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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时代的呼唤是诗人的天职

来源:文艺报 | 叶延滨  2019年12月11日08:42

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回首一个世纪的风云,当代诗人走过了中国新诗百年,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历程,亲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岁月,迎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新时代。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了全新的信息时代。新的传播手段,让诗歌这种曾是少数精英写作的“文学皇冠”艺术,变成了最大众的传情达意的工具。在大众狂欢的诗歌广场,喧哗声中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批评声浪。诗歌这门艺术,其边界被各种突破和探索改变,在一些人那里,诗歌成了一种面貌模糊的快餐产品。因此,真正热爱诗歌并坚信世代诗人们薪火相传的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写出无愧时代的诗篇,也就是坚守诗人的天职与担当。

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是中国诗人特别是百年新诗历史证明了的诗之大道。百年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就是中国百年新诗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百年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在五四时期,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徐志摩、李金发、冰心、冯至等的作品,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之作。抗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及郭小川、邵燕祥、闻捷、公刘等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老诗人牛汉、绿原,以及舒婷、北岛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的气象。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的诗人,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只有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为中华复兴鼓与呼的使命,中国诗歌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

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是中国诗人在改革开放40年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也是诗人今后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中国诗坛空前繁荣纷杂,在过去的40多年间,以下三种创作主潮大大深化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其一,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中国大陆自上世纪末以来,发育了40年的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上世纪7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的一代有机会接受到现代文学思潮,表现自我成为人性张扬的最有吸引力的口号。一批年轻的诗人在新诗潮的影响下,写人性、自我、意识流等,给诗坛以冲击力。他们最早以自印的诗刊《今天》发表作品,北岛、舒婷、顾城、杨炼、芒克等年轻诗人围绕在刊物周围。中国最有影响的《诗刊》在1980年举办了青年诗人改稿学习班,并以“青春诗会”的名义在整本刊物上发表了参加这次活动的17个诗人的作品,造成空前轰动。参加青春诗会的部分诗人正在努力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这表明现代主义诗潮得到主流诗坛的某种认可,同时也引起了传统理论家的强烈批评。朦胧诗这个称呼表明了这些诗歌在中国传统读者的眼中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角色,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外,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和现代诗所借鉴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差异,也产生了读者疏离诗歌的效应。然而,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诗坛影响巨大,也在不断的争论中调整发展。其二,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这种潮流在近40年经过多次流变而成为中国诗坛上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文革”结束后中国诗坛从专制和虚假中解放出来,一批曾受到打击和批判的老诗人,如艾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孙静轩、牛汉、邵燕祥、昌耀等回到文坛主流,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和工厂、军队中的诗歌爱好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抨击封建专制、表现底层大众疾苦、呼唤思想解放和民主科学的诗篇,如李发模《呼声》、公刘《沉思》、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小草在歌唱》、流沙河《故园六咏》、傅天琳《汗水》等都是表现大众心声的作品。这种潮流得到了读者的追捧,在推进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底层,具有较强的本土性和民族性而与现代主义形成并立潮流。90年代,中国诗坛这种关注现实的诗歌发生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而且大量的作品在民间社团自己印刷的“民间刊物”上发表,形成“民间写作”潮流。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为弱势群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这些年轻的写作者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诗歌的元素和资源却是面对本土的。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他们旗帜很“先锋”、手法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在内容和精神层面上关注当下,表现底层。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在民间的普及,在各地出现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诗人,如写乡土诗的马新朝、高凯、田禾等,写新城市诗的荣荣、卢卫平等。进入新世纪后,成熟并风格鲜明的诗人依然引领诗坛,如诗人吉狄马加大量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力作,诗人陈人杰在高寒之地写下心血之作《西藏书》,梁平对巴蜀文化的诗性解构,胡弦对人性的深度探求,张执浩朴质口语的诗性表达等,都呈现了关注现实、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40年来,中国新诗成为中国诗人与时代结合的见证。其三,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传统,也是中国诗坛没有缺席的角色。中国有2000多年的诗歌传统,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唐诗宋词在艺术上达到的完美境界,使中国古典诗歌有众多的喜爱者,尽管这种用文言写作的格律诗词在今天难以有新的超越,这种传统诗歌在当下中国仍有大量的习作者,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创作上的坚守姿态令人敬重。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撑起了传统的气场,自媒体和手机又为传统写作者提供了发表的可能,让坚守者们有了文化自信。

努力锤炼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是每一个中国诗人的天职与担当。诗歌是一门与语言有关的艺术。悠久的诗歌发展史,也是诗歌语言越来越典雅精美并且富于活力的过程。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近现代新诗,诗歌的语言运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美绝伦,体现着我们的民族气质。雅俗之蝶变,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鲜活且有生命的语言,拒绝粗鄙低俗的诱惑,拒绝官腔套话的侵蚀,不仅考验每个诗人掌握语言的分寸和技巧,更能呈现诗人文化修养的成色。

百年新诗证明了有追求有担当的中国诗人们创造了奇迹,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努力锤炼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也将继续攀登中国新诗高峰的希望,寄托在关注时代潜心写作的诗人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