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江河”无疑也是文学的母题。《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老子的“上善若水”，庄子的“秋水”，都有江河的水光。《周易》充满了对是否“利涉大川”的判断，而《楚辞》几乎记载了屈原走过的每条河流，江河是屈原的足迹，也是他借以抒情言志的媒介。从文学的源头出发，江河文学也同时出发。

江河文学是一个比较抒情的说法，大致上只要文本与江河有关，都可以纳入进来，比如丁玲写的北方的河，萧红写的东北的河，沈从文写的湘西的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的“暖水屯”就是桑干河边的屯子，河滩边有壮观的高粱，到暖水屯检查土改的干部可以涉水过河，这是南方河流没有的风貌。“河流”在这里更多的是暖水屯人生活、生存的背景，是小说所写的北方土改或社会进程的载体。《呼兰河传》虽然写的是“呼兰河城”这座北中国冰封土地上沉闷的气息以及芸芸众生的生活。但呼兰城是“呼兰河”边的城，小说第二章就写了“呼兰河”边的生活，七月十五盂兰会“放河灯”、演“野台子戏”。在这里，“呼兰河”是呼兰河城的一部分，如同呼兰城的一条街道、一个集市，这是东北的河。沈从文的作品人们常常用“湘西风情”来概括，无疑他写了很多湘西大山的生活，但他也写了沅江、酉水、澧水等南方的河流生活，《边城》是，《石子船》《渔》《白河流域几个码头》《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也是。在他的作品里，江河不是集市，也不可以涉水渡河，倒是需要供奉或者以身相许。

河流与文学的关系之所以紧密，无疑与人类必须依靠水而生存相关。水是人生存的前提，也是乡村、城市以及社会、经济依赖的重要资源，写人的文学当然离不开人背后的水。从文学与江河关系的紧密程度，文学中的江河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审视。第一类作品是直接书写水与人关系，或者以水为载体为要素的生活，或者因为江河而衍生的职业行业生活。在这一类创作中，常见的有传统或日常的河流生活书写，如与捕鱼、行船、渡口、码头、水运、装卸等等相关的题材。也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以水利施工、水利工程为背景而展开，在排涝、抗旱、治水、防洪、筑坝、修堤等等水利实践中书写人的生活和命运。第二类创作是河流文化层次的书写，祈水、镇水、歌谣、庙宇、造船等等。这一类文本更多的是与第一个层次兼而有之，既有直接的江河生活，也有江河文化。第三类是修辞和象征意义上的江河。一条河滋润一块土地，河流两岸人的命运都与河流相连。但这类文本并不直接把江河作为书写元素，江河只是在文本中若隐若现，或左或右，更多的是地理上的意义和符号。

湖北以河湖密布著名，除长江、汉江外还有众多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细流。湖北文学面对无比宽广的江河世界，在新时期以后四十年的创作中，也做出了许多重要探索。刘醒龙的长篇《爱到永远》是书写水与人关系的一个代表性文本。在三峡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恶劣无常的自然环境下，讲述屈祥和桃叶对爱情的坚守与呵护。属于第一类的文本还有陈应松的小说代表作《黑艄楼》。这是一部典型的描写当代航运或水运生活的作品，作品以诗化的语言刻画四面是水的船工内心世界。以水利工程、水利实践为背景的文本则有邓一光的长篇小说《家在三峡》。作品以三峡工程为背景，讲述三闾镇屈万金、应丘梅等如何理解和接受一个巨大工程对自己的影响，克服外在阻力或内在矛盾，最终与乡亲们扶老携幼离开故土的过程。修辞和象征意义的江河有李国胜的长篇《襄北星火》，小说以新四军遗孤的成长和寻找、证明自己的身份为线索，讲述了一段比河流曲折却与河流并无直接关系的历史，但“襄河”是整个故事展开的载体，是承载人物命运发展的土地。

河流无时不在变化，河流与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也无时不在变化，不同的时代，人与河流的关系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重点、不同的主题，因此，无论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第三类的江河书写，都一直处于不断丰富和探索之中。

在此背景下，我们遭遇到一个新的有关河流的文本，杨尚聘的长篇小说《安澜梦》。长江从西陵峡出来之后在枝江分为两支，一支向南，一支向北，两条河流围绕的是长江第一大洲。在历史上，这个周围一百多里的洲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几十个相邻不相连的沙洲群，沙洲与沙洲之间大水时有较宽水域，枯水时则是浅浅的水沟。随着泥沙淤积和各个沙洲上的农民围垸修堤，各个分散的沙洲逐渐连接起来。这些沙洲如何在历史的河流中连成了一体，人在沙洲形成中经历了怎样的命运，正是《安澜梦》试图解释的。

《安澜梦》的叙事围绕枝洲杨氏家族的历史展开，从公元1356年直到1954年枝洲分洪。枝洲杨氏原本姓张，其开基祖先伏七公从江苏、江西逃难到枝洲，从张姓改为杨姓并与喜洲结婚。在繁衍三百年之后，家族出了第一个进士杨载洲。杨氏与枝洲的关系至此才开始产生重大的关联。三百年前，杨载洲的祖先伏七公参与了把四个小洲连接成一个整体的修堤工程。而杨载洲主导了修复南河月堤和枝洲闸的工程。1935年另一个杨氏后代副堤董杨永川因为溃堤投江自杀，杨永川的侄子杨云青与他的同龄人一起堵住了枝洲上的夹河，将枝洲十三个小垸子连成了一体。另一个杨氏后代杨百里从农民成长为新四军侦察员，并在解放后当上枝洲的区长，在他的手中，围成了人民垸，形成了今天枝洲方圆百里的长江第一沙洲，并参与了1954年枝洲分洪。《安澜梦》在叙述杨氏家族与沙洲地貌改变关系的同时，融入了大量的历史细节、典故传说、风土人情，丹阳城、庚信台、白果树、刘凝之讲经、吴三桂进军江北、剿匪、抗日、策反国民党守军、早期的棉花试验、现代水利技术的引进，等等。在六百年的跨度里，船上、寺庙、县衙、鸦片馆、芦苇林、码头、酒坊，各种人物往来穿梭，历史风云上下翻滚，但沙洲人一代又一代围垸围堤、奋斗发展、与时俱进。

因此《安澜梦》不仅仅是家族叙事，也不仅仅是关于大堤和防洪的叙事，而是一部沙洲的生成史和一部沙洲社会发展史。在江河文学的视野下，《安澜梦》表现了一种宏大的抱负，试图从一个家族的历史去表现河流与人与土地的历史，作家显示出了对历史和人文超乎寻常的熟悉，并往往沉迷于这种地理和风土的熟悉之中，同时也因过于庞大而显得叙述分散、零碎。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杨氏后代对一块土地最好的交代，也是对湖北江河书写的一次有意义的充实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