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上世纪初期现代文学发轫伊始，如何以文字力量唤起人性尊严和民族情怀，一直是知识分子不懈追求的文学理想。在启蒙信念和鲁迅乡土题材小说的模范作用下，展示乡村生存残酷、人伦陋习、封建礼教弊端等批判作品陆续涌现，并在长期的情绪收缩、主题深化中，沉淀为以挖掘国民根性为核心的乡土母题，并成为检验“文学性”的尺度之一而得到保留。然而，正如王晴飞和何平所指出的，当我们站在网络文学时代重审历史时，不难发现，新文学作为横向移植的精英文学，“是以作家、编辑和专业读者为中心的‘寡头’式文学”，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实现大众性和草根关怀，是值得再商榷的。

进入90年代，大众文化的潮流风靡世界，在跨越国家、阶层、文明的各个领域表现出高度的活跃性和发展空间，与新时代的审美倾向相互渗透、彼此成就。马季认为，网络文学膨胀式发育的背后，“一头连接着席卷全球的媒介革命，另一头连接着本民族文化心理和传承方式”。换言之，中国网络文学一方面与美国好莱坞电影、韩国电视剧、日本动漫等共同享受着科技革新的红利，以新型传播形式和现代化内涵构成了大众文化的一条分支；另一方面，它在媒介性以外的文化层面上，或隐或显地关联着本国传统精神的血脉，既背负着重振文学理想的期待，又以个体经验投射出当代社会记忆和“集体无意识”，即黎杨全所说的“网络社会来临后的社会心理、文化习性与意识结构的深刻变迁”。前者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写中国故事”的呼声中，以“现实主义网络文学”的面貌得到初步实现，并逐渐转化为部分网络文学作家的自主创作追求；后者则因其表现的不自觉性、间接性和碎片化，而更多地进入到网络文学批评的视野中，成为一种“借网文内容，观照网络时代生存境遇”的鉴赏模式。

乡土题材正是在网络文学走向“严肃”的环境下获得了转型和拓展的可能。长久以来，纯文学对民间的暴露写作都是围绕着古老的人性原欲、保守的权力结构、封闭的蛮荒精神所进行的，这种超越的、寓言式的深度研讨既是对作家能力的验证，更是对读者文化层次的一种挑战和筛选。而正如马季在《网络文学的泛文本与分众化阅读》中指出的，“传统文学是作家的文学，网络文学是读者的文学”。随着网络文学的遍地开花，文学准入门槛大幅降低，读者群日益宽泛和多元化，对乡土的描绘和思考也在网络文学作品中进入到另一种更直观鲜明、与时俱进的表述之中，被全新意义上的“大众”所关注、接纳，在某种程度上重提了乡村启蒙的文学任务，实践着乡土母题的当代延续。

《我的塑料花男友们》从中产阶级女性的视角出发，通过谴责上流世界的奢靡虚伪，感慨底层群体的愚昧麻木，构建出一幅虚实相生、美丑共存的社会图景，揭示了当下普遍存在的婚恋困境与观念谬误。其中，女主角年子凭借着透视眼的异禀天赋，洞察爱情背后的利益真相，并借此巧取富人之财反哺乡村教育、改造封建思维，在反类型化的情感书写中兼顾市场取向与现实关切，以紧随时事、贴近民生的素材选择和叙述口吻，呈现出复杂而多样的乡民“穷横”面目，并为留守儿童问题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解决方案。小说以物质过剩的上层社会作为参照，从对“出走前”留守女童、“出走后”都市男女的群像塑造中，重点勾勒出乡村重男轻女思想风行、长辈势利守旧而新生代眼界狭隘、城乡间认知脱节等灰色景观，在大量事件陈述、对话罗列、心理活动描写的辅助下，呈现出一幕幕有别于理想化故土幻梦，或沉重道德审判的鲜活农村剧。其朴拙而平直的表达、点到即止而条理清晰的社会思考，以及直接的褒贬定性、刻意的轻松化处理，都为提高普通读者的审美接受、扩展文学效应而发挥了具体作用。

一方面，作品以抓婚外情的外表，包裹对乡村留守儿童的救助意识。除却早已成为共识的农村生育和教育问题外，小说还展开了对乡镇青年沉溺网贷、“物质填鸭”式养育手段、打工家庭结构混杂等乱象及其成因的调研，并以女主角“劫富济贫”、杨姓夫妻建立“课外作业室”、男二组织“慈善基金会”、程序员协助创办“网络录播课程”、出版商策划“捐募旧书”公益活动等情节设计，构想出一整套“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式的、从个人捐赠到专业化团队管理，再从零散的志愿者互动到全局性的政府带动，同时线上线下配合互补的全社会联动慈善方案。乡土面孔在传统文本中的厚重气息和芜杂特性，被网络小说消解、切分为扁平的现象组合与拾级而上的经验系统，成为一面可被总结概括、被分析处理的事件拼图，其昔日的宏大性和神秘性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市民阶层所特有的、形而下的时效性追求和实践性倾向。

另一方面，小说从由乡入城、跃迁中产的“出走”典型入手，以溯源手法挖掘其光鲜表象背后的原生家庭压力与婚恋负担，为“扶弟魔”“凤凰男”等冷漠的社会填充上饱满的性情内涵。作品首先树立起柏芸芸的坚强独立新女性、赵理想的开朗上进技术员形象，随着行文深入，观察的笔触逐渐窥探到二者在城乡间夹缝求存的尴尬处境。作为农村家庭的长女，柏芸芸素来被束缚在义务帮扶弟弟的道德绑架中，难以自由追求个体幸福；而承担着长子身份的赵理想，同样受困于血缘关系所施压的经济榨取中，既深以家族落后思想为耻，又无法摆脱传统宗族观附加在男性角色上的“责任”标签。

《我的塑料花男友们》对社会即时风向的敏锐捕捉和积极发声，展现出乡土面貌在当代语境中的延展弹性和潜伏姿态，以及作者急切于“拨乱反正”的文学介入欲望、社会功利意识。其笔下的乡村已不是浪漫的纯粹净土或闭锁的蛮夷之地，也不再是被现代都市所异化、污染的受害者，而是自有一套生存发展逻辑，并以此反向吞噬城市活力、阻挠新潮力量的潜在威胁。这是一种基于城市中心观而建立的、有别于乡土想象惯性的另类言说，它与网络文学本身的商业性、产业性特质，及其以中青年市民为主体受众的特点直接相关。

作者以“留守者”与“进城者”的具体形象，搭建起城乡、新旧之间的内在文化关联；同时，城乡二者的认知错位和理念矛盾也得到不自觉的暴露，为平面的乡土百态增添了批判性张力。当乡村通行的“唯分数论”与城市推崇的“素质教育”发生龃龉、兄友弟恭的传统伦理观试图侵犯个体独立性时，乡对城的无度金钱索取和恶意同性倾轧，使城乡交流的多重可能性被无限简化、固化到冰冷的资源争夺层面，化为当代拜物主义的一道缩影。当平权读物因过于高深玄奥而无法在乡村普及、二胎政策因其片面性而加剧了乡村的重男轻女局面时，城对乡的态度正如外出务工者对待留守孩子一般，只知盲目施予物质而忽视其精神需求、素质培养，反而深化了城乡间的误解和割裂。由此，乡土形象在直接粗暴的价值观博弈中得到明确的厘清和落实，城乡问题背后的深层历史渊源、结构关系被消融在极为清晰具体、近似于生活实录的经济冲突和丑陋嘴脸之中，各角色沦为承载观点的“扁平人物”，而文本则呈现出一种可观、可知、可感的本土性，大大削减了审美感知难度和解读多样性，同时相应地提高了读者在解读过程中的“代入感”与“爽感”体验。

客观来讲，《我的塑料花男友们》对留守儿童等乡村问题的探讨和处理尚嫌虎头蛇尾，价值观输出的形式过分直露，与爱情主线的接驳也较为生硬勉强。可以说，作者对乡土题材的格外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融入“现实主义”宏流的目的，从而作出的某种战略性选择；小说所表现出的，对传统民间想象的解构和再阐释，也只是文学在“大众”身份转变这一新语境下所作出的不自觉反应。正如韩少功在《哪一种“大众”》中所言：“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定义为中产阶层的群体已经由原来的百分之五扩展到百分之七十甚至更多，……一个优裕的、富庶的、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大众正在浮现。”以及南帆在《后革命的转移》中补充的，随着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赖以定位的经济基础发生改变，“大众已经不是阶级意义上的大众，而是市场意义上的大众了。……民主、人民和市场都在‘大众’这个术语之中汇合。”文学体内潜在的商品属性一旦被新型“大众”观所唤醒，加以媒介和政策的扶持协助，文学作品的商业性和产业化发展便会成为主流趋势，而传统的创作题材、结构模式与批评体系不得不受到历史的重审与新时代的磨合，“启蒙的意义和形式也将改写”。就该层面而言，网络文学的市场主导性与唯读者论，可以说是一种民间与资本结合而成的智慧和实验性突破。根据美国大众文化学家约翰·费克斯对“大众/群众”的区分理论，大众并非被动无助的“文化傻瓜”，而是一股利用文化产品来躲避，乃至反抗官方话语权压制的狡猾力量。以上论断虽是针对西方文化局势而发，但也从某种视角，揭示出中国网络文学作为大众文化所具备的能动性和长期活跃的潜能。

然而，要实现我国网络文学的良性发展，文学主体必须兼顾其“媒介性”特点与坚守“文学性”原则。正如李婧婧在《一场文学之间的角力》中指出的，网络文学不以题材或手法来实现定位，而是以传播媒介加以命名，但“传播媒介并不能成为文学本身”，单纯强调其传播形式的功能意义，便有滑入决定论窠臼的危险。早在《网络文学再思考》一文中，龚自强就明确提出：“当下的网络文学不具有独立的审美规范……只是借助于网络这个载体去阅读传播的文学类型。既然这样，网络文学就应该接受一般的文学作品审美尺度的检验。”作品的“文学性”审美尺度，是一个宽泛且开放的领域，但也始终包裹着一部分被共同认可的文化主题和价值取向；在当下新旧碰撞的文化格局、逐渐收拢的文学走势之中，“乡土”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传承性、回溯意味和民间指向，决定了它必然备受“现实主义”呼声的青睐，或将重拾“文学性”检验标尺的历史角色。只是此时的乡村面目，已随着“大众”的阶层转向，及其追求高效阅读、渴望自我认同、要求“三观正”等期待视野的流变，而走向碎片化和符号化，其普遍落后性不再具有隐秘而深厚的根基，而是赤裸地呈现在便于理解消化的事件、对话或主人公的心理独白中，成为在教育程度、经济水平、思维逻辑等层面与城市相对立的一面旗帜，并为城市的自我确认提供了对照面。

《我的塑料花男友们》对乡土题材的大胆涉猎和独特言说，对当代乡土文学的“精英化”转向形成了某种反抗力量，为“乡土”母题补充了新时代语境下中产阶层视角里的城乡关系。该作对“观念病”的探寻和改造欲望，表现出一种对传统启蒙观的回归；而其对农村横断面的聚焦、对社会现实的介入，以及由此形成的乡土新想象和社会效应，又体现出网络媒介与平直写作形式所带来的、新文学所无法兑现的启蒙“大众性”。一方面，网络文学在玄幻、穿越、游戏等全新非现实主义题材上的独创性和先锋性，扩展了传统文学的表现世界和形象序列；另一方面，该小说将传统题材与网络文学模式相结合的写作实验，既展露出网络文学在被收编过程中的过渡性迷茫与挣扎，又为“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可能的范式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