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霍君的小说《亲爱的树》显然并不是如该书封面所特意标明的那样，是“一本爱情小说……”那莫名其妙的省略号也许才真正暗示了作者对“爱情”的怀疑和反讽。这本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与树有关的传说，一个关于女人和她的美丽如何不断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事，一个中国版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故事缘起于一个莫名发到主人公女编辑“小童”邮箱里的关于树林的神秘传说，那个有女人冤死其中的树林，据说会在有人靠近时发出呜呜的哭声，而这个树林就在“小童”男友方远家乡，方远却一直讳莫如深。围绕这个传说，生活在当下的“小童”开始了抽丝剥茧的探秘之旅，在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中，她不仅发现了另一个已经死去的女人“小同”的成长、爱情、婚姻之痛，也逐渐发现自己充满期待的爱情婚姻中隐藏着巨大的谎言。

小说的叙事在两个“小童（同）”之间来回切换，两个女人的经历也形成了互文。天真美丽的女孩“小同”十岁时被邻居小芳的哥哥老土猥亵，因而遭到家人、同学、村人的集体疏离，企图自杀的她意外在“树”的身上找到了安慰，从此成为一个带着冷漠面具、远离人群的女孩，十六岁时萌发的爱情也因这段往事被扼杀，在有性无爱的婚姻中忍耐的她无法再承受强奸不成反咬一口的队长方万富的羞辱，最终在树林中自尽。与她长相相同的当代女子“小童”失去爱人后，遇到了方万富的儿子方远，心中怀着隐秘记忆的方远带着补偿心理决心守护这一个“小童”，但“小童”在发现真相后重新审视自己和所谓的爱情，决心开始新的人生。在“小同”的成长之痛和“小童”的发现之旅两种叙事背后，是道德评判和男权话语下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艰难而曲折的觉醒之路。

显然，霍君已经先见地将自我意识灌注于两位主人公身上，作品中的叙事，始终放置在两位女主人公自维的视角上。比如在讲述少女“小同”被猥亵的事件时，孩童视角除了有利于还原事件的残酷真相外，也充分说明了女作家对主人公自我教育、自我成长、自我发现的期待。“小同”在树那里得到短暂的心灵安慰，其实是女主人公自我情感的投射，是她在充满性和暴力威胁下的人生中，对无性的精神之爱的想象和依恋。

“树”在这部小说中不仅是叙事的线索，还是一个关键性的象征。就“树”本身而言，特别是在一个与女性和伤害有关的故事里，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菲勒斯，但这显然仍是惯性的男权思维。文中小同贪恋的是“它们用柔软的手臂拥住她，让暖意融化掉初秋季节里冰冷的绝望。”她说：“从此，她不再孤独。因为，她有朋友了。”树，在女孩到女人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扮演着无条件的倾听者、陪伴者的角色，作为本来无生命的物质存在，“树”实际上象征了女性对自我的抚慰和关爱，是没有获得个人话语权的女性留给自身的最后一块隐秘之地。也正是基于此，被队长方万富污蔑与树通奸，成为了压倒小同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受到多次侮辱伤害的女子在失去了她最后的庇护之所后，唯有选择到树林中以生命相殉了。

与张抗抗笔下恣意张扬的“作女”和铁凝笔下跳脱的西单小六、隐忍的白大省等女性文学形象相比，霍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显得十分天真懵懂，她们仿佛被那些意外伤害导致永远停留在了女性生命的少女时期，始终渴望被拥抱、被关爱。即使被作者刻意赋予杂志编辑这样一个知性身份的小童，也在不断寻找父亲般的疼爱，以至于她会在恍惚中向赵站长喊“爸爸”，而男友方远对她的称呼一直是“宝宝”。尽管在最后发现真相后，她果断地离开了方远，并准备永远离开这座城市，但在看到赵站长“这个给了她父爱感觉的男人”时，她还是在内心充满了期待。小童和小同一样，在截然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她们其实都是拥有不成熟的性别人格和被动的人生姿态的女性。从这一点来说，“树”在这部作品中也象征了宽厚包容的父爱，而女主人公的成长之旅和自我觉醒还远未结束。

《亲爱的树》并不只是一部女性自我书写之作，它的意义还在于它发现并揭示出了女性在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中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以及发生在最平凡最朴实的日常生活中的那些足以致命的“偏见”和“平庸之恶”。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她的《使女》中描写过关于“荡妇羞耻”的场景，珍妮不得不一遍遍讲述自己被轮奸的经历，还要承认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是自己勾引了那些男人，而其他围观的使女，则要在嬷嬷的监督下指责她，啐她。在《亲爱的树》中，有一个同样令人不寒而栗的情节：猥亵过小同的老土在事情败露后居然也和其他人一起嘲笑小同：“小同，我有五毛钱，跟我走啊！”在一起确定无疑的侵犯事件中，男性在挨过女性亲属一顿拳脚之后不用再承担任何道德上的谴责，而被打入深渊的却是受伤害的女性。不得不钦佩作者的敏锐和超拔，她把握住了这深植于人类历史中的性别偏见与道德暴力，深刻揭示出了女性在两性关系和道德评价体系中与男性的不平等地位。

在小同的人生悲剧中，我们随着追寻真相的小童，发现事件中每一个人似乎都应该为小同的死负责，每一个人也都在忏悔，却都在忏悔的同时认为自己只是无意，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偏见”，做了那么一点点“恶”。小芳是诱导老土去猥亵小同并在后来夺走小同初恋的人，但多年后小芳在梦呓中仍然认为：“我知道那样做不对，伤害了你。可是，就是一说，谁想到我哥真那样做呢。……”即使在梦中，她也仍然强调：“谁让你长得那么惹人稀罕呢。”方远亲眼看到父亲试图强奸小同未遂，却不敢站出来揭发真相，导致小同后来含冤自尽，他为自己的辩解是，那是我的父亲啊。还有那些得知小同被老土猥亵后辱骂嘲弄她的村人，叔叔婶婶、前座男生……“小同走在街上，总有半大小子叫她‘老土’，然后窃窃地笑。她好像成了一个带标签的人，标签上写着‘老土’两个字。而这两个字，代表着耻辱。”于是，“每一个人都是前座男生，他们一样的口气，一样的眼神，一样的轻蔑。”

“平庸之恶”之所以平庸，正因为施恶之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也不愿意有那样的能力。如此之恶既遂心，又省事，更重要的是，还“正确”，甚至“崇高”（刘嘉陵《性、成长与人类良知——再看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新世纪剧坛》2019-4-1）。王国维说：“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究竟是谁造成了玛莲娜的堕落？是谁造成了晴雯、迎春一干青春女子的夭亡？是谁造成了小同的含冤自尽？那种每个人都有罪而又每个人都无罪的无力感才是最大的悲剧性，才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彻骨之痛。“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美丽竟成了这些女性的原罪，使之成了无论男女，每个人都企图伤害的对象。在这一点上，霍君远远超越了对女性自身的观照，而是从更加深邃的人类意识层面去探究那些人性中的“平庸之恶”是怎样一步步摧残一个普通而美丽的生命的。

不过，作为女性作家，霍君终究不忍笔下人物陷入绝境，她每每于叙述之中为主人公留下一些喘息之地。许多年前，家人为小同留下了一丝温情，即使非常脆弱；小童的寻找本身是作者为生者、死者安排的一场救赎；赵站长是小童今后生活中可能的温暖来源。这些温情脉脉的设计安排虽然体现了作者的“不忍人之心”，却也降低了作品的批判性和思想深度。而作品中引导故事情节推进的悬念中布满了巧合，未免会给人以粗糙之感，是这部作品之白璧微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