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读范小青的长篇小说《灭籍记》是一件让人惊喜而又惊叹的事情。让人惊喜而又惊叹之处在于，作者将一个剖析质疑人之存在及其身份焦虑的哲学命题，藏匿在苏州城老街老屋内几户人家悲欢离合的俗常故事讲述中，通过一种充满不确定性谜团的情节缠绕，不断建制或曲径通幽处峰回路转、或柳暗花明时别有洞天的叙事拐点，埋设下层层悬念，在看似谐谑的叙事表象下，主题意蕴既有历史的反思又有现实的指涉，既有社会问题的思辨又有人性病弱的拷问，同时还兼具令人警醒的哲学深度，现实的质感与先锋的质地杂糅一体，引领读者步步入胜并为之流连忘返。语言风格也由以往从容平和细腻的苏地吴侬软语，一变而为具有荒诞意味的幽默冷峻犀利。但在别具一格的叙事策略背后清晰可感的，依然是作者对于整个时代的密切关注以及对于人性的温煦悲悯。

01

“寻找”主题的深刻诠释和创新演绎

范小青的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寻找”，她对寻找主题的深刻诠释和多重演绎，每每化作缤纷花雨，在不同小说中精彩纷呈各不相同。如《城乡简史》，故事本身讲述的是两个主人公对某种具体东西的寻找：一个是城里人自清，捐书时不慎将一本账本混在其中捐了出去，虽然账本上记录的不过是些自己家日常开支的琐事，但对以记账来排解空虚无聊的自清来说，这个账本毕竟是填充自己精神生活，或者说是自己活着、有生存记录的见证，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找回来；一个是甘肃省小王庄里的农民王才，因得到的捐赠不是书而是一本账本，继而突发奇想，举家杀入城市，去寻找关于城里人生活的答案。虽然小说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结局，但读者却知道自清和王才想通过寻找以证明自己的生存并获得意义，显现出一种对生命对生存的哲学探寻。如《寻找卫华姐》讲述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寻找。同事小金告诉“我”（主人公卫华姐）一则网上正在热炒的寻人启事，并反复提醒“我”就是网上要找的那个“卫华姐”，于是“我”被扯进了这个找人的故事中。“我”（卫华姐）所经历过的往事和同事小金转告“我”的网事，以及现实中刚发生的一件当下事虚虚实实地交织在一起。小说在看似很写实的故事背后，掩映的其实也是一种现代哲学的追问：“你已经不是你了”，那么“我”还是我吗？“我”和“你”到底是谁？这些问题注定不会有明晰的答案，也许我们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只能是生活中努力地互相寻找并互相认证而已。如《我的名字叫王村》，寻找的主题看似非常简单，就是“我”丢失了弟弟，然后又试图找回弟弟，但作者却将其写成了一部特别绕人的“寻找自我”的小说。故事就在这一丢一找中拉开了帷幕。作者故意设置了类似“我就是我弟弟”“我不是我弟弟”“我就是我”“我不是我”等多条绕口令似的迷径，描绘出现代人迷失自我、想寻找自我又无从找起，甚至根本不能确定自己的荒诞性生存境遇。

新作《灭籍记》还是一个与“寻找”相关的故事，只不过这次主人公（吴正好）是在“寻找”身份，寻找和他具有血缘关系的祖辈及其房契。较之以前的寻找账本或弟弟，这次的寻找身份显然更为重要亦更为抽象，重要是因为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清楚没有身份在这个社会里是不能存在的；抽象是因为任谁也说不明白，身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身份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什么关系，因而其寻找过程无疑就更为复杂曲折，并包含了更多更丰富的信息和意蕴。吴正好在寻找过程中遭遇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人和事，既有因为把档案弄丢了结果被“灭籍”，只能不断地偷别人的身份，最后冒充他人活下去的人；又有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完全是被虚构出来的，但因为有“籍”就理所当然被社会认可与接受的莫须有的人；还有一些费劲巴力拐弯抹角想证实自己身份，最后却发现这种证实毫无意义的人。整体说来，它是对主客观时间与空间、现代人主体身份的认知、历史的再现与再认、历史与现在和现实、生与死的终极问题以及叙事本身进行的一次充满黑色幽默的严肃探讨。

小说的叙事从当下开始，层层深入地潜进历史细部，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普通市民的生存状态与内心焦虑进行了挖掘与呈现，描画出人在特殊时期以“籍”（如户籍、房契、学历证、工作证等旁证）来证明自我装扮自己的滑稽与荒诞。小说从现代主义的哲理层面切入了对于人之存在的思考：人是真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活在“籍”（一张张纸）里面？人依赖于“籍”而存在究竟是否合理？在传统乡土文明社会里，人与人彼此熟悉彼此信赖，不需要用“籍”来验证身份，现代社会以降，人们进入一个复杂化陌生化的社会交际圈后，只有凭借户口、身份证件、学历证书、工作档案等等纸质材料才能证实自己，并依此获取社会身份和地位，一旦失去纸的身份，将无法立足甚至无处遁逃。这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倒退，使人无以自证，无法依靠本真的自我而确立属于自我的价值。

小说不仅呈现了这些看起来匪夷所思却是现实存在的荒诞景观，同时还揭破了时代命运对人的捉弄以及人的生存悖论，这主要表现在几个主要人物身上。郑见桃是一个在时代洪流和命运拨弄中失去自我的典型，她拼尽全力一心想要追求自我，最终却无可避免地失去自我。她爱上了一个“右派”，去单位骗取了自己的档案追寻“右派”而去，却在匆忙间弄丢了自己的档案，失去了身份证明，也就丢失了自己，之后只好靠不断盗取别人的身份来获得生存下去的权利。这既是一出荒诞的悲喜剧，又是让人笑不出来的黑色幽默。而另外一个女性叶兰乡爱上了一个革命者，因为两人想要上前线而将自己的孩子送给了别人，然而革命没能参加，孩子也永远找不回来了，还因为可疑的行为被怀疑是特务，为了洗脱特务的嫌疑，她在自己不能再生小孩的情况下虚拟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孩子郑永梅，并给他炮制了从小到大的各种档案，骗过了身边的所有人，甚至最后连她自己都相信了儿子郑永梅的存在。终其一生都活在自己亲手制造的虚幻世界里的叶兰乡，性格和命运被涂抹上一层浓重的荒唐和悲剧色彩。

小说中最特殊的人物是郑永梅，他原本是不存在的，但却因母亲的虚构而拥有了“籍”的合法身份，亦拥有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知青、返城、进工厂、考大学、出国等一系列的生活经历。本来并不存在的他凭空出现，在叶兰乡日复一日的一遍遍呼喊中扎根于乡亲邻里的心里。直到许多年以后，在骗子的操纵下，吴正好让父亲吴永辉签字申请，由法院宣布了郑永梅的死亡。其存在与死亡都纯属荒诞无稽，极具反讽意味。

更能诠释“籍”的存在与虚无和寻找“籍”之荒唐荒诞的是第一叙事人吴正好。吴正好因为看到一张纸发现他的亲爷爷另有其人，且祖辈拥有一处面积不小的老宅，而开始追寻父亲吴永辉（本应叫作郑永辉）的亲生父母，他费劲周折想要的是继承郑家的房产，想要用房产证来获取更好的生活，改变他在现实中处处低人一等的命运。所以他走上了寻找亲爷爷及其房契的路，逐渐引出了和这张“籍”有关系的人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往事，随着吴福祥、吴柴金、刘明汉、郑见桥、郑见桃、叶兰乡、郑永梅依次登场，联合演绎了一幕幕悲剧、喜剧甚或闹剧。

在“寻找”的整个过程中，人物所承担的功能也在不断产生变化，叶兰乡在第二部分中的亮相是吴正好“寻找”得到的结果，按照情节发展逻辑来说，她的出现会将这个“寻找之旅”向前推进一大步，亲奶奶叶兰乡找到了，亲爷爷郑见桥以及那张祖宗留下来的“籍”还会远吗？但作者却有意阻断了情节顺利推进的通道，让这个自称为叶兰乡的人慢慢地在叙述中否认了自己是叶兰乡的自述，因为她其实是使用了“叶兰乡”这一名字的郑见桃。这样一来，叶兰乡这个角色便又承担了与“推进寻找”相反的功能，为吴正好的寻找设置出另一重障碍，使他离房契的真相触手可及却又遥遥无期。

按郑见桃的话来说，在吴正好和郑家的遗产之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那就是连作者都无法确定是否真正存在的郑永梅，吴正好下一步要寻找的就是这个郑永梅。按照叶兰乡对郑永梅命运的安排，吴正好来到郑永梅当年下乡当知青的村子，并参加了郑永梅的同学聚会，但除了看到登记着郑永梅名字的名单外，其他信息一无所获。于是，作者在这里设置的郑永梅，也就成了一个既是推进者又是阻碍者的叙述角色，“找到郑永梅的信息”（推进寻找）和“郑永梅本身不存在”（阻碍寻找）又构成了一组矛盾关系。吴正好只能兜转陷落于一步步找寻线索接近真相，又一步步线索断裂最终一无所获的迷局中。那么，如此进行下去故事又该如何收束？运营“寻找”这一叙事策略最终要让情节抵达何处？作者在最后设置了一个终极反转的结尾，原来吴正好费尽心机寻找的“籍”其实正放在他爸爸吴永辉的抽屉里，时有时无。经过一系列的荒诞遭遇，最后吴正好发现他要找的那张“籍”，其实不过是一张伪造的房产证明，他只能得到25平方米的房子所换来的利益。一切寻找的结果全部指向无意义，一场梦幻（实际称之为梦魇更为贴切）之后，吴正好面对的依旧是他无意义的游戏生活。很显然，这一看似轻巧的终极反转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所有“寻找”的意义被全部推翻或者说被彻底否定。正是这种“寻找”叙事的策略性设计，使故事情节在矛盾不断纠结又不断分裂中丰盈丰富起来，历史的隐痛与人生的荒诞、命运的强悍与个人的渺小和无奈在吴正好的“寻找”中融为一体。

02

“罗生门格局”式叙述圈套和黑色幽默的间离手法

当吴正好克服重重困难付出艰辛努力的寻找，最终被证明毫无意义而且荒诞至极之时，读者获得了一种荒诞而诡异的迷雾般阅读感受，这主要是作者有意设置“罗生门格局”式叙述圈套所造成的，因而我们必须进一步辨析这种叙述圈套在《灭籍记》中究竟是如何构建的。

作为叙事学的特殊修辞手法，“罗生门格局”是叙事学理论对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的代表影片《罗生门》叙述方式的一种致敬性借用。影片讲述了一宗由武士被杀案件以及案发后嫌疑人之间互相指控对方是凶手的的种种经过。真相只有一个，但凶手、妻子、女巫，却因每人提供证词的目的各有不同而各持各的说法，结果人人都讲述了一个掩饰自己过失、美化自己道德、减轻自己罪恶的故事版本。于是荒山上的这桩命案，最终成了一团拨不开看不清的迷雾。由此，叙事学界达成了一种共识，认为《罗生门》的叙述方式，便于构设迷雾重重悬念迭起的叙述圈套，能有效增加故事的复杂性和吸引力。

学者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提出了“罗生门格局”这一概念，即作品的各部分互相冲突，似乎都不可靠，却找不到纠正点，这种局面被称为“罗生门格局”。（1）

显然，《灭籍记》别开生面的叙述所表征出的，正符合“罗生门格局”的特征。围绕着吴正好寻找亲爷爷及其房契这件事，小说中的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每个人的叙述也都是从自我利益需求出发，强调的是他自己认定的所谓真实。甚至连贯穿全篇的叙述人吴正好，都无法确定自己讲述的究竟是真实发生过的真事，还是梦中情景里的臆想。而且他无所事事混日子的无聊行径、慵懒消极的处世态度、调侃揶揄一切的戏谑语气，让读者很难对他产生认同感，亦因此，由这件事牵连出的人是否真实存在似乎都需要打一个问号。既然叙述者本人对于自身发生的事都无法确定也无从解释，那么其叙述也就根本无法被认同或被纠正，一种荒诞而吊诡的生活质感由此而弥漫全篇。

小说采用的是三段式结构，三个部分分别由不同的叙述者吴正好、郑见桃和郑永梅以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进行叙述，指向的是叙述者的个人立场和观点而非事实本身，说白了就是三人在各说各话。这就导致了三个部分共同组成的故事情节其实无法联通更无法互相印证。然而三个部分又有情节上的相互交叉，即在故事的内在机理上互为牵连，逻辑上又属于层层递进的关系，于是，叙述的有限真实便因为多个叙述层的分解而更加模糊，最终指向了整体叙述的失真与失信。大故事（吴正好寻找爷爷奶奶）套着小故事（先后找到郑见桃和郑永梅）、故事连着故事的叙事格局，被互为嵌套的三个人各说各话的叙述目的和自我身份的悬疑性细节，拆解成无数个碎片，造成了整体叙述的失真与失信，反射出整个现实世界的荒诞与无以表达。

第一部分叙事人是吴正好，他是探索真相的求证者，亦是建构小说的推动力量；第二部分的叙事人有多种身份，她声称自己是叶兰乡，而真实身份是叶兰乡的小姑子郑见桃；第三部分的叙事人是一个并未真实存在过的郑永梅，其叙述的虚妄不言而喻。同时，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的叙事人之间还形成了对比关系，郑见桃实际存在却没有自己的“籍”（身份），郑永梅并不存在却拥有合法的“籍”（身份），这两个人物的对照亦充满了喜剧的荒诞感和悲剧的荒谬感。

更有意味的是这三个人的身份、经历所导致的叙述本身就有很多问题，甚至根本不靠谱。吴正好寻找亲爷爷的过程常常出现在他的梦中，一旦事情出现了一点进展或转机，作者便让他从梦中醒来，因此事情发生反转时，就连他自己也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在现实里发生的，还是在梦境中臆想的。郑见桃自从弄丢了自己的档案，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籍”的人，只能靠偷取别人的身份度日过活，在她嫂子叶兰乡去世之后，她便住进了叶兰乡的身份里，以叶兰乡的身份与吴正好对话，对自己的身份她早已习惯于说谎，只有说谎她才能活下去。郑永梅的身份则更加扑朔迷离，他明明是被凭空捏造出来的，却活在母亲叶兰乡对他的呼喊中，活在叶兰乡为他安排的履历中，死在别人给他开具的死亡证明中。而且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人，还被作者赋予了第一人称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俯视一切甚至掌控一切。一般来说第一人称视角只叙述“我”经历和看到的事件，或者说情节发展只能在“我”的视野之中，而作者却大胆创新，将第一人称叙事的视角无限放大，放大到全知全能的无所不知。“既然我不在家，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对话。我只能告诉你们，我就是知道。没有为什么。”郑永梅在自己的叙述中根本就不存在，是叶兰乡虚构出来的，但他又是存在的，每时每刻都在参与整个事件，是推动事件向前发展的重要叙述动力之一。

正是依凭这种“罗生门格局”式叙事策略，小说情节得以从容不迫地构设出一个又一个悬念和谜案，慢慢铺陈开那些似真非真的“真相”，将读者带入一个缺少真相甚或根本没有真相的荒诞世界里。“事实真相，那是什么，世上有这东西吗？”随着故事的展开与落幕，一切都在真真假假中兜转回环，我们无可救药地落入了作者设置的叙述圈套之中，根本无法还原历史场景，也永远无法得知真相究竟，关于“籍”的存在、关于三个讲述人、关于其他一干人众、关于历史事件的发生（或许根本没有发生），由此全部陷入“罗生门格局”叙事圈套里，成为无解之谜。在小说最后，郑永梅又对自己的身份做出了另一个解释：“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人物，你们别再忽视了，那就是我本人。你们真的认为我只是一个名字吗，你们真能断定我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吗？”在这种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叙述中，真实和真相距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甚至永远不再。

黑色幽默的间离手法亦是《灭籍记》重要的叙事策略之一。一部经由失真失信叙述建构起来的小说，必然成为一出充满黑色幽默意味的闹剧，难怪《灭籍记》封面上赫然标明“以黑色幽默讲述现代寓言”。虽然小说故事总体上是以线性发展的叙事（吴正好寻找亲爷爷的线索）方式而展开，但其中不时穿插多位叙述者的历史回忆和现实场景中的言行，话语层面常常造成逻辑上的混乱，这固然表征了作者内心对历史对时代对种种匪夷所思事件的疑问和探索，但同时也凝定成一个贯穿小说始终的模糊含混特征，因而读者无法沿着自己的想象去猜测故事的发展和走向，亦无法探究作者的创作意图，这就导致了小说在叙事模式和叙事手法上的突破与创新。传统的幽默叙事可以在理性范围内去解释和化解，而黑色幽默因为刻意将背反性矛盾推向极致，从而形成一种无法转还的局面，以事件的极端荒谬性来昭示人类生命本身的局限与荒诞。

众所周知，与传统幽默“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性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2）有所不同，黑色幽默是一种更加含蓄而且高明的讽刺艺术，就像顶在笑声背后的一柄利剑，笑声越大，痛楚越深。较之直接的批评，黑色幽默在通过或戏谑或讥嘲或反讽等手段带来让人发笑的因素的同时，揭开的是充满了危机和恐惧、痛苦和不幸、焦虑和绝望的生活本质，以间离性的审美引领力引发读者的深入思索。叶兰乡为让自己凭空捏造出的孩子郑永梅获得一张能证明合法身份的“籍”，会每天喊“他”回家吃饭，每天送“他”去上学，将一切话题与郑永梅联系在一起，这个“他”于是在人们的脑海中就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存在。这看起来既滑稽又可笑，但在荒唐的谎言背后是无边的恐惧和焦虑，是卑弱的个体在那个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真实”完全离场或缺席的特殊时代，对于舆论、对于环境、对于生活、甚至对于一切的恐惧和焦虑。这听起来很是匪夷所思，却恰恰就是那段荒唐历史既荒诞又真实的写照。

如前所述，黑色幽默处处充满着自相矛盾的话语、戏谑的嘲讽和幽默的调笑、悖论重重的结论等间离性叙述手法，必然带来叙事逻辑上的混乱。这种混乱造成了小说的主题属性与风格属性的严重错位。小说的主题是书写历史记忆和关注人的身份焦虑问题的严肃话题，行文落墨间却充满着反讽、荒诞、诡异的意味，处处流露出不正经、无所谓的态度。严肃与荒诞本身便存在着强烈的对比，主题属性与风格属性的严重错位，使小说产生了丰富的戏剧性张力。吴正好在寻找爷爷和房契的过程中会纠结于一些自相矛盾的逻辑混乱，恍如陷入了一个不断循环的黑洞中。比如他要去房管局查询亲爷爷的房产档案时，拿上了一切能证明他身份的证明，却被告知需要提供房屋所有权证，这和吴正好的目的产生了矛盾性冲突：“我就是来找那张纸的，如果我有那张纸，我还来这里干什么呢？”“如果你没有那张纸，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那张纸。”“我要是有那张纸，我还来找那张纸干什么？”吴正好和房管局工作人员的对话让人陷入逻辑怪圈，这就强行中断了故事情节，叙事方向于是被拧歪，逸出正途走向歧路。

再比如叶兰乡为了虚构一个郑永梅出来并让大家都相信郑永梅的存在，也是使用了错位逻辑战术，即“出现过不等于存在，从没出现过不等于不存在”。“文革”时期红卫兵大串联时，叶兰乡先广而告知让郑永梅和小明一起走，而等小明回来时又先发制人指责小明弄丢了郑永梅，“薛阿姨回去问小明，是不是在北京和永梅走散的，小明又蒙了，但是被他爸打怕了……所以赶紧点头说，是的是的，我招呼永梅的，我关照他的，叫他不要乱走，但是他不听我的，一个人走掉了”。小明在压力下被迫接受了郑永梅存在的事实，老宅的邻居们和与郑永梅有关系的所有人，亦都积极配合叶兰乡，合力将一个谎言缝合成为铁的事实，实在是出人意料，细思却又在情理之中，正所谓“假亦真时真亦假，真亦假时假亦真”，任谁都难辨虚实。

这样的黑色幽默剧其实在现实中也屡见不鲜。我们的生活就像这篇小说，既现实又荒诞，时刻充满了出人意料的转折和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外，《灭籍记》中的故事就是现实中“证明我是我”“证明还活着的我没有死亡”等真实生活事件的文学纪实。“往事就这样清清楚楚地摆在面前了。往事就这样不清不楚地摆在面前了。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也不知道我信不信。”在吴正好兜兜转转的寻找之后，小说最后寻得的不是温情的回忆，而是具有悲剧性的因果。由此，我们发现了历史与现实、时代与个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二者既能互相成就，也能互相毁灭。这是作者对于历史的理性反思，亦是对从历史中走来的人们到达现时代的深切关怀。

 

注释：

（1）赵毅衡：《广义叙述学》，第236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2）朱光潜：《诗论》，第2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