文学作为新生事物,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年发展史,但网络作者对历史题材大规模的产出及读者粉丝的追捧阅读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其中,《琅琊榜》、《芈月传》、《后宫·甄嬛传》、《梦回大清》等成为现象级作品。与纯文学史传传统专注于追慕男性先祖的英雄伟业不同,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书写倾力呈现女性的生命故事和家国情怀,从而建构起独属于女性历史的精神飞地。

一 传统历史的解构

中国古典历史小说遵循“羽翼信史”的叙事准则。在对家国天下兴衰荣辱的描述中,追求气魄恢弘的史诗巨著。但从性别视角来看,女性则必须面对没有历史的尴尬。在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传统历史题材作品中,女性或为被遮蔽的存在,或为水性杨花的祸源。漫长的封建时代,男权文化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彼时的女性尚未浮出历史的地表,更不可能在文学世界中得到公正客观地呈现。

直至20世纪初期,西方女权思想经由马君武等人的译介进入中国,一时间“男女平等”和“男女平权”的呼声响彻华夏。此时,女性的解放不再局限于思想学理范畴,而是含纳了实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政治与时代的双重召唤下,秋瑾、吕碧城等时代新女性应时迎世而出。作为女性解放运动热情的鼓吹者,她们勇敢地突破了闺阁的拘囿,走向时代的广场中心。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她们用大量的杂文和诗歌写作唤醒女性意识的觉醒,并将女性解放纳入到救亡图存的宏大语境中。由此可见,清末民初的女性写作竭力想要完成的是在历史的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内为女性争取到“女国民”的资格。此后,这种女性叙事路径被解放区的丁玲和“十七年”的杨沫所承继。在这些女作家建构的文学世界中,男性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中心人物,而是逐渐发出了独属于女性的心音体感。女性作为力量的一级,通过男性导师的启蒙与引领获取到进入历史的权利。此时,女性作家以乐观主义和献身精神完成了对历史极富浪漫化的想象。

但“新历史”书写蔚然成风后,女性书写者开始表现出对“女国民”形象的质疑与解构。作家们逐渐意识到20世纪初“男女平权”的倡扬只是启蒙运动再造国家的应急策略。真实的女性境遇,真切的女性心理及真正的女性历史依然处于黯哑的情状。因此,历史非但不能庇护遭到曲解的女性,反而与男权合谋成为巨型异己力量。无论是凌力的《北方佳人》,还是王安忆的《长恨歌》,这些作品在对女性境遇的切肤体恤中都表现出进入历史的艰难。争权夺利而又遍布残酷的血腥历史里没有女性的生存空间,更不可能为健全女性的精神确立提供生长的环境。她们的偶尔在场,或为男性主人公的情爱陪衬,或被男权文化强势蚕食。历史本身便是女性存在的深渊镜像。此时的女作家们勘破了既往历史在男权文化掌控下对“女国民”的蛊惑和利用。面对历史,女作家们悲悼着自身力量的微渺,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凉之感。在大历史的坐标中,女性的边缘位置如此固定,以至于留给女作家的除了在作品中叹息感伤之外似乎别无出路。

但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书写却可以利用解构主义叙事策略巧妙地消解传统女性作家在历史书写中的挫败感。既然文本的历史不过是一种“修辞想象”,那么历史就不应该独属于男性,而是平等地赋予每个试图叙述和理解它的个体。于是,男权历史的颠覆和女性历史的建构就具有了某种不证自明的合法性。

当历史与女性心灵遇合的时候,女性根据自身的性别经验,改写了男性文学传统中被污名化的女性。譬如笔名为水性杨花的《熟女穿成潘金莲》便将钉在耻辱柱上的潘金莲解救下来。淫荡不堪的扁平化塑造被置换为独特而另类的“这一个”——潘金莲在作者笔下被描述成既有美貌才华,又具备独立自主意识的美好女性;而奕杉的《梦为蝴蝶也寻花》则让现代社会的女性带着情感的伤痛穿越附体在颇具争议性的鱼玄机身上,在封闭保守的封建社会里,依然不能掩盖鱼玄机特立独行的个性风采和坚韧不屈的抗争精神。

自由往来于时间与空间的“穿越”叙事策略,瓦解了男权历史的“正统”叙事,对传统的历史认知方式形成了有力的冲击和荒诞化的反讽。在这里,女性作者试图通过女性与男性两种叙事视角的比较,来完成对男权意识的解构——这样的解构不仅指向性别,更指向历史。基于此,在网络文学的女性历史写作中,“‘穿越’显然已经不能被仅仅视为叙事手段,而更多成为一种企图打破现有时空秩序的、与现有的历史小说观念格格不入的另类历史文化;其作者、受众以及故事内核也越来越‘女性化’”①女性作者笔下的穿越文学试图呈现出一个被正史所剔除、被宏大叙事所屈抑的女性历史。当然,穿越小说并非始自网络文学写作者,单从中国文学脉络探寻,最早以集群式方式出现的当推晚清文学中被王德威归纳为乌托邦幻想写作门类的小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包括冷血的《新西游记》、陆士谔的《新三国》、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西冷冬青的《新水浒》等等。这些小说通过对名著的寄生性仿写,内容情节“多是原著人物‘穿越’到二十世纪初目睹的现实,借用古代名著的躯壳,置换了时间、空间。”②晚清乌托邦小说的主人公们往往是按照从古到今的时间顺序进行穿越,他们携带着旧世界的价值观念和认知系统进入陌生而新异的崭新世界,从而不可避免地闹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但作家们在传奇化的情节设置中,在戏谑化的语言背后,则致力于对现实社会种种现状的批判和对未来自由文明社会的热切召唤。贯注着作者感时忧国的历史意识,彰显出晚清文人对国家民族坚定的自信与期许。

而网络文学中的女性书写大体上遵循的是从今到古的逆时间穿越,作品中的主人公多为现代社会中平凡普通的女性,在一地鸡毛式的日常生活中陷溺沉沦。比如天下归元的《扶摇皇后》中的主人公孟扶摇出身贫寒,她的母亲患有重病,而她则必须承担起医治母亲,照顾家庭的重任。与之相似,琉璃薄苏的《大清遗梦》中的蔷薇在穿越前也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上班族,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她虽然感到不满与疲惫,却没有改变的勇气和行动。然而,当这些普通女子穿越回古代社会后,她们却可以凭借现代知识和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成为掌控生活的强者。由于穿越文学的女作者不愿承担民族想象代言人的重负,所以穿越后的历史不过是女主人公展演生命故事和个人风采的自由舞台。女性站在这个华丽而梦幻的舞台中央,卸去了现实生活的苍白,抖落了男权历史对女性的种种规训,在个性化体验与个性化表述中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由此可见,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书写热衷“穿越”的叙事并不仅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游戏之举,而是时代女性们利用幻想构建起的诗意桃花源,用以抵御现实生活中爱情的缺失和事业的挫败。

女性私人化叙事的逻辑起点决定了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叙事多以传奇爱情故事为小说的核心内容。穿越文学中的言情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超高人气。如被誉为“四大穿越奇书”的《末世朱颜》、《木槿花西月锦绣》、《迷途》、《鸾,我的前半生,我的后半生》皆以男女主人公令人动容的爱情故事为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主人公在追求美好爱情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比如《木槿花西月锦绣》中的木槿不过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婢女,但她没有遵从古代男子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制度,而是在精神契合的基础上寻求两性平等的婚恋模式。

穿越小说的作者们消解了男权历史的“庙堂政治”,以戏仿历史的方式解构了男性为主导的神圣历史,以感性的体验和个人情爱的狂欢化叙事回避了历史哲学的审美诠释。女性的抗争和觉醒仅止于在婚恋欲望层面,穿越小说的作者没有站在历史的纵深处去审视性别政治的根本缺憾,而是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她们书写的意图不过是暂时出离生活的黄粱美梦。这样的梦,与心灵有关,与理性辨别和历史真实无关。

二 女性历史的虚构

如果说传统文学中“新历史主义”女性书写探寻的是渐进式的性别觉醒之路,那么网络文学中女性历史书写中的“女尊文”与“女权文”则表露出狂飙突进式的性别革命意图。在这类小说中,写作者将女性定位为历史的核心形象,这些女性在虚构的历史中披荆斩棘,她们不再是寻求男人保护的贤妻良母,而是冲破闺阁的狭小天地,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用优于男性的智慧和才干去开创基业或引领民众。在历史的坐标中,她们不再需要男性的启蒙和许可,而是带着强者的自信介入历史,成为至高无上的统领者。令她们沾沾自喜的也不再是获救感,而是救世感和创世感的“天赋人权”。

“女尊文”和“女强文”的新异之处是颠覆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女性作家在对旧的父权伦理和性别秩序感到幻灭之后,重新界定了性别秩序和女性的历史地位。为此,网络文学的女作者煞费苦心地虚构出女尊男卑的乌托邦王国。在这个女性当家作主的理想国中,女性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中来去自如。社会公共空间里,在类似中国古代的社会背景下,有的女性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当然这些女性的权势地位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天降重任的她们不仅要有出众的智谋才略,还要具备随时化解政治危机的能力(《美男十二宫》);有的女性则如花木兰一般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成为沙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军中豪杰(《凤城飞帅》);有的女性在乱世纷争中挺身而出,救民于水火,决胜于千里,最后使国家四海清平(《少男丞相世外客》);有的女性怀抱改写国家历史的胸襟抱负。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她们实行了一系列国富民强的变革之法。如开埠通商,兴办学堂、延揽人才等(《凤穿残汉》);有的女性拥有卓绝的商业才能和果决的执行力,成为商业领域的时代弄潮儿(《绾青丝》)……由此可见,女性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完全置换了男性,成为公共空间的核心力量。而且通过戏弄和役使男性,消解了男权历史和性别等级曾经的权威感与紧张感,并因为有效地运用了男女置换的方式,致使文本呈现出戏剧性的冲突和反差,客观上起到了对男权历史解构的作用。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小说虚构出的女主角大多用她们的智慧、谋略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实现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改变了男权社会女性的附属身份和卑微情状,这些描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意义,折射出现代女性的心理期许和成长奋斗历程。

而在私人空间里,这些权贵女性的宅院中则生活着一群面容姣好,心怀幽怨的男性伴侣。这些被幽闭在闺阁中的男性以美色和才艺示人,一旦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爱恋对象,便要恪守从一而终的传统古训。否则便要面临舆论和伦理道德的挞伐。但女子却可以不受羁绊,她们可以同时拥有三夫四侍。在诸如《男人如衣服》的书名题目中,便可窥见女性在情感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有意味的是,男性如要获得女性的情爱,容貌的优劣成为首要的考量标准。在这类颇为另类和激进的网络文学中,男女两性不论从外貌还是内在心理层面都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女人置换为男人,而男人则被置换为女人;或者说是女人男性化与男人女性化。女性大都风流倜傥或强悍豪壮,她们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不断地邂逅到令人心动的美男子,而男性则极端重视外表和德行的修为。例如在宫藤深秀的《四时花开之还魂女儿国》中,凤栖国的瑞珠身边就生活着春航、茹叶等侍宠,这些男性的主要使命是等待瑞珠的宠爱。彼时,女性“将男性当做纯粹的审美物,或欲望化的客体。男人沦为被使用、被观赏、被看的‘物’。女性作者和读者可以毫不羞怯地把他们作为美和欲望的观看对象”。③瑞珠的男宠 “因为被瑞珠抬着脸看得久了,那张瘦瘦的脸上就慢慢透出一层淡淡的红,在红烛掩映下倒也出了几分我见犹怜的风韵。”④除此之外,在诸如《阴阳错》、《君韵》、《一曲醉心》、《姑息养夫》等小说中,都曾出现过类似的场景与情节。男性的伟岸和阳刚之气被柔顺和俊美所取代,女性从阴柔娇美转变为阳性十足。在情爱关系模式里,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书写也多从女性视角出发,更多地呈现出女性的身体行为与情感诉求。与之相应,男性则沦为沉默的存在,在被动中丧失了其自身的主体性。

性别秩序与男女气质的颠倒互换构成了对历史惯性认知的大胆挑战。在看似荒诞不经的情节设置中,潜隐着女性作者对现存社会性别等级秩序的不满。她们企图回到历史原点,通过虚构与现行社会制度、文化伦理和婚恋习俗全然不同的女权社会,来质疑有关“女性气质”和“女性本质”的传统论定。网络文学中的“女尊文”直截了当地呈现出所谓的“女性本质”不过是被男权文化规训出来的。这是一场停留在文字中的、激烈的性别之战,具有寓言色彩和先锋精神。

为了占据历史的核心地带,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写作者需要终结男性作为统治者的“超稳定认知”;而另一方面,女性如何获得历史并成为历史主体这个原本十分复杂难解的问题得以轻松化解——女性只需和男性互换位置,或者女性以易装方式进入历史。但对所有女权写作者来说,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是,无论女性多么的男性化,其内在身体构造和哺育后代的任务却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便规定好的。正因如此,女性在社会公共空间的时间与机遇被大大削减,致使女性在与男性竞争时天然处于劣势。而且,女性身体的物质属性同时也决定了她们不能完全排除男性,从而增加了女性掌控历史的难度。

面对这一难题,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写作者感到了无奈和无力,但网络女作家却在乌托邦的虚构中又一次巧妙地解决了女性面临的困境。大体上,她们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让男性改变生理结构,他们和女性一样可以承担生子和哺育后代的任务;另一种方式则是凭借先进的科技手段繁育后代,让女性完全彻底地摆脱生育繁殖的任务。当然,这种惊世骇俗的乌托邦虚构并非网络女作者的独创,早在晚清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中就有类似设定。所不同的是,《女娲石》发明了人工授精,完全彻底地排除了男性。与此同时,女性也罢黜了爱欲和性的本能,但她们的身体却依然没能从生育中解放出来;而在《女权学院》的文本设定中,人们已经发明了人工子宫来繁殖后代。女性的身体不再是生育的器物,而是获得了彻底的解放。网络文学中的女权写作尽管出格而前卫,但她们中的大多数却没有如晚清作家一样弃置身体的肉欲之乐。这一点,反映出现代女性正视本能,享受生活的时代理念。

但在“女尊文”和“女强文”的文本创作中,网络女作者对女性历史的虚构并非是对现实历史的理性介入。她们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文本中的世界不过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乌托邦,不过是对几千年男尊女卑历史的压抑性和报复性反弹。她们以游戏的心态或嘲弄男性或幻想女性掌控历史的可能。但她们所借助的语言系统和形象系统依然是男权文化的产出。女尊男卑的二元关系设定具有谵妄色彩,并落入了和男权中心主义一样的狭隘和偏激之中。健全的、合理的、和谐的两性关系及女性如何在历史中寻找到主体地位的问题依然被悬置。面对真实的历史,“女尊文”和“女强文”的写作者缺乏正面探寻的勇气。事实是,无论在写作实践中,还是在作者的创作意旨内,网络女作者都不愿去承担这个过于复杂的重任。

注释:

①董丽敏:《性别、“后宫”叙事与影像意识形态——从<宫>看当代穿越文化》,《文艺争鸣》,2011年12月,第122页。

②刘东方:《<新西游记>与穿越小说》,《文艺争鸣》,2014年第2期,第148页。

③宋玉霞:《网络女性小说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第33页。

④ 宫藤深秀:《四时花开之还魂女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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