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毋庸多言，但是如何理解“三大体系”的内涵，更是我们应该首先思考的重要问题。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绝不是一个逻辑问题，也不只是理论问题，而是思想、教育和文化实践问题。

学科体系影响人才培养

学科体系构建的本质问题，可能与近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当代中国不能出学术大师密切相关。过去人们从观念和思想上对其已有所探究，然而我们也可以作一些形而下的探讨。今天我们的学科分布和归类都趋于细分化，而且越来越细分。我认为目前的学科设置、学科规范和调整方向，不应一直做加法，也应该考虑做减法。学科专业设置不能总是追逐热点，而是要有相对的稳定性。以热点导向来设置学科专业，势必会越来越多，而且等热点过去，学科是否撤销？热点问题不一定得通过设置学科专业来体现，可以用三级学科和专业方向来调整。过于碎片化的学科分类、专业设置以及法规性专业目录的制订，直接影响了学者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视野，甚至影响到了几代人才的培养标准和途径。

在中国文学专业范畴内，王朔曾经谈到这样一件事，有人拿一首李白的诗问某一个李白研究专家，希望其解释一下这首诗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内涵？该专家回答说我不太明白，因为我研究的是李白前期的作品，这个是李白后期的作品。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在有些研究领域却是普遍现象，甚至常常因为超越或偏离了所谓的专业范围而导致研究生毕业论文不被通过。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历史，文学学者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学习的往往是断代文学史。我们将相对漫长的文学时代做了越来越详尽的划分，包括先秦文学、唐宋文学、明清文学乃至现当代文学等。不同的老师讲不同时代的文学，缺少知识的整体性和思想的连贯性。国外大学的文学教育与研究则多没有做这种划分，很多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具有一种贯穿始终的全史观念。这种学科的细分通过学科目录的制定而加以法规化，成为一种学理和制度的制约。这对于中国学界大师的产生，是否形成了一种知识性的限制？

民族性与人类性不可或缺

在从形而下的角度对学科专业的细分化导致学者知识断裂的可能性进行探讨之后，我还想谈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即我们如何理解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构中的中国特色和人类意识的关系问题。我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化系统，是为了更好地与世界对话，去丰富世界，进而影响世界。中国特色不同于“中国国情”，应该包括世界性和人类性。如，孔子学院的发展战略和最终目的就是用中华文化丰富人类文化、融入和发展人类文化。从孔子学院建设的某些具体实践中可以看到，如何在体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体现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可以做进一步的思考和调整。

中国特色和人类意识，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替代和取舍关系，而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中国特色？其目的是用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给世界提供解决全人类问题的途径。我们的学术体系不是自成一系的、封闭的、孤立的，而是开放的。开放的体系不仅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更应该向世界、向全人类开放。要想让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产生世界性影响，其内涵必须包含人类意识。

学科和学科体系概念不是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而是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来的。中国传统的学科划分较为简略，或以“六艺”，或以“经史子集”来划分。至于具体划分为多少个学科、门类，几乎没有对应的体系。今日设置的学科，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接受现代学术体制、学科体制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学科概念本身就体现了世界性。学术研究是人类的思想活动，是知识的积累、思想的创造，同时又是在不断检验知识和思想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人类学术史上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不等于自我构造和构造自我，我们构造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性的学术思想体系。所以，在这一体系的建构中，我们绝不能以封闭的、纵向的思想资源作为我们唯一的支持，应该考虑将横向的思想资源也作为我们的思想资源之一，或者作为参照。

正确对待研究中的个性特征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和学术体系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历史性、科学性、逻辑性，而在不同的学科里又有不同的特点。在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中，除了这几个特点之外，还应具有自己的特点——个人性。这种个人体验的丰富性，情感的魅力是最容易与人类意识相通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不是强化二元对立的文化观，而是要以中国特色丰富世界，并且努力引领世界，因此我们不能缺少人类意识。思想文化界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尚缺少更多、更深入的阐释。我们大多把这一理念局限于外交思想、国际关系领域中，但我认为其在实质上说出了在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建构以多元一体、合作共赢的人类意识为基本框架的新全球化理念。这样的理念，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构要努力达到的最终境界。

以我从事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而言，不仅要有中国特色、人类意识，还要有个人性。个人性是其鲜明的特征，可能比其他学科表现得更为明显。遗憾的是，某些学术评价体系并没有给予中国文学研究相适应的评价机制，我们仍然采用一般的量化考核规则，这也是教育部最近特别强调破“五唯”的原因。现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仍处于量化状态，但某些学科并不一定适合量化，更不能将量化极端化。如在一些学校，量化考核规则规定发表的理论性文章，如果是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就必须发表在“理论版”，否则不予承认。即使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学评论版”也不能算作相应的学术成果。这样一种极端化、模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几乎没有考虑到不同学术体系的不同特质。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逻辑性建构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也是一个内容问题。逻辑是学科内容的形式化反映，是一种结构性产物。目前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构建，在逻辑化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非逻辑，就是能把一种人们不太认同的理论，用完美、深奥的逻辑阐述出来，还能自圆其说。非逻辑实际上是一种负向逻辑，它对于培养人的思维方式不具有积极作用。二是纯逻辑，是一个典型的形式主义研究，其话语表达方式、体系建构上完整严密，但内容是常识性的和反常识性的。当前文学研究中就存在这种过度哲学化，甚至可以说玄学化倾向。正如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所说，真正的学术应该用人人都懂的话说人人都不懂的道理。当前文学研究过于逻辑化、非大众化，体系上虽然完整，但思想上空洞，而且造成了普遍的接受障碍。文学就应该是文学，不应过于空洞地逻辑化。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各有特征，学科体系需要固定化，具有公共性，而学术体系应个性化、具有创新性。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我们要做的工作不是简单地将政治概念套用到学术研究之中，而应从学术研究中阐释政治逻辑和政治理念，这是党和国家赋予我们这些专业知识分子的岗位责任，我们一定要坚守和完成这一职责任务。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