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人把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比作一个“旧梦”，这当然很有道理。

从阅读感受上来说，那些被我们奉为经典的作品常常具有“旧梦”的形态：最典型的有古代的《红楼梦》和《金瓶梅》，进入现代时期以后有张爱玲的《十八春》和萧红的《呼兰河传》，也包括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和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当代作品里有《白鹿原》和《尘埃落定》，以及近几年的《繁花》。这些作品有些是关于文明的旧梦，有些是关于家族的旧梦，有些是关于城市的旧梦，还有一些也许仅仅是关于一对男女甚或一个孩子的旧梦。对于任何人而言，随着时间的逝去，即使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也只能在梦里依稀重现，这无疑是令人感伤的——而这样的小说也总是带有一种或表或里或明或暗的感伤基调——但仅从技术上分析，也许一个环境恰恰只有“旧”到了一定程度，才更能够被作家从远观的角度整体地重现，一个时代只有变成了“梦”的资料，才更能够被作家挥洒自如地拆分调度，从而形成虚构层面的完整世界。大多数历史阶段在它正在发生的时候很难被写成优秀的小说，但时过境迁之后却能成为宝贵的写作资源，似乎就是这个道理。

相较于更讲求时效性、有时甚至类似于写生素描的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旧梦”的色彩无疑更加突出，因为它的写作过程本身，也许就要经历一段“新”变成“旧”的漫长时间。一旦被后人反复阅读，还会发生某种叠加效应，比如说《围城》和《啼笑因缘》这样的作品，故事里的人和事离作者本人写作的时间也许并不遥远，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却已经恍若隔世了。我们看到方鸿渐和小姐太太们打情骂俏时，体味到的也许不仅仅是钱锺书对他身边那些红男绿女的揶揄，同时还有一种怀旧的风度和发霉的气派——有人管那叫“民国范儿”。而按照某种哲学的说法，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如此这般的“旧梦”似乎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走近那个令人不舍但逝者如斯的世界，这恰恰是小说尤其长篇小说独特而巨大的魅力。从这个角度说，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作家特别爱用“多年以后”这个短语作为小说的开头？或许不仅仅是马尔克斯的影响，还有“旧梦”这个特性自身使然。

“旧梦”的美好毋庸置疑。梦里不知身是客，流水落花春去也，一睁眼枕头湿了分不清是眼泪还是口水——这几乎是所有多愁善感的人们的共同体验。而假如小说或云文学的功能仅仅停留在审美和哲思的层面，那么我也承认，“旧梦”正是长篇小说的本质——即使说得不那么绝对，但起码也是最大的特质。

然而事情偏偏就没那么单纯，或者说，文学也许曾经单纯，但后来却变得不再单纯。于是在“旧梦”以外，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到“新知”那个层面的问题。这就要谈论到另外一些作品，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比如茅盾的《子夜》，比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也包括老舍的《二马》和《猫城记》，尽管这些小说的作者在观念和立场上有着相当明显乃至泾渭分明的差异，但和那种更像是“旧梦”的小说相比，这些小说确有着内在层面的高度一致性，也即：它们试图对现实世界提出新鲜而明确的认识，并用这种认识改造现实世界。在文学的历史中看，有着这种诉求的小说本身就是出现得很晚的新鲜事物，并且从一开始直到现在都不是小说写作的主流——尽管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样的小说在某些时代某些语境下似乎受到了格外的尊崇——但它们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新问题：文学家是否有能力、有权力伙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乃至政治学家，甚而乃至政治家，除了对“已经逝去”的世界进行虚构之外，同时也对“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世界做出干预？长篇小说是否有义务做到从理性上像是一篇社科论文，从感性上又像是一首政治抒情诗？假如上述问题都意味着长篇小说除了将世界化为“旧梦”之外，也要为世界的变迁提供“新知”，那么是否也意味着作家的写作从此变得难度更高风险也更大了呢？但这样一来，那些对于文学而言更加内在的固有特性是否又会遭到削弱，从而使小说越来越“不像小说”了呢？说到这一点也别光盯着一头儿看，不光我们的“十七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连许多被奉为经典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比如萨特，比如三岛由纪夫。而不管怎么说，从某一个时代开始，我们谈到长篇小说的时候又多了一个思考的维度。我们不仅要求作家完美地“呈现”，也要求作家具有就着一个总体问题持续思考的能力。如果说长篇小说常变常新，那么我更觉得它“新”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