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与好莱坞谍战影片《谍影重重》一样，吕铮让探长林楠陷入杰森·伯恩式的绝对失忆，天上人间，不知此身何属。无关“主义”、“国家”、“信仰”或“敌我”，以个人之名对“真正身份”的执着，是好莱坞《谍影重重》戏剧性的基本原素。而警方与黑道之间互相渗入己方力量的切近样本，早有世纪初的香港电影《无间道》接踵登场，“失忆”与“追索记忆”是“九七”前后的香港电影曾经频仍演绎的主题。海内外目不暇接的身份“变脸”活剧演绎至今，置身“公安战线”的小说家吕铮如何在这一序列中变奏演出中国现实？

《谜探》之谜，依旧落在林楠探长的身份上。尽管小说的第一页叙述人便直斥追问“我是谁”的情境为荒唐的“烂梗”，但是，小说仍然从“我是谁？”这一古老的哲学本体命题出发，开启对个人记忆、身份认同、敌我阵营和正义罪恶的诘问与探索。林楠的角色属性十足暧昧不明。香港学者罗永生说，电影《无间道》把香港电影特有的序列“卧底”的形象及其可书写的角度大大拓宽，“卧底”不再单指警方派往匪帮，也包括匪帮派进警队。于是，卧底就成了一种更有广泛意含的“身份错置”的象征。有趣的是，吕铮小说《谜探》之探，借助失忆的“便利”，始终在双重卧底、双面间谍之间扑朔摇摆，他既可能是经侦支队派到黑帮匪首身边执行特殊任务的警察，亦或是执行任务中已被黑帮策反的警界叛徒，如果说，《无间道》里梁朝伟或刘德华扮演的角色孜孜以求的是“洗白”过往、重新做人、得见天光的身份认同的话，林楠不仅一人肩挑梁朝伟与刘德华的双重戏份和两种功能，甚至具备心安理得坐享双重身份、渔利双份的可能。警方、黑帮、妻子、情人、战友，全都对他防范森严，不予信任，失忆的林楠不仅处于多重的敌我难辨的境地，更重要的是，主人公对自身的正邪身份和道义取舍并不自知，乃至不甚介意，对于人物过往的行径，读者和人物一样无法判断其究竟是为取信匪帮的表演，还是已然堕落的罪孽。于是，间谍片里通行的情节准则——男主人公与妖娆神秘的坏女人和并肩战斗的好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并以两种女性，隐喻男性善恶是非的抉择判断，在《谜探》之中已然失效。失忆探长既然正邪身份不自知，那么，无论妻子、情人抑或卖笑女，尽管作者于枕席之间不吝笔墨，究竟没有哪一位女人真正拥有林楠的爱情。小说别有意味地让正邪两方不约而同使出相同的伎俩，用测谎仪和迷幻药直接作用于林楠的肉身，试图以此拷问、窥视林楠的内心及灵魂，无独有偶，林楠的肉身亦无法供出任何真相的答案，这一情节显然超越了现代性对肉体的崇拜和信赖，身体亦无法对应灵魂。《谜探》里，与其说高深莫测、无从撬开的神秘记忆是坚贞不屈、守口如瓶的高尚与忠勇，毋宁说是一种不自觉的、深刻的、无关道义、难断正邪的迷惘与虚无。

民警、经侦、海外“猎狐”贯穿在吕铮从警生涯之中，他的侦探经历如同怀揣写小说的秘笈，过往创作的长篇小说《三叉戟》《名提》《猎狐行动》《赎罪无门》中，审讯技巧、海外追逃、刑侦手段等侦查技巧分花错柳、草蛇灰线地构成了吕铮小说贴近“侦探小说”的“惊险样态”，而在叙事的情节层面上，这一切丰富了吕铮小说的柳暗花明、曲折离奇的叙事层次，同时也确证了吕铮小说归属中国特色的“公安文学”的身份。肇兴欧美的侦探小说或罪案小说等亚文类中，警察代表的国家机器不惟未必是匡扶正义的必由之路，间或化为阻碍真相大白的衙门机构，甚至根本是滋生罪恶的渊薮和操控阴谋的魁首，而中国的公安文学，则势必需以人民警察、公安战警为主人公和正义化身，其故事的慷慨激荡之处，不仅是主人公机智勇敢地穿越环生险象与罪恶势力斗智斗勇，更在于无限忠贞的主人公并由此唤起观者的情感认同。尽管吕铮转益多师，巧妙取法好莱坞电影、香港电影与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要素，然而，其“公安文学”的身份使得他势必严守其属类的规范和底线，在看似重申敌我界限的同时，再度划定出一个新的“正义”的“内部”，抹去了其间的种种暧昧含混，呼唤着社群和解、国家机器与民间社会的整合。

《谜探》解谜的一刻，意味着两重水落石出——案件的真相和林楠的身份记忆。解密的过程饱含寓意，林楠于珍藏的一等功奖章背后发现了谜底开启的“钥匙”，一个U盘里储存着未曾失忆的林楠搜集的案件证据，而他确证了个人正义的身份并找回记忆，在意义层面上构成了“人民警察”“公安干警”对党和人民忠诚的表达，而有关身份疑云间或表征的社会症侯，却是稳固现实中“反腐败”政治所揭橥隐匿在高层、“堡垒”内部、个体身边的罪恶、背叛、黑幕，以及那份个人不难体察的疑云密布、真伪莫辨、敌我难分的痛切、愤懑与虚妄。而小说恰是在有效地发露了这份社会政治潜意识的同时，以孤胆英雄最终挖出了真正的隐藏在上级、纪委、公安战线的包庇者、作恶者和背叛者，公安战警一举歼灭城市黑恶势力，林楠怀揣一等功勋章，心怀“善恶终有报”的信念回归故土故国为结局，终于，小说一面给出了如此酣畅淋漓的大团圆结局，同时，也意味着仿效或提供了现实政治矛盾的想象性解决之道。值得一提的是，与每一部《谍影》大幕拉开时漂泊他乡、隐匿于异族市井、被自己人千里追杀的杰森·伯恩相较，流亡海岛的林楠至少有家可回，有信仰可皈依，幸甚至哉。小说结尾处，吕铮再次借助社会主义红色文艺中的经典桥段——向党和人民庄严宣誓，代表人物获得新生、抵达彼岸、融入人民和革命大家庭及自我升华，与此同时，这也是现实中国于国民中极具国家公信力的文化表达。

然而，《谜探》与吕铮小说开启的“公安文学”类型同样具备着某种微妙变形，其表现在缝合现实、规范、叙事时的艰难与拙笨，尽管这种“拙”是以小说时常溢出规范，施以油腔滑调、自我解嘲的叙述腔调，抑或若干并不含蓄的讽喻现实的命名和细节来体现作者缝合裂隙时的煞费苦心。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与20世纪间谍电影序列里一往无前的英雄们不同，丧失身份与记忆的林楠的内心平静并不源自任何坚定的“主义”信仰，而是于苦苦求索中找到了佛教的启示、未来人吕铮（自我镜像）的揭秘或预言，抑或以朴素的乐善好施、舍己救人等平常人的优良品质寻找、确证、重塑自我，总之，支撑林楠寻找身份认同的力量并非义无反顾的正义信念，更非一种别无选择的政治性路途，因此，小说题目中的“谜”，是开启文本及外部世界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