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前戏剧创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戏剧的危机从何而来？戏剧创作如何跟上时代的审美？剧作家又如何将生动的生活转化为深受大众喜爱的舞台精品，找到艺术创作的当下感？日前，在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福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的第16届中国戏剧节上，一场专业的剧本创作高峰论坛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剧作家、戏剧评论家，大家从不同视角就当下戏剧创作的深层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与会剧作家的发言更为当下及未来的中国戏剧创作带来了诸多启示。

——编 者

陈彦：浮躁与急功近利是当前戏剧创作的首要问题

当前戏剧创作存在的问题我认为首先是浮躁与急功近利。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剧作家做起，“剧本”为一剧之本，剧作家有着天赋的责任。一个作家能写什么、写不了什么，和他的个人经验、生命积累、天赋才华以及作家个人同大自然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有关，作家要从骨子里解决自己的问题。第二，一些剧作家对生活和时代缺乏高度概括的能力，造成一些戏的故事残破、思想扁平。一些现实题材的创作反映出剧作家讲故事的能力弱化了。故事没了，只剩史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没了，只有拉洋片式的、片段式的生活拼图，而缺少时代视域下的俯瞰，使我们对这样的创作感到忧虑和担心。第三，中国戏剧的发展如何能既突出时代特色，又保持生态平衡。首先，对现实题材的倡导、引领、建设是十分必要的。现实题材对现实生活的干预是最直接的，是戏剧人对时代进行发声的必要途径，在对社会价值、思想价值、精神价值的传达中也体现了剧作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品格。今天的剧作家要想一想戏剧在这个时代怎么站位。如果文学、影视、音乐、美术等艺术样式都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宏阔的展示而戏剧却有所缺失的话，那戏剧就很有可能会被时代“边缘化”。其实现实题材可开掘的故事非常多，就反映人民生活而言，无论是陈奂生这样的普通人，还是我们的英模人物，都是中国14亿人民中的一员，他们奔向新生活的痛苦、焦灼与斗争，他们的悲剧、喜剧和正剧都是我们剧作家大有可为的创作题材。在创作上，我们的作家、院团还应过过慢生活，尤其要有一种磨砺作品的信心、信念，要把那些写得太粗、太快的作品好好回回炉、走走心，从而使作品能真正成为力作，成为精品。

徐棻：要追求戏曲创作的现代品格

自1982年“振兴川剧”的口号提出至今，国家仍在以颁布政策的方式保护戏曲，就说明戏曲的危机在今天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危机从何而来？来自这古老艺术与时代的脱节。纵观戏曲发展7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基本固化，戏曲艺术和社会生活、民众的喜好完全合拍，经过一代代艺人的口传心授与点滴积累，终于发展为成熟的艺术门类。而从上世纪初叶起，戏曲和观众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尤其在改革开放多年后的今天，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使古老的戏曲同现代社会间的裂痕也越来越大。除了改变自身追上时代外，戏曲没有别的出路。我27岁那年进入戏曲界，从艺50多年来，深深地体会到，戏曲艺术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可塑性，它能从古今中外的各种艺术中汲取营养并将其化而用之，创作出具有现代品格的作品。比如我创作的《燕燕》《秀才外传》《欲海狂潮》《烂柯山下》等作品就化用了话剧中的某些手法；《死水微澜》《田姐与庄周》《目连之母》《马克白夫人》等剧则借鉴了影视剧和现代主义的一些手法，开创了“无场次现代空台艺术”的戏曲表现形式，增加了戏曲的审美信息，实现了古老戏曲与现代人思想情感上的相通。传统剧目中一个主要问题是人物性格扁平、类型化人物居多，故事简单且常大同小异。要让戏曲作品具有现代意识，作家就需更多地关注“人”，努力探索人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使作品见人性、见人情、见人心，帮助人们获得正确的价值观并提升其精神境界。同时，戏曲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也必然是古典美与现代美的结合。在追求现代品格时，戏曲也不能丢失了以写意的虚拟性、程式性、节奏性、综合性、时空自由性为代表的戏曲美学的核心，这是戏曲的方法体系和艺术特色，也是戏曲表演者、作家、观众三者间的默契。戏曲的美学特征是其之所以能矗立于世界戏剧艺术之林的根本。保护戏曲艺术不被其他艺术同化，保护好古老戏曲身上最集中、最完整、最典型的独特美学特征，也决定了未来我们的戏曲还能否活在舞台上、活在当代人们的生活中。

罗怀臻：努力为戏剧多争取外行观众

这些年虽然从政策层面、社会舆论，还有国家艺术基金、地方各级基金等都在给中国戏剧以有力扶持，但就戏曲创作而言，还是难免有跟时代渐行渐远之感。在今年的上海第12届艺术节上，有数据显示，戏曲演出的出票率为73%，平均上座率略高于50%，远远低于舞剧、歌剧、话剧、音乐剧等其它演剧形式。今天，我们可以在演出市场上看到各种各样“开票即售罄”的“爆款”，戏曲能不能也做到这样？曾经是可以的。今天为什么不行了？我觉得不只是题材的问题，还有整个创作立场的问题。所以我一直有个观点：新时期的戏曲创作一定要珍视作品的当下感。所谓“当下感”首先是指价值观要符合当下。现在我们很多作品的价值观还停留在18、19世纪的封建时代，比如一些女性题材的创作，问题尤为突出。这样的作品怎能打动今天的观众？价值观的传达其实跟题材无关，神话、历史题材也可以写得很有当下感，现在反而是很多现代戏没有完成观念上的转化。今天的文化传播方式、剧场和审美都跟过去不一样了，创作如果找不到当下的触点，只知道砸“大钱”、排“大戏”，那剧团最后必然会在盲目的追逐中衰落。这个忧患在有些地方暴露得已很明显了。所以作为一个戏剧创作者、研究者和教学者，我深刻地认识到：一定要让我们的中国戏剧重回当代。今天有很多人在研究小众，所谓的不要失去观众，在某种意义上关联更多的也是这些“内行”的小众，但以昆曲为例，根据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数据，上海市的“昆虫”还不到1000人，如果这些年上海的昆曲只死守着这些观众，是不会有今天的格局的。今天市场消费的主体已变成了以中产阶级趣味为主的年轻人了，这些“外行”观众在影响着今天的演出市场。因此我很认同一个观点，即检验一个剧种、一门艺术是否繁荣，一部作品是否成功，就要看有多少外行观众和读者在关注它。当一个新作品创作出来时，要看它能不能成为观赏的焦点，还是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今天要想重现戏剧的繁荣，就要为戏剧多争取外行观众。

曾学文：戏曲现代戏的创作需跟上时代的审美

这几年戏曲现代戏创作中涌现出不少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整体剧目质量是近二三十年来少有的，但依然存在不少老生常谈的问题，比如创作中是不是应该增加对“当下生活美学”的参照？今天我们整个社会的审美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众对美的欣赏需求已超越了现代戏曲表达所能给予的。拿电影来说，当代电影的叙事和表达方式受到了观众的很大影响，舞剧、音乐剧也同样在紧跟时代步伐，生怕被观众冷落。当生活不再是刻板、同一化的时候，人们对艺术的需求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可是近些年，在戏曲现代戏创作方面，题材局限的问题却依然存在。革命、英模题材，扶贫、支教题材等层出不穷。据我所知，今年有一个省的戏剧汇演中光扶贫题材的戏就出现了18台，可见创作的重复性、同一化问题之严重。不少题材还是“过去进行时”而缺乏“现在进行时”，尤其缺乏前沿性的题材；即使是一些写当下的题材，其故事的叙述和情感的表达很多时候也滞后于现实，真正受到观众喜爱的戏并不多。很多作品和百姓日常生活化的审美相背离。在一些青年剧作家申报基金项目的作品中，类型化的创作与刻板模式的故事也屡见不鲜。在“类思维”的写作中，个体特征的差异并没有得到更多关注。写新故事用的却是陈旧的审美范式和老观念，一些作者用类似论文写作的方式来写戏：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再得出一个正确结论。如果戏曲现代戏一直停留在这样的叙述方式上，那将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审美。我认为许多剧作家的创作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跟着文件走，先设立主题再去寻找人物，什么题材可以拿到资金扶持就奔着什么题材去，当大家路径一致时，故事雷同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我认为，判断一个故事好不好，一是要看它能否为观众接纳，二是看它为什么能被接纳。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作品能否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激发人们的美学想象。所以，自我封闭式的写作和表达应引起创作者的警惕，今天的创作不应仅去思考题材的价值与意义，更重要的还是要用艺术的方式去思考，用独特的艺术形式去表达，只有这样，作品才能获得今天观众的喜爱。

姚金成：要在庸常和琐碎的生活里发现艺术的闪光

这次戏剧节上，一些新编古装戏的人物刻画和情趣表达让我大开眼界，很受启发。我曾写过不少现实题材包括英模题材的戏，每个戏都写得辗转反侧，甚至会失眠、焦虑。就创作而言，现实题材确实是非常难啃的骨头，其创作之难，我认为一是难在对现实生活中矛盾的提炼和设置上，二是难在对歌颂时代进步或表现时代矛盾的分寸把握上，三是难在如何在庸常和琐碎的生活里感知人性的炽热，发现戏剧冲突的动机和诗意的闪光。说到底，就是故事不好编。在传统戏中，经典名作几乎都在表现人物命运的重大变故，表现忠奸斗争、爱恨情仇、生离死别等，但现实题材面对的则更多是和平岁月里的日常和琐碎。编剧如何从中写出“新”，写出“奇”来，如何实现作品从“宣传品”到“艺术品”的跨越，是需要剧作家下功夫研究并认真决定取舍的。时代在变化，我们的价值观也在发生着深刻、复杂的振荡和裂变，因此作家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要坚持从艺术的维度出发进行独立的思考。这其中，作家对时代、生活的理解是否到位是个关键。比如写《村官李天成》时，我就提出，现在的基层干部面对的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了，市场经济在创造财富的同时 也造成了贫富分化，既得利益者为何不愿照顾弱势群体？为何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这些都可以写，也可以写得很好。又比如，我写《全家福》时从省纪委那里看到了很多材料，对贪腐问题也有了自己的理解，怎么去写犯错的党员干部？从“划清界线”式的革命文学模式到写出人性的复杂，这其中反映的也是一种文化的进步，它需要作家用正确的价值观去表现我们正在深刻变化的时代和变化中的人，需要用正确的观念和理论指导作家对生活的认知和实践，否则我们对现实题材的创作和把握就会受到一定局限。

（本报记者路斐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