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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哭之笑之》:“八大山人”之歌

来源:文艺报 | 蔡体良  2019年12月30日08:21

“八大山人”在当代的舞台上,还是比较陌生的人物。江西省话剧团演出的《哭之笑之》将其搬上舞台,颇有久别重逢之感。

《哭之笑之》的舞台文本,被编剧汪浩赋予了历史性、文学性的特质,又蕴藏着能够搬上舞台的丰厚元素,为它的戏剧性创造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该剧的情节并不复杂,它以主人公朱耷即后来的“八大山人”为核心,以述说故事和描写人物相交替,比较完整地塑造了这位艺术大师的戏剧形象。清兵的入侵、家父的遇难、红颜知己的遗散等,朱耷几近穷途末路,在敌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威胁下,只好隐姓埋名,潜居山野,循迹空门……这个悬念性的开场,颇具情节化的意蕴。除了上述开场时的人物亮相处理外,之后的戏剧矛盾的展开、激化等,所有的叙事都是环绕着八大山人“转”的。生活的漩涡、跌宕、推进、周折,该剧不仅呈现了他一生的命运,也折射了当时的历史图景。舞台几乎是动态的,不断转换时空,在张弛有序的创造中,塑造出充满历史感的种种迹影。可以说,该剧以八大山人为核心的人物,向观众述说了一个较为完整、观赏性强、动人心弦的戏剧故事。在当代话剧舞台上,处于舞台核心的人物往往会因故事性、戏剧性的忽视而塑造乏力。恰恰在这个方面,该剧的创作者在两者之间找到了平衡和互补,让整个演出富有历史和文化的底蕴。我们常说剧本是一剧之本,抓好“一剧之本”的头一步,就要“编”得出彩。编出好故事,才能使人物站起来。

话剧舞台上,演员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演戏,就是演人物,就是演人物之间的关系。”《哭之笑之》的舞台上,设置的人物并不是太拥挤、太复杂,比较简朴,相对干净。尤其是“八大山人”的形象,可以说是演出了“人物”,也演出了舞台人物之间的“关系”。剧中的主要角色,从“八大山人”(包括老年的),到穿场搭桥的梁上君子、伶人绿娘、佛家主持弘敏、画商裘琏,以及有名有姓的“三教九流”朋友饶宇朴等,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都以鲜明的个性表现“述说”自己的身世、命运、性格。

剧中,“八大山人”(林翰、驼排饰)的塑造是有分量的。这位悲剧性人物,虽然不是人们视野中家喻户晓的“骚人墨客”,但是极有诱惑力。他的水墨写意画品,构图缜密、意境空阔,是很难替代的。他生性怪僻,带有现代艺术的荒诞派的表现语言。舞台上,“八大山人”时而修行佛法,静坐收心;时而情恋故人,几番魂牵梦萦。每一段戏剧情节,或戏剧矛盾的推进、激发,演员始终挺立在舞台中央,每每遇到关键性的段落、转折的时刻,他都勇于担当,爱憎分明,扭转危局,闪烁着舞台人物的光彩。

《哭之笑之》的舞台创作中,人物语言的应用也是可圈可点。剧中,“八大山人”的悲剧命运,他的狂癫、疯傻的形象,都可以从语言的运用中得到佐证。他每一次出场都犹如带着“一阵风“,为角色增添了不同的气场。话剧演员的台词是很讲究的,是扮演者塑造角色的主要手段。闻其声便可知其人也。“八大山人”是一种“另类”的文人形象,对他的台词处理,与他的身世、生活、职业等都应相匹配和协调。

《哭之笑之》的舞美创作具有独特的风味、古典的风情和空灵的韵味,体现在四个方面:一、舞台设计很简洁。从背景到演区,整体构图清晰,色调明快,十几个舞台的空间场景,组合、位移应用自如。静态和动态的画面,共同推动了戏剧故事的展开。二、舞美的主体结构始终与舞台人物的表演、节奏、调度等相协调。整体演出空间以及景观语言没有与人物角色唱对台戏,也没有与观众捉迷藏,一切的切换都有助于观众的解读、思考,也为观众提供了可以无限想象的审美空间。三、舞台设计者的景观定位大胆打破了话剧舞台“三一律”的时空局限,适度地融入了戏曲舞台来去自由的空间调度,同时又吸呐了现代画派理念,拓展和表现了多方位的艺术视觉形象。四、追求舞台虚与实的结合、写意与写实的交融,借鉴了我国传统戏曲舞台的表现方式,如舞台呈现的“一桌二椅”格局,类似“出将入相”的调度,在给表演者提供更自由创造空间的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韵味。

当然,该剧的舞台创造还有一些可以推敲和改进的空间。譬如,“八大山人”这个人物还可以再适度展开、深入,还可以更写意,或潇洒、浪漫一些。在“哭”与“笑”的笔墨上,可以有一定的倾向性,留给观众更多的选择、思索。 此外,“八大山人”的舞台表现可以揉进一些传统戏曲舞台的元素,如“唱念做打”“出将入相”乃至应用当地弋阳腔的曲调等,适当增添一些历史的、地方的文化元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