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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诗性语言与世俗敦煌——叶舟《敦煌本纪》论

来源:《长篇小说选刊》 | 王顺天  2019年12月19日08:07

叶舟以诗成名,叶舟的诗则以“敦煌”成名。他的诗歌中“敦煌”作为永恒的母题被不断书写和歌颂,从诗集《大敦煌》开始,这一母题作为他写作的源头和高地,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和使命。从2014年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我的帐篷里有平安》开始,叶舟开始以小说家的身份示人,显然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一领域做了长久的耕耘,但无论是诗人叶舟还是小说家叶舟,对于“敦煌”的迷恋和书写从未停止。时隔四年,直到这部洋洋百万字的巨著《敦煌本纪》的出现,我们看到了他耕耘之后的硕果,小说也入围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提名。《敦煌本纪》作为叶舟“丝绸之路三部曲”的开篇之作,是首部以小说笔法为敦煌立传的长篇巨制,也是叶舟作为小说家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2000年在莫高窟下发愿书写,到2017年2月18日,在电脑上认真地敲下了第一句话。作为叶舟前后近二十年的心血之作,这部巨著从一开始就如书名“本纪”一般深沉而厚重。作者叶舟也用这本长篇巨制,完成了他曾在那个日光如雪崩一般的早上许下的心愿,描摹了敦煌的威仪与不朽,让它凌空独尊,卓立天际。

《敦煌本纪》以生活在敦煌沙洲城内三大家族的兴衰,主要是义庄索家的衰败和胡家的崛起为线索,描写了发生在河西走廊,特别是以佛光圣地莫高窟和凡尘俗世沙州城及城外二十三坊为背景的一系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以义庄庄主索敞、小商人胡恩可、开元寺主持印光等为首的老一辈敦煌人,和以胡梵义、胡梵同、陈小喊、拖音等为首的一群精良纯明的热血少年们,为了佛光之地的安宁和血脉相承的义勇,与管家丁荣猫、连公子、索朗等为首的黑暗势力斗智斗勇的热烈悲壮的故事。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共四十五卷109万字,在为河西正名,为敦煌立传的同时,也勾勒出了那个动荡的时代以及整个国家的面貌,如作者在书的腰封中所写:“惟有光荣大地,惟有河西走廊,惟有闪烁的群鹰和青春,才能说明这一群奔跑而壮美的少年,才能印证今日之中国。”本文主要从宏大叙事与悲壮挽歌、诗性语言与世俗敦煌的书写、血勇少年与佛光之地的塑造、传奇色彩与现代意味四方面来论述《敦煌本纪》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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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与悲壮挽歌

《敦煌本纪》无论是从百万字的体量还是从上百位出场的人物来说,都是鸿篇巨著。这种宏大的叙事与小说所要展现的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充满悲歌与沧桑的河西走廊,佛光普照下的敦煌大地以及和莫高窟一起历经变迁与灾祸,却始终保持血勇之心的滚烫少年们一样,它们在内在气质和精神上是相一致、相匹配的,正如作者叶舟在访谈中说的:“唯有敦煌才能配得上‘本纪’这个称谓,莫高窟才配享百万字的篇幅。”

《敦煌本纪》的宏大叙事首先表现在这些栩栩如生、个性迥异的人物上。全书浩浩百万言,出场人物上百位,光像索敞、梵义、丁荣猫、性元等贯穿故事始终的人物就有二十多位,他们如《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各自都有不同的身世、性格和命运,每个人都以不同的形式登场,他们的谢幕或悲壮或未知,但他们充满传奇的人生和跌宕起伏的命运,共同绘制了这幅悲壮的历史长卷,成为小说奔腾的长河中不可或缺的浪花抑或礁石。义庄老财主索敞从一个万人敬仰的位置上,一步步走向深渊,被儿子索朗囚禁十年,历经义庄衰败,身败名裂,直到装疯卖傻,最后被梵义解救,饱受了人间冷暖。主人公梵义也在为父寻医途中历经磨难,迅速成长,在日后带领急递社的兄弟们,做了一世精良纯明的血勇少年。此外,反派丁荣猫的狡诈阴险,游击陈小喊的肝胆相照,女主沈性元的天真无邪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共同建构了这部宏大史诗。

其次,《敦煌本纪》的宏大叙事还体现在这些悬念丛生、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无论是人物的身世以及最终的结局,还是故事的因果关系、发展高潮都给人意想不到的反转和期待,作者在做着解释的同时埋下伏笔,环环相扣,步步紧逼,将读者引入一个无法自拔的历史长轴之中,画卷中有佛光照耀的敦煌大地,有精良纯明的侠义少年,也有利益纠缠的江湖恩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阴险小人,在这个险象丛生、惊心动魄的故事中,读者与书中人物同进退,共患难,共同经历和目睹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书中每个人物交替出现,各表一枝,每段故事情节连贯,娓娓道来,逻辑清晰节奏张弛有度,为整部巨著在内容上提供了充实而完整的血肉。书中教子有方、头脑精明的胡恩可在为儿子们秘密“铺路”的途中,突然中风卧床,后半生在病榻之上看尽了世间冷暖和江湖恩仇,直到小说完结也没有醒来。受人尊敬的世兴堂名医沈破奴却有着不堪的身世。麦客出生的义庄管家忍气吞声,小心经营,在其精心策划之后,背信弃义成为书中最大的反派。还有梵同的蜕变、拖音的牺牲、索朗的惨死等,在复杂而宏大的叙事中给人以悲壮和深沉。

宏大叙事本意是一种“完整的叙事”,用麦吉尔的话说,就是无所不包的叙述,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在《敦煌本纪》中,这种主题性和目的性是显而易见的。小说自始至终充满着一种浓烈的悲壮气息和苍茫的西部精神。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在被外界遗忘的古老河西走廊、敦煌大地之上,人们对佛的信奉和供养、对优良少年的期盼和礼赞、对这段悲壮历史的追忆和书写一直贯穿着整部作品。全书总共四十五卷,每卷故事各自独立却又首尾相连,有着古代章回体小说的结构和笔法,小说百万字读起来一气呵成,恢宏大气。无论是以沙州城为中心,近至敦煌二十三坊,远到河西各郡、省城兰州、祁连山麓、新疆哈密的空间布局;还是以莫高窟为高地,一灯一佛、一间店铺、一条街道的具体生活场景。在这些乡绅官吏、贩夫走卒、三教九流的人物群像上,都体现着一种浓烈的西部精神,这种精神是热烈的、宏大的,也是悲壮的、深沉的。作者依据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同时也极尽想象,虚实结合,为我们描摹出了如莫高壁画般庄严沧桑的敦煌大地,这是一曲悲壮的挽歌,也是一首不朽的史诗。

这种悲壮也贯穿着小说的始终。从小说的开头,“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爷孙,一共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到小说最后结束时,梵同送给陈小喊的那首曹植的《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均流露出一种浓郁的野性的悲壮之气。小说的结局也是以梵同、性元、陈小喊等人的逃亡而结束。索氏一门的遭遇,特别是一生显达的索敞被儿子囚禁长达十年,最后以学唱戏而了却残生。拖音为救梵义而被乱枪打死。还有梵义的隐姓埋名,急递社被一网打尽等,这些血腥和死亡没有给人一种恐惧和压抑,相反使得这些悲壮更加热烈和勇敢,这与河西走廊上那些视死如归的血勇少年一样,在佛光照耀的敦煌大地,这种悲壮是真诚的,宏大的,有着小说独特的西部精神和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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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语言和世俗敦煌的书写

《敦煌本纪》的语言厚重、苍劲,词句之间充满着诗意,这种语言有着莫高佛窟般的庄严和气度,也有着鸣沙月牙般的细腻和甘冽,恢宏大气却不冗长繁缛,浪漫诗意有着自己独特的节奏和张力,是一种暗含敦煌气质的诗性语言,或者说这种写作就是一种诗性写作。“这一时,天是透蓝的,仿佛一块璀璨的巨瓦,覆在这个寂静荒凉的人世上,覆在每一个生灵和草木的头顶,庇护着众生,运行着如水的天命。”“冬天的党河很瘦,瘦得像一根鸡肠子,挂不上油。”“月亮像一本缄默的经书,就藏在人世间的高处,让整个夜空,仿佛一座秘密的佛龛,却无人识读。”“上弦月的光芒,仿佛被无边的夜色浣洗一新,清冷,幽远,简明,素朴,亘古地挂在天上。”“震惊像一块断裂的崖石,突然间滚落下来,激起了内心的万丈烟尘,轰鸣不已”……像这样的句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它们营造着小说浪漫、恢宏的气质,连接着故事的经脉,让读者在苍茫热烈的语言中,感受着河西走廊和敦煌大地上充满佛性和西部精神的那种持久悲壮的诗意。正如叶舟在接受《兰州晨报》的访谈中所说:“故事虽然是一个硬核,但要在整个故事之上呈现出一种美学,一番立场与伦理,包括它的完成度,则是语言的使命。敦煌是一个巨大的思想体系,也是一个历史和艺术体系,《敦煌本纪》要想完整地描摹它,必须找见一种与之相匹配的语言,方可胜任。幸运的是,我现在找见了自己的腔调,一口气写了百万字,筑造了一座纸上的敦煌。”

除了诗性语言的书写之外,《敦煌本纪》还描绘了一种原始的、野性的、民间的世俗敦煌。想到敦煌,人们便会很自然地想起莫高窟,想起无数的壁画和经卷,想起王圆箓和斯坦因,还有那段破败和不堪的历史。这个被佛光加持的西部高地是神圣的、庄严的、也是神秘的、伤心的,是高高在上不染俗尘的,这种固化的认知让我们对敦煌有种概念化的冰冷的理解。《敦煌本纪》则通过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以及他们或悲壮或传奇的故事,透过一幕幕具体的生活细节、风土人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鲜活的立体的世俗敦煌。敦煌不再是那么冰冷和无情,而是变得有血有肉,真实而亲切。小说中通过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风俗礼节、宗教信仰、方言民谣等各方面,把一个热闹的、世俗的敦煌展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的人们过浴佛节,吃胡锅子,讲敦煌话,唱秦腔戏,他们礼佛却更热爱滚烫的生命,他们偏居一隅却也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安危、时局的变迁,他们背负侠义,视死如归,却也有儿女情长和孤单落寞,这才是真实的敦煌,亲切的敦煌。如书中所说“到了这一日,沙州城里结彩棚,铺成冠梳,遍地都是吃喝摊子,士女游观不禁,民风开放。关外三县的庄稼户携妇将雏,一发拥进了城里,观赏各式彩灯和社火。”“在关外三县,土著们对粽子并不热衷,觉得那是外来货,寡谈,小气,不甚过瘾。这几天,敦煌人最喜食的却是晶糕,一层糯米,一层白米,中间夹杂着玫瑰酱、冰糖、杏皮子、核桃仁、葡萄干什么的,层次分明,颜色诱人,每一块足足有案板那么大,由特制的笼屉蒸熟。店家们将大块的晶糕架在锅台上,蒸汽缭绕,一直预热着,以防变凉。在旁侧的煤炉子上,另有一只冒烟的油锅,女店家一边擀着发面,一边炸油饼子,呛得人睁不开眼睛。”这些充满人间烟火的描写,让人对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有了更加真实的了解,他们的世俗生活,他们的冷暖苦乐是那一代敦煌人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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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勇少年和佛光之地的塑造

《敦煌本纪》中着墨最多的是以梵义为首的一群精良纯明的血勇少年。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世和遭遇,却有着相同的滚烫身躯和一腔热血。他们富有饱满的热情,热烈的血性,结社邑义,视死如归,策马奔腾在古老的河西走廊上,如同一把把刚刚淬火出炉的利刃,誓要在沉疴累累的河西“锈带”上拓出一条生路。书中陈小喊一直独来独往,每次外出都要求被他戏称为屎哪吒的梵同给他读一首诗送别,这些诗句都是雄浑悲壮之音,与他游侠的形象特别匹配,这让人不禁想起了那些在边塞马革裹尸、战死沙场的少年英雄。从他报了家仇加入急递社,到后来被断指除名,他一直没有背叛过自己的兄弟们,最后他又与卡利班、梵同一起踏上了新的征程,也为以后的故事埋下了伏笔。他们身上所荡漾的那股血勇之气也正是作者想要极力表达的,是小说内在的一种气质和指向。特别是主人公梵义,他作为胡家的长子,急递社的少东主,集智慧和英勇于一生,仿佛梵义就是作者叶舟本人。他从日渐衰落的义庄手中接过来这个“义”,继续替索家,替整个敦煌去延续着传承着这种精神,他所代表的这些血勇少年的命运也是河西走廊的命运,悲壮而热烈,在历经辉煌以后逐渐衰败遗忘,直到《敦煌本纪》的出现,他们又被重新发现,但书中梵义所代表的这种精神如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一般,从未断绝,绵延至今。

敦煌本是佛光圣地,这里的人们信奉佛教,供养上佛。《敦煌本纪》中无论是语言、环境,还是人物的言行举止,都笼罩在一片佛光之中。从胡恩可答应为索庄在千佛灵岩上开一座义窑开始,到梵义、孔执臣在急递社的伽蓝密室抢救流散的经卷,他们不辞艰苦和危险,为了承诺和信仰,侍奉着自己心中的上佛。“胡恩可内心祷念着,一再告诫自己,这一片山谷,这一座圣地莫高窟,分明是一座赞堂,一座专门供养神佛的殿堂。惟有它才是逼真的,亲切的,幽深的。除此而外,人和浮世上的一切都是梦境,全似幻象。”“视野尽头,混沌一片,覆压着亿万吨的茫茫夜色,好像上佛的一种降赐,却也试探着人世上的那一番耐力与自信。”《敦煌本纪》中对于佛光之地的营造不是迷信的、愚昧的、封建的,而是一种开放的、理性的、真诚的。他们有过对佛的怀疑,“我怀疑上佛是嗜血的、冷漠的、成心故意的,对人间大地上的生死悲苦早就闭上了眼睛。他无力普度,也根本不打算救赎,他只不过是一番惺惺作态罢了。”相对于鲜活的生命来说,万卷经书也不过是一页页白纸,“梵义再次捧住了对方的那一只残手,哀告道:‘你千万别作践自己,伤害自己。你记住,在我的心目中,这伽蓝密室中所有的宝卷,甚至都比不上你的一根手指头重要,我可以将它建起来,我同样可以毁掉它。’”这种书写使得故事更加真实,人物也更加丰满,人们礼佛却不迷佛,把对佛的这种供奉和虔诚之心,与纷繁的俗世和复杂的人性结合起来,共同塑造出了在佛光之地上的人们真实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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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色彩与现代意味

《敦煌本纪》既然是“本纪”,就如同司马迁《史记》中的十二本纪一样,势必会有一些传奇色彩。《敦煌本纪》中的传奇色彩,不仅体现在各色人物的身世和来历上,也体现在他们传奇的故事和经历上。如书中以麦客子出身、最后却摇身一变成为谭家大院里新的主人、反派头目索庄管家丁荣猫为例。他与宫法麦的关系,与各色人物斗智斗勇的经历。如汤世瓶和他带回来的俄国女人瓦莲娜,变魔术一样地把罂粟花子带到了沙州城。还有宫法麦的身世,胡恩可的身世,陈小喊、孔执臣、胡梵海等人的遭遇和命运,都具有十足的传奇色彩。王成彪和他那只神奇的公鸡,王道士不翼而飞的鞋子,特别是胡恩可四处游动的元神,这一切都充满着传奇性质。“这一时,胡恩可摆脱了沉重的肉身,飘然,袅娜,瞭见自己悬于空中,睥睨着大地上的万物。”“胡恩可也能觉出自己的腋下生出了双翼,驭风而行,恍如香音神那样,衣袂飘然,毫无滞涩。”“在夜色中,胡恩可的眼睛也可以裂帛穿云,瞭见了在地上埋首驰骋的梵义。看见了马蹄和砾石激溅出来的火花”……这种元神出窍的写法也具有现代意味,元神像一具幽灵一样替躺在病床上的胡恩可经历着一切。直到最后,“借着一丝幽微的碎芒,元神俯下了身子,将地上的辙印,包括一大堆凌乱的马蹄印,逐一捡拾起来,拍打干净,款款地晾晒在了一堵泥墙上。此乃胡恩可在这一世里干下的最后一桩事。干毕了,胡恩可这才明白,原来一个人的元神竟有如此的法力,不由得喜乐开来。突然,夜空中掉下来了一块石头,扑棱棱地滚落在了他的脚下。元神定睛一瞧,不是石头,原来是一只黑老鸹。”

至此,小说在胡恩可元神的独白中结束。

这种现代意味,还体现在各种血腥和肮脏的场面,包括极具戏谑和夸张的描述上。如索敞在猪圈中里的惨状,以及他在臭气熏天的猪粪中对天老爷一连串的质问。又比如,索朗在被自己的亲弟弟,时任敦煌书记长的索乘枪毙时,和一只小麻雀的对话。“索朗探问说:喂,你是刚下下来的吧?你看你,这个人世上有啥好的,你偏偏投了胎,下到了凡间,我开始替你难过了。小东西雀跃着,左啄一口,右叼一嘴,对索朗的呵护毫不表态。索朗接续道:哎哟,你爹老子呢,你娘老子呢,你快去喊它们来,我要美美地拾掇一下它们,它们为啥要生你,让你到这一幕光阴中来受罪?……麻雀屙下来了一粒屎,白花花的,气味有点酸。”这些看似荒诞的描述,反映出了人物内心的无奈和苦痛,也反映了当时那个动荡的荒凉的时代,以及在这片穷困苍茫大地上生活的人们卑微的生命和悲苦的遭际。

总之,《敦煌本纪》通过宏大的叙事、诗性的语言和对世俗敦煌的书写,塑造了一群精良纯明的血勇少年,以及他们在这片佛光之地上的悲壮挽歌,这些历史和传奇在这本洋洋百万字的巨制中完成了它的诉说和使命。作家叶舟也通过真诚的书写,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真实与民间的、悲壮和厚重的敦煌。“如果说,敦煌以及河西走廊,包括那些沉痛的历史,它们曾经是一片绵远而斑驳的‘锈带’的话,那么现在的重述,今日的辩护,将是一份除锈的天课,一切才刚刚开始。”叶舟说,“我的答案就在《敦煌本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