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寂然的小说集《有发生过》包括多个中短篇小说，主题涉及爱情、亲情、科幻、悬疑、武侠等。虽然主题多元化，但作者的创作态度是恒定、如一的,写作目的始终指向当下的“故事”，笔触忠实地摹写了人生困境，凸显不同人群跌落其中的生存样态。

《有发生过》

在直面现实生活的写作中，作者深刻洞察了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对于《梦中见》领衔的几篇爱情小说，寂然指出，“澳门并不流行轰轰烈烈的爱情”。一方面，《跟我走》《手》等展现婚姻、爱情的分崩离析，完全服膺于个人感官的欲求。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爱情小品文中，他强调一种隐秘、微妙，引而不发的情绪，爱情之于其中是内敛，甚至是淡漠的。由爱情引发的创伤，肤浅且易被人遗忘的。《爱妻》更像是一场絮语，作者感喟于罗曼蒂克的消亡，对此充满着无奈和遗憾。

寂然谈到，小说的创作源于对社会变化的认识和感受。他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倾向以生命个体对事件的真实反映和体验，反衬现实世界的荒谬。《有发生过》围绕婴儿失踪虚构了一个故事，年轻的夫妻事业有成，却没有繁衍下一代的意愿。在病重外婆的极力要求下，二人决定生子。妻子千辛万苦怀胎十月，不料由于医院管理疏忽，婴儿在出生的第二天神秘失踪了。医院不仅推诿扯皮，反而诬赖是孩子父亲是“医闹”。对于医院和警方不作为，媒体将事件放大后传播。虽然婴儿失窃案在全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事件偏离轨道，渐渐步入了荒诞路径。对于婴儿的无故消失，于社会大众，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于议员政客，则是攫取政治权力的命门；于记者，是趋之若鹜的新闻热点。父母彻底成为了“失语”的受害者，小说中以反讽式书写，强调了个体的无助感。

寂然敏锐地捕捉社会变动对人的刺激，他在后记中将创作动机和盘托出：赌城崛起期间，年轻人对人生、前途的种种疑惑。作品中澳门元素、澳门风物的隐匿，推动文本进入了全球视野，揭示困扰年轻一代的共性问题。小说聚焦了社会的“零余人”混沌的生存现状，他们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没有厚实的经济基础。《死在澳门》的每一段都以“振梁从他工作/消遣的赌场走出来”作为开头，身为赌场工作人员的他偶遇赌客湖南女人，湖南女人利用振梁职业之便赢钱后便潇洒离开，没有给振梁任何占便宜的机会。最后一次走出时，振梁碰到了准备从赌场顶楼轻生的女人，被欺骗的愤怒顿时转化为兴奋的叫嚷，带动了一众看客集体狂欢。振梁在亲眼目睹死亡后仍旧对尸体愤愤不平——为什么她要死在澳门。《生存与时日》中妓女徐丽薇被不知名的社工找上门，对方主动提出对她给予帮助，但社工的突然造访反使徐丽薇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波动，而让一场救赎演变为无形的杀戮。《死在澳门》《生存与时日》设计了人的死亡作为结局，而且都与他者的存在息息相关，表面上是人物走投无路或者精神崩溃时自我生命的终结，内在则隐含了全部人类的精神覆灭。作者没有停留在对人物精神状态的表层摹写，生命画上了休止符，心灵的叩问还在持续：我们该往哪去？

生存环境纷乱而诡异，成为迫害个体生存的始作俑者，人类自身也成为挤压个体生存空间的帮凶，这一点在《美丽新世界》《新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两篇小说带有实验、先锋色彩，反映科技对全部世界结构的打碎与重塑。八十多年前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创作了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展现了一种看似自由，实则无比残酷的未来社会样态。寂然一些实验性质的小说同样传达了技术控制下人性丧失的思想。《未来》中，垂垂老矣的富豪妄图延续自己统治商业帝国的美梦，他通过科技公司提供的手段，将意识移植到一具年轻的躯干上，从而实现了灵魂不死。作者巧妙地将新生儿的出生和旧意识的移植并置在同一时刻进行，二者究竟谁是未来世界的主宰者？我们亦可以强烈感受到，一场没有硝烟的精神战争正在猛烈进行：人类彼此厮杀，以攫取和掠夺他人的意志为目的，最终结果是科技颠覆世界，人类沦为“玩物”。

寂然对人的思考和书写展现了不同的个体。他立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情感，表达自我对时代暴露和控诉，但另一方面，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形象化、符号化的，较少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开掘。对“个体之人”内在价值缺乏更有活力的呈现，削弱了重建正常的人性和正常生活伦理审美诉求的力量，因此作品的观感更趋向于社会的纪实影像，“个体的人”也普遍以“集体的人”的面目出现在文本中。

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中国古代的小说渗透了因果报应观念，并带有道德教化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寂然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因果报应”的母题。武侠小说《夺》以江湖争斗为背景，“黑风寨”大当家傅壮飞称霸一方，兼具二当家和义子身份的雷力长年忍受着傅壮飞的严苛教导，并暗自决心取而代之。他培植心腹、联合杀手，对首领之位势在必得。岂料所谓忠心耿耿的心腹是对手派来的卧底，并利用雷力刚愎自用的弱点将其置于死地。月圆之夜，雷力周密布局，在一举暗杀傅壮飞后，他也命丧“心腹”之手，颇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味。作者勾勒了因果律的价值观，也解构了武侠小说中自由、侠义的内核，文本内在仍旧是复杂人性与权力斗争交织。《报复》更像是现代版的《聊斋志异》，故事开头以备受背脊疼痛折磨的年轻女性接受治疗为开端，她介入下属的婚姻，被对方的女人、小孩痛斥“狐狸精”后,诡异的患上了面部毁容、脊背剧痛等无法医治怪病。因果律再浮出水面，成为故事的内在叙事逻辑，为小说平添了一丝鬼魅气质。巨变时代造成人主体性的分裂，和人物成长过程中灵魂的扭曲，作者不再渴望人自我的觉醒和社会秩序的重建，转而用一种缥缈的、宿命论式的自我毁灭完成逻辑自洽。文本蕴含的“因果报应”思想实际上折射了创作主体对社会变革的一种消极、无能为力的态度，因为时代的创伤是无解的。

日常生活不是囿于柴米油盐的寡淡，它还应该包括科技高速发展由此引发人的生存状态的分裂，以及物欲时代背景下，消费主体对感官的强烈刺激。在表达世俗生存尴尬境遇时，寂然常常设置开放式的结尾，以此暗示生活也没有明确的结果。总之，因果律的渗透和开放式的结尾，令作者的叙事立场呈现暧昧不明的状态，一方面，他想做时代忠实的记录者，冷静而客观的反映现代社会种种痼疾；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他终究也无法彻底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小说隐含的传递了作者身份焦虑的尴尬和两难。

短篇小说要写出生活的横截面，几个场景、简单的人物足以。为此，寂然让小说始终表现得“干净”和“清楚”。他摒弃枝蔓横生的复杂叙事技巧，避免让文本陷入混乱的人物关系，刻意让作品以一种单线的叙事节奏缓缓推进。这种线性叙事的结构扩大了卑微个体的无力感，也无形中令小说呈现出随意、凌乱、碎片化的审美特征。在趋向于“好读”叙事策略的驱使下，时间和空间显然不再那么重要，《有发生过》中的每一篇小说内置情节也是为主题服务，文本承载更多的是对时代的反思和批判，关注时代产生的“恶果”，主题昭示明确、直白。

时代变幻莫测，一切变化如在镜前的掠影，一闪而过不留痕迹。对于时刻变动的社会，我们能做些什么？寂然选择提笔记录，为现代社会里那些卑微却鲜活的生命形态而发声。他依靠稳定的叙述风格和明晰的叙述惯性，完成了一部“好读”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