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侗族作家潘年英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他的文学启程于故乡，一个坐落在贵州黔东南州天柱县名叫“盘杠”的小山村。故乡“盘杠”在他的作品中化名为“盘村”。90年代初《山花》隆重推出他的《雨天》《月地歌谣》等系列小说。1993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4年获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1995年贵州省作协举办潘年英作品研讨会，1996年获贵州省政府茅台文学奖，创作成就备受瞩目。然而，1997年他从贵州省社科院调到福建泉州黎明大学任教，2003年又调到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当教授，游离于文学圈，未能引起文坛更多的关注。不过他一直都在坚持创作，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与文学初心。30多年的默默坚守，成就了《我的雪天》《扶贫手记》《寂寞银河》《边地行迹》《金花银花》等散文集、小说集、长篇小说、专著等38部作品，可谓著作等身。

不论是做学者搞研究还是当教授教书育人，不管身居何处，不论离乡多远，潘年英魂牵梦绕的还是盘村，所以他总是不断地寻找机会回到故乡，感受故土的体温，倾听乡村变奏的声音，满怀深情和忧伤讲述盘村的故事。他出版的著作中关于盘村的叙述有长篇小说、小说集、长篇散文、散文集等10部。

“盘村”这口文学之井有多深，这个邮票大小的故乡蕴含多少文学资源？怎么能让潘年英的笔端汩汩不息流淌出一首又一首人生的歌谣？

最近笔者读到他新近出版的取材于盘村的小说集《桃花水红》、长篇散文《河畔老屋》、长篇小说《敲窗的鸟》《解梦花》等，又重读他在上世纪90年代书写的关于盘村的文学人类学系列小说集《伤心篱笆》和散文集《木楼人家》《故乡信札》，赫然发现这些带有亲历性的文字绘就出一幅幅充满侗乡文化韵味的生活图景，通过盘村一个个小人物的命运生动阐释了盘村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变迁史和心灵史。一个个多舛的人物命运展示了中国乡村摆脱贫困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

盘村不是一个封闭的世外桃源，它从历史走来，承载着侗族独特的历史和中华民族沉重的记忆；盘村与时代共振，跟着新中国踏步前行，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承载着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集体记忆，是中国乡村发展和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盘村不大，却演绎着一个个人间的悲喜剧。故而，盘村的文学之井丰盈滋润，源源不绝，这里的故事写不完。

作为一个侗族村寨，盘村自然有其纯粹而独特的民俗风情。潘年英是盘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的记录者和见证人，他钟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充满文化自信与文学自觉。奇异的民族文化，很容易被追随现代主义的作家写得充满神秘色彩和荒诞意味。然而，潘年英写得很传统。他说：“我当然可以写得‘现代’一点，最初的时候，我也正是这样尝试的，但后来，我发现，‘传统’似乎更适合我。”追求传统写法，让他的作品拥有宝贵的真实、真诚和自然，充满浓郁的人情味与生活气息。

潘年英崇拜沈从文先生，遵从先生倡导的文学庙宇中供奉的是“人性”。他倾力表现自己熟悉的侗乡的生活之美、人情之美、人性之美与自然之美。不过不要误以为他崇尚唯美主义和追求形式的美感。他的作品虽然充满浓郁的民族韵味和乡土气息，但不是田园牧歌和浪漫的抒怀，而是严峻的现实和沉重的人生。他侧重于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生活，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描摹人生百态。他的文字客观而冷静，不以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吸引人，而是以真实的生活与真切的情感感染人。那些看似琐碎的生活被他写得有滋有味。那些生活的细节看似平常，也不过是寥寥数语，却展示了生命的复杂，种种人物的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比如爱情的甜蜜与感伤、亲情的温暖、爱的无奈、贫穷的痛楚，六七十年代贫困中的煎熬、八九十年代改革的艰难与浮躁、新世纪乡村的热闹与孤寂等等复杂的生命体验，让人读得愁肠百结，思绪千载。

潘年英笔下的盘村人都是侗族，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这一个”，同时又蕴含人类共通的情感。如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10篇小说的结集《伤心篱笆》，正如书名“伤心篱笆”所涵盖的内涵，是令人感伤的乡村生活记忆，伤痛来自那个时代的贫困和艰难，来自生活之苦、情爱之难和生命之痛。

逃离故乡，追寻现代，是盘村人的又一种生命形态。一个个盘村青年像潘年英一样沿着蜿蜒盘旋的山路走出这个贫穷偏僻的山村，奔向城市，去追求梦想，试图改变命运。如充满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连年家书》和《大月亮小月亮》以盘村普通人的命运挣扎展示一座村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努力，这也是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个侧影。虽然这些生活都已经成为刚刚过去的历史，但是因为文学具有的超越时空超越现实的艺术魅力，这些作品如今读来依然真实、鲜活、有力，它们成为侗族人民生活的永恒回忆。

如果说集子《伤心篱笆》表现的主要是青春和情爱的主题，充满生命的激情与生活的躁动不安，那么新近出版的小说集《桃花水红》表达的是岁月的沧桑感和生命的安然。这部小说集讲述的都是作者近年来一次次回乡的体验。水泥公路、手机、网络都已经通到盘村，虽然生活还有艰难，但是贫困已成历史。盘村已今非昔比，充满鲜明的现代气息。但是潘年英依然坚守他创作的初心，书写充满文化意味的人性与人情，透过家长里短的琐碎生活表现盘村的发展变迁。这里的人物在潘年英早期的小说和散文中都有出现，比如叙事者那时是亲人口中的“英儿”“弟儿”，一晃三四十年过去了，作者化名为小说中的“老东”，回到村里，“儿童相见不相识”，孩子们怯生生地叫他“大爹”或“大公”。物是人非，“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二三十年前那些面若桃花的青春女孩在这部集子里都成为了中老年人。

如妹红，她是盘江两岸百里挑一的好女子，20年前即将嫁给老东时，老东考上了大学悔了婚。小说描绘阔别20年后的一次短暂的相见，在老东眼里，妹红依然那么美丽健康，可她实际上是即将成为外婆的人了。大嫂金桃在老东的记忆中还是30年前刚嫁过来时的桃花脸和水蛇腰，恍惚之间成为需要服侍几个孙子的奶奶了。还有大妹，当年远嫁他乡，老东先后为大妹的两个孩子取名花朵与花果。记忆中大妹拖儿带女回老家给母亲拜年，转眼间大妹的女儿花朵也出嫁了。

老东的母亲在50年代嫁给一贫如洗的父亲，生养六个子女，在贫穷中挣扎和奋发，年过古稀却常常只剩她独守空巢，只能养只猫做伴，经营一个小卖部与其说是为了挣钱还不如说是为了解闷。母亲成为盘村最年长的老人，她历经生活的百般磨难和人生无数生离死别，已经看不出她脸上的悲伤。母亲的安然蕴含着生命的厚重与岁月的沧桑，是民族性格中的宽容、仁慈、善良、顽强的沉淀。

潘年英的文学语言鲜活、真诚、亲切、朴素、自然。不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都活泼自然，贴近生活，符合人物身份。语言简洁灵动，充满生命力，富有质感。民歌的巧妙运用，让作品富有诗意，充满强烈的抒情色彩。他多采用白描手法，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个立体画面，让人恍若置身于侗乡，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品味侗乡语言的盛宴，领会侗乡人情之美。作者情感内敛克制，小说叙述客观冷静，但是字里行间依然充溢着他对侗乡对人民的赤子之情。他满怀忧伤叙述盘村人悲喜交加的生活，饱含忧患批驳人性之恶和现代的弊端，却又一次次被他们的豁达、宽容、善良与顽强而感动。

比如《还乡记》描述了盘村修庙的艰难。老东悲伤和绝望地发现其实村里有男劳力，可是他们不愿意做义工，缺乏以往侗乡人热心乡村公益事业的公德心，可是后来盘村最底层的一向被人看不起的没有地位的人来平整地基了，他们是：年过七旬的被人歧视的二妈照英、老单身汉且患有精神病的满爹万银、身材矮小的受过重伤的老晏、一只眼瞎的残疾人老佩、超级胖子成本和他最老实最没有文化连汉语都不会说的妈妈。真正的老弱病残，“老东一看到他们，眼泪就再也控制不住了，哗啦啦一下子流了出来。”老东开车前往镇上，要买东西好好请这些乡亲吃晚饭，作品最后写到：“此时夕阳西下，斜射到盘江河谷两岸的田畴上，照得那刚灌满了春水的水田一片金碧辉煌，老东看见有人在水田里做秧地，那劳作的身影十分美丽，老东心里顿时升起一股暖流，他觉得自己能出生在这样山清水秀的地方，实在是上天赐予的一种特殊福分，因此他希望自己能好好珍惜这种福分，一来要尽情享受故乡给他带来的种种美好或不美好的生活记忆，二来也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多为故乡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报答故乡山水和土地对自己的养育之恩……”

主人公老东的这番肺腑之言道出了潘年英的心声。这也是他做人和做文的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相信，潘年英还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