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奇气灵光兼有之:缪钺致钱鸿瑛论学函札百封

来源:文汇报 | 常方舟  2019年12月18日09:18

缪钺工作照

1953年钱鸿瑛就读北京大学三年级

缪钺比钱鸿瑛年长二十六岁,为其学长且成名颇早,在史学和文学领域俱有开拓性著述,故通函之初钱鸿瑛即以学生自称,当时她刚调入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不久,未有独立撰著,也未获职称,而缪钺亦爱才,以知音激赏之,两人的交谊遂成为词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缪钺 (1904—1995),字彦威,江苏省溧阳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1924年因父殁辍学,历任国文教员及多所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后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编著有《元遗山年谱汇纂》 《诗词散论》《读史存稿》 《杜牧年谱》《杜牧诗选》等,工诗词,擅书法,其旧体诗词创作曾结集为《冰茧庵诗词稿》,是文史兼长、声名卓著的大家。由缪钺先生文孙缪元朗主持整理、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的《冰茧庵论学书札》曾收录缪钺致师友故旧书札数百通,收录缪钺致钱鸿瑛书札二十一通。去年,《词学》杂志刊发《缪钺致钱鸿瑛论词书札二十二通考释》,对新见的二十二封书札进行了系年。笔者近日因协助钱鸿瑛先生整理函件,承蒙钱先生惠示缪钺先生亲笔书札百封,其中复有五十七封为商务印书馆碎金文丛及《词学》刊发者所未及。伏读百封书札,又得向钱先生询悉往事,深感前辈学人治学谨严之余,其高风亮节亦足为士林轨范。比照 《缪钺先生编年事辑》以及碎金文丛所收其他论学书札,不少学林轶事的来龙去脉也更为明晰,书札文字虽不过吉光片羽,不足以还原历史情境之万一,亦得窥大方之家朴厚雍容之态,故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缪钺先生与钱鸿瑛先生通函及交谊始末,冀望复现两位词学大家十年通书论学之情境以惠同学。(为行文方便,以下对前辈学人的尊称暂从略)

钱鸿瑛,1930年生,浙江慈溪人,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因院系调整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她爱好古典诗词,曾取名 “江枫”间从龙榆生先生学词,虽有诗词创作,但主要是希望体尝吟哦甘苦以服务于词学理论研究。1982年她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古典诗词研究工作,主攻词学研究,著有 《周邦彦词赏析》 《周邦彦研究》《词的艺术世界》《梦窗词研究》《唐宋名家词精解》 《断烟离绪——钱鸿瑛词学论集》等。钱鸿瑛曾撰《缪钺先生与古典诗词研究》一文,指出缪钺兼具诗词学家之才与历史学家之识,并对其诗词研治的总体学术成就作出了客观的高度的评价。据笔者所能见到的书札及相关文献资料,1983年至1992年十年间缪钺与钱鸿瑛通函不绝,每月至少计有三到四封往还书札,考虑到函件尚有遗失及残损者若干,其总数当在一百二十余通以上。缪钺致钱鸿瑛的百封论学书札中,双方就词学、词人、词话等诸多学术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亦有诗词酬赠、感时述怀等生活写意,为增进了解两位词学大家日常学术工作和学习生活提供了丰富而不失鲜活的史料。

缪钺与钱鸿瑛的通函始于1983年,此前两人并不相识也未曾晤面。1983年1月29日,钱鸿瑛首次致函缪钺,表示对缪著《诗词散论》喜爱有加,当属论词著作中卓著者,并与缪钺畅论古典诗词研究心得。《诗词散论》为抗战时期缪钺任教浙大时所撰,1948年刊行于成都,惜建国后该传本殊不易得,1982年11月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付印。钱鸿瑛曾在文学所古典文学研究组负责人龚炳孙处阅读此书一过,但仍希求可获缪钺题赠本,以此为契机,两位学人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通函论学。缪钺比钱鸿瑛年长二十六岁,为其学长且成名颇早,在史学和文学领域俱有开拓性著述,故通函之初钱鸿瑛即以学生自称,当时她刚调入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不久,未有独立撰著,也未获职称,而缪钺亦爱才,以知音激赏之,两人的交谊遂成为词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缪钺曾对钱鸿瑛表示,“称我为师,我既很高兴,而又不敢当。我原意与你互相切磋”(1985年1月16日函),而据碎金文丛所收缪致钱第十五通函(1987年8月5日函),缪钺对钱鸿瑛的称谓始从“鸿瑛同志”改为“鸿瑛吾弟”,而在其生命中最后几年疾病缠身的岁月里,他也非常认可这位 “亲密弟子”(1992年3月7日函)。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两年多的通信论学,在未及晤面的情况下,缪钺即为钱鸿瑛《周邦彦研究》撰写了六千多字的长篇序文并题签,这在缪钺中晚期的学术生涯中亦属稀见,其中既有缪钺有意奖掖后学、爱才生才的大家风范使然,也有两位词学大家论学旨趣契合投缘的因素在内。

钱鸿瑛著《周邦彦研究》

据此前业已公开刊发的书信及 《缪钺先生编年事辑》可知,四川省杜甫研究会曾于1984年4月在成都举办 “杜甫夔州诗学术讨论会”,缪钺写信邀请钱鸿瑛参会,原本将成为两人第一次晤面的重要机缘。不料因临时抱恙,钱鸿瑛未能赴会,两人的首次晤谈也迟至1986年4月才得以实现。而在新见书札中,缪钺书及此中周折曲致更为生动,平添了几分从前慢与相见难的况味。 “接到你4月20日的长函,反覆阅读,心中感动,凄然欲涕……会期之前,我一直盼望你来到成都,可以晤谈论学。23日晨,我到草堂,向学会秘书处索阅到会者名单,没有你与万先生 (按:万云骏),我想,可能是迟误于途中,希望第二天能见到你。24日上午,大会发言将毕,听说万先生已经到了,我急忙到他住房中去看,同来者数人,独不见你。我问万先生:‘钱鸿瑛同志是否一路同来?’他说: ‘钱同志本拟同来,船票已买得,临时生病,只得退票。’然后,他将你送我的书交付。我感到怅悒凄凉,半晌无语。万先生又说:‘你如果有东西带给钱同志,可付我转交。’第二天,我就将为你写的横幅交给万先生……从你的来信中,知道你为实现成都之行尽了极大的努力。退船票后,仍设法买得车票,想扶病来蓉,到车站后,终因体力不支,只得再退票。你的坚毅之力,肫挚之情,使我十分感佩。”(1984年4月27日函)直到两年后,钱鸿瑛再次受到杜甫年会的邀请方才有机会去到川大参会并拜访缪钺,两人并就下一阶段的科研计划等内容进行了充分的晤谈。

钱鸿瑛1982年3月调入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后,4月即拟定撰写 《周邦彦研究》的规划,此后断断续续生病,导致该书的写作过程相当艰辛。不过,每完成一章书稿撰写,她都会誊写过录一遍,再将清抄稿寄给缪钺审读。缪钺时以八旬高龄在川大从事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却仍抽出空闲时间为之校改,并提出详细的批注意见。除为《周邦彦研究》一书撰写序文外,缪钺还为该书出版事宜积极筹谋奔走,前辈学人的风义笃厚尽见于书信往复文字之中。1984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表示愿承印 《周邦彦研究》一书,缪钺 “闻之甚悦”。1986年3月,缪钺为该书所撰序言初稿完成,7月又寄赠封面题签。然而,1987年5月,广东人民出版社表示书稿将延期出版,缪钺获悉此事后颇感不平,并在书札中代拟应对出版社的回覆之语。此后,为 《周邦彦研究》书稿出版一事钱鸿瑛曾多方接洽,先后联系过如香港商务印刷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等,但收效甚微,书稿出版一事仍有搁置之虞。缪钺始终挂念此事,在1987年10月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推荐此书,又在一个多月后致信该社古编室负责同志追问落实情况。虽因出版社出版计划延宕及事业单位转型等原因再度受挫,缪钺仍多番宽慰钱不必焦虑,并表示将 “再为探询愿承印的出版社”(1987年12月20日函)。1989年,缪钺《冰茧庵序跋辑存》正式出版,收录 《周邦彦研究序言》一文,有意为该书“预作宣传”,并以此为契机亲自致函岳麓书社推介付印此书。直到1990年1月,缪钺仍在为推动 《周》书的出版不懈努力,建议借由已刊发的 《周邦彦研究序言》“即将刊行问世”等语再向相关出版社进行质询。1990年6月,在出版方面屡屡碰壁的书稿兜兜转转终于通过广东人民出版社顺利出版,缪钺亦为之欣悦:“此书刊行,你在词学研究上之功力与才华将为世人所共赏,而对周邦彦有一个全面公正的评价。”(1990年3月25日函)也由于 《周》书出版经历的诸多波折,此后钱鸿瑛曾欲撰著 《秦观词赏析》,但考虑到出版事艰而有所踌躇,缪钺即在数通函信中表示成稿后将代为征询中州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等机构的熟识编辑,劝勉其安心写作,打消其后顾之忧,令其始终铭感肺腑。缪钺还曾为钱撰 《试论宋词在文学史上之地位》等论文发表事多次致函多家期刊编辑,并关心钱在文学所的职称晋升问题等,其急公好义、成人之美的崇高品性可见一斑。

1992 年9月27日缪钺致钱鸿瑛函复印件

两位学人之所以能够持续多年通函论学并建立起深厚情谊,有多方面的综合原因。缪钺和钱鸿瑛两位词学名家的同气相应首先建立在双方对词学艺术抱有共通见解的基础上,他们都主张遵循艺术创作与鉴赏的客观规律,对在多年极“左”思潮影响下将政治标准凌驾于艺术标准之上的词学理论倾向进行反拨。缪钺多次提到论词重思想内容和轻艺术风格导致的弊端,从而引发论词“尊豪放而轻婉约”的偏见,钱鸿瑛曾撰文反对将周邦彦、姜夔贬作“形式主义”、 “格律派”(《婉约词散论》)。在尊重文学史事实的前提下,他们都强调婉约词是词史的主流:缪钺指出,“即便是南宋的爱国壮词,在慷慨激昂中仍隐含婉媚要眇之美”; “从整个词坛的情况看来,内容还是以婉约为主的” (钱鸿瑛《词论四题》)。缪钺论词推尊王国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的论断,并以 “深美闳约”四字概括词的特质(《缪钺说词》),钱鸿瑛也从李清照 “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出发,分梳 “诗庄词媚”的文体特点,指出词是以工致语言反映狭深主题。此外,钱鸿瑛之所以择定周邦彦词加以精研,其出发点也是着眼于周词在文学史上所具有的特出地位,而并非出于个人词风之好尚:“当时选清真,不是因为最喜欢他的作品,而是认为有代表性”(1984年7月24日钱致缪函,未刊底稿)。而缪钺亦视周邦彦为词史发展历程之枢纽人物:“唐宋至清,词之大变有四:一、柳永、二、苏轼、三、周邦彦、四、王静安”(缪钺致曾大兴函,1990年6月26日)。对词学宏观发展大势作出的近似判断和把握,是缪、钱论词意气相投的重要前提。

其次,两位词学名家皆持论宏通,主张治学方法当融贯中西。钱鸿瑛之父钱功甫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外文系,她自小受到父亲影响,喜读英文,考大学时填的十三项志愿皆是外文系,却因当时就读于浙大外文系的二哥钱鸿嘉(后为知名翻译家)的一句戏言将第一志愿从清华大学英语系改成了中文系,并最终录取。在分配工作时她之所以选择上海外国语学院也有圆梦外文系的考虑,所以她说自己是“受中西两种文化培养出来的”。而早在80年代,缪钺妹夫杨联陞即从国外寄赠西文书,缪钺也在论著中大量化用西方理论观点(《缪钺先生七十年学术生涯述略》),后虽因年事已高和身体状况不便远行,但在与叶嘉莹合作撰著《灵谿词说》的过程中,对叶嘉莹 “多读外国书,能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以评析中国诗词”的实践表示由衷钦赏。他还曾多次在信中建议钱鸿瑛有机会出国讲学或访学,并鼓励自己招考的博士生出国开会和深造,甚至代为设法筹措资金。缪钺之所以推崇王国维《人间词话》,也是由于“王静安融会康德、叔本华之哲学美学观点”乃别开生面之举(1989年11月缪钺致施议对函),因而在词学发展史上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体现了前辈学者不拘成格、会通中西的研究范式。

第三,缪钺与钱鸿瑛在坚持独立思考和砥砺坚忍治学精神方面亦有颇多相感呼应之处。缪钺表示, “钦慕顾亭林、汪容甫,并非因其‘经学’,我所钦敬的是他们特立独行的精神”(1987年4月27日函)。其与叶嘉莹开展学术合作,曾拟汪容甫(汪中)与刘端临 (刘台拱)之会以相期。他不仅手摹汪中以训诂考据之学求索义理的治学之方,而且也心追汪之狷介赤诚性情: “容甫孤怀处世,落落寡合,而对于学识卓出之友如刘端临、王怀祖等,亦均能肝胆相照”(1983年8月20日缪钺致王勉函)。他多次强调,“作学问要有独来独往的精神”(1986年11月27日函),显示出对学术独立精神的向慕。起初,钱鸿瑛即在信中自陈为人“性情孤介,不喜跟随世俗趋势”,而缪钺对钱独抒己见、不人云亦云的学术品格表示过诸多赞赏和鼓励: “我们虽然从未晤面,但是自你的书札中,可以看出,你是一位有灵心睿感并且能深思独立不惑于流俗的人”(1983年2月24日函)。经过川大晤谈后,缪钺对钱鸿瑛的品格了解也更深一层,“你的耿介拔俗之操与苏词中所描写的‘孤鸿’有相似之处”(1987年10月5日函)。由是,缪钺在所作 《周邦彦研究序言》一文的结尾,特为标举此点: “作学问是贵乎能够特立独行,深造自得的……钱君近数年来与我通函论学,经常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既不肯守一先生之言暖暖姝姝以自足,更不肯随时俯仰以取悦于流俗”,这段文字也是对钱鸿瑛多年来踯躅向学的褒奖嘉勉。他还曾在信中叮嘱,倘若 《广州日报》打算发表序言节录时还请务必保留此段(1990年11月13日函),不至抹煞其特为表彰的一片苦心。他尤其看重钱鸿瑛对诗词赏析具有的灵动词心: “你对于诗词欣赏,具有灵思锐感。”(1984年2月22日函)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为钱鸿瑛的科研工作创造有利条件:“我祝愿你身体健康,学业精进,我将尽力支持护惜你。茫茫人海,生才实难,望自强不息,德业日新也。”(1986年11月30日函)缪钺对招收的博士生、硕士生乃至校外单位前去拜访求教者皆谆谆教诲,多有提携,因其有意尽己所能树植人才、弘扬学术:“方今世风趋利,文化消沈,多培养些读书种子,庶几可以承先启后。”(1991年10月24日函)亦视钱为读书种子也。

缪钺晚年留影

1981年,出席杜甫学会会议时叶嘉莹(左)与缪钺(中)、金启华合影(转引自《中华读书报》)

在缪钺自陈词作风格步武晏几道和姜夔之前——“自度才性所近,受晏小山、姜白石沾溉者为多,然亦不欲以此自限也”(缪钺《冰茧庵词说》,写于1983年4月,未刊手稿),钱鸿瑛即敏锐感知缪钺诗词“有白石的风格、义山的情韵”,被视为“造微之论”(1983年3月20日函),显现出对词作的机敏直感。不过,在诗词赏析方面,两位学人亦有天性禀赋和治学路数上的不同。钱鸿瑛重词心灵感,自言“不喜考证”(1983年3月20日函),而缪钺兼具文史之才,其诗词研究多得益于乙部之学,主张用文史互证之法研治学术,究心古人年谱之学,所撰如《〈遗山乐府〉编年小笺》《杜牧年谱》等皆将作品与作者生平际遇相勾连,未曾凿空立论,故其议论皆精密质实。所以他曾分享自己的治学经验,建议钱鸿瑛多读王国维、陈寅恪之书:“从上月数日谈话中,我对你更有深一层的了解。你很有才情、识见,但是学力尚欠深厚。你今后应当发挥所长而弥补所短。我劝你多读王静安、陈寅恪两先生之著作,对你将有很大的启发之益。”(1986年6月6日函)认为唯有将作家作品置于具体的时空语境之中,方能不滞于虚,斩获精义,但他也反复强调,考证只是方法和手段,切不可本末倒置,为考据而考据,因此他虽服膺戴震和章学诚,对高邮王氏等则持有保留意见。

众所周知,缪钺曾与叶嘉莹合作撰著《灵谿词说》。钱鸿瑛也曾提出与缪钺合作撰写一部词学论著,缪钺亦表赞成,可惜因种种原因终究未能实现,不得不说是一桩憾事。先是,缪钺历任中学国文教员、师范学校国文教授,抗战期间受聘于浙江大学中文系七年,又应华西大学之聘,任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后改任历史系教授,其科研工作和招收学生亦从古典文学转向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但是,兼治文史且不辍吟咏的缪钺仍常思古典诗词专业的学生有以教之,只因受到学科划分跨系招生规定的掣肘而未能如愿。上世纪8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曾联系缪钺修订其早年 《杜牧诗选》,但此事因无古典文学专业的学生从旁襄助而一度迁延。缪钺与钱鸿瑛就古典诗词研究诸题的通函,某种程度上不啻是他长期以来想要传授古典文学心愿的履践,或许也曾些许减少他的遗憾。

缪钺偏重晏几道词,亦喜其为人之坦荡而不世故,认为在钱鸿瑛有相似之处:“我常觉得,你的为人与晏小山相似。‘文章翰墨,自立规模,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此其可贵者也。‘既信任,终不疑其欺己。’则未免过于天真。”(1989年11月26日函)钱鸿瑛曾指出缪钺《读〈柳如是别传〉诗》“实质方面多些,欠空灵蕴藉”(1987年1月6日函),缪钺亦在覆信中为之细密诠释。缪钺曾思考常州词派 “以无厚入有间”当作何解的命题,并就“何谓‘有厚入无间’与‘无厚入有间’”(1987年8月5日函)这一问题,当时曾分别致函杨联陞、叶嘉莹和钱鸿瑛,在捕捉其学术思考轨迹的同时也凸显了师友论学之益。缪、钱两人皆胸襟宽广,亦复坦诚相待,互为诤友,通函中亦可以见出二人切磋琢磨、恳谈相长之意。钱鸿瑛曾撰 《试论孤独者》一文,就鲁迅塑造的魏连殳形象畅论知识分子的时代个性,显现出对知识分子命运及前途的深刻求索。如前所述,因当时学术出版事业颇有趋利之风,缪钺伤感于“士之不遇”,屡屡安慰钱著当如 “精金美玉”不致淹没。他对钱鸿瑛的赏识超拔也出于引为同调的深沈之思: “我之所以能赏识你也并非偶然。我由于多年教书育才之经验,从你的来信与著作中(虽然那时尚未晤谈),已经看出你的特立独行的品格与学识,这正是我所欣赏的,所以决心奖勉帮助你使你成名,如卞和观璞而识荆山之璧。” (1990年1月16日函)在出版《周邦彦研究》之后,钱鸿瑛本拟撰写 《秦观词艺术探索》,但考虑到秦观词的研究成果已很丰富,遂决定转向当时仍少人问津的吴文英词研究,并最终撰成 《梦窗词研究》一书,原因即是周邦彦词为北宋词之集大成者而吴文英词为南宋词中最富丽精工者,亦可见出其踽踽独行的向学之志。对此,日本著名词学研究者村上哲见也曾对她迎难而上、锲而不舍的研究选择和治学道路表示钦敬。缪钺所给予的鼓励和扶持也有基于此:“希望你有坚强的毅力与旷达的襟怀。我平生向慕陶渊明、顾亭林之为人,即在此点。”(1983年3月31日函)志同者亦复道合,德不孤者必有邻,两位学人用实际行动坚守和践行知识分子的崇高风骨和坚韧品格,成就了词学史的一段美谈。

目前所能见到的缪钺写给钱鸿瑛的最后一封亲笔书信署于1992年9月27日,缪钺在此信中写道:“近来智力日衰,思考迟钝,本来原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写不出来了。请原谅。”此后,缠绵病榻多年的缪钺先生于1995年1月6日与世长辞。缪钺附函寄赠钱鸿瑛《论词》诗有云:“论词悬拟最高境,奇气灵光兼有之。玉宇琼楼饶远想,斜阳烟柳寄幽思。由来此事开襟抱,莫向瑶笺费丽辞。察物观生增妙趣,庭中嘉树发华滋。”用来为两位词学家十年通函论学作结,谅为允当。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