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古典时期的学术研究以追求真理、追求崇高为最高旨向，对学术虔诚、敬畏甚至可以殉道，其学术精神是神圣的。在新时代，学术精神理应回到学术研究最原初的语境，以唤起学术精神的真正回归。学术研究应消除成见，不偏狭于对现代性的祛魅。学问的至上律令开启智者初心的声音和回响，倾听和被倾听同样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合二为一。学者何为？学术研究何为？让我们回到最原初的问题，来剖析学术精神的本真意蕴。

第一，批判性的反思精神。学术精神理应回到最原初的语境来审视，批判性的反思精神是其最基本的精神维度。“离开了批判，我们就会被意见或习俗控制。”苏格拉底用与青年对话的形式开启了学术研究的绝对求知状态。这种绝对求知状态是抛开世俗眼光的自我救赎，无所畏惧地爱智慧，是出于对理性本身的好奇而求知，从一开始就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苏格拉底以寻找真正的世界本源和万物之本为己任，又敢于对信以为真的知识说“不”。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人类求知是出自本性。”这一时期学术研究以自身为目的，“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本有价值”，通过追求真理得以触及人的界限。在希腊语中，“真理”一词的本义是对现状的批判，通过批判剔除意见和习俗，使真理得以明晰。“批判”在哲学中是一个中性词，它绝不仅是现代人文精神内部的意见分歧，它要求学者对待学术研究要保持清醒、理智而不盲从。批判性的反思精神是人类关切自身的普遍精神状态和行为，不是学者个人自发的简单反省，而是一种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公共理性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方法、理论和学术规范。

第二，追寻正义的实践精神。古典时期的学术研究表现为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并通过对知识的寻求来获得正义的确定性观念，以“确保一种善的生活和由此而来的灵魂的得救”。在柏拉图那里，思想是通过对话获得的，对话作为一种现实实践是锤炼理性的最好方式。柏拉图的作品几乎都是对话录，他认为，“在生动的对话之外，没有真正的知识”。古典时期的学术研究所追求的不是一套知识体系，而是实践层面的自我修行。苏格拉底饮鸩酒而亡，他为自己承诺的神义、真理、原则而死，用人的智慧和理智去超越死亡的恐惧，苏格拉底之死是一种正义的实践。尼采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个不仅知道生，而且知道依照那种知识的本能去死的人。”柏拉图创建阿加德米学园（又称柏拉图学园），众多有志青年都渴望来这里深造，进行灵魂的修炼和对正义生活的追寻，也是一种实践。通过实践，“使自己的各种力量构成一个最崇高最和谐的整体”，这才是人的真正目的。希腊人最初面对存在者表现出让人难以理解的固执，继而能完全敞开自身，这得益于他们对生活世界的不断追问。追问本身成了求知的实践形式，其严肃性不能被世界上任何事物所干扰，可以使各种意见、律令和学科条框的限制不堪一击。因此，真正的学术研究必须具有“一种想要接近如其所是的存在者并受它逼迫的激情”。真正的学者必须是精神独立、人格独立的楷模，是思想的开拓者而不是精神附庸。其学术研究必须秉持有德性而不卑俗的精神，追求真知而不听命于意见摆布的精神，并对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担当实践的精神。

第三，启示理性的超越精神。假如学术精神应该为学者并且通过学者而存在，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才是真正的学术精神？答案是：唯有在开端之时，即在理性开启之时。理性是人的精神的基本需要，学术研究从理性的基本需求上来理解，才能获得最坚实的基础。理性当通过自由教育来开启，自由教育由唤醒一个人自身的优异与卓越构成，由倾听最伟大心灵之间的交谈构成。施特劳斯认为，“自由教育作为与最伟大心灵们的不断交流，是一种在温顺而不只是谦卑的最高形式之中的试验”。通过自由教育开启理性，冲破学术世界的喧嚣、浮躁和功利。在理性思考中敞开自身，并且赋予知识以真理性光辉。理性是纯粹的沉思，“最终旨在促进人类成长的完美”。理性的开启意味着按心灵的本性过一种理论的生活，对人的内在能力进行观照和提升，并进行思想的自律，唤起自由思考的能力；在世俗化的生活与超验的神域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超功利的眼界对人类世界进行省思与考量，超越现实，改变现实。超越现实并不是不切实际，而是要深入到关乎人心、人性的最普遍的现实。

学术精神是学者的价值准则、认知理念和精神气质，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和导向。呼唤学术精神本真意蕴的回归，不仅需要作为学术主体的学者矢志不渝的努力，还需要学术管理机构、学术出版机构等各个方面的推动。学术管理机构应增加制度设计中的人文因素，更加注重从知识生产的本质规律去观照学术。

（作者单位：中共吉林省委党校《长白学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