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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立:从佚文佚简中思考当下文学研究状态

来源:文汇报 | 殷国明  2019年12月02日08:52

原标题:一项显示文学资料学实绩的成果——评《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曾经是人文学科研究中的显学,也曾取得过多种具有创新意识和学术价值的成果,但是若干年来,却似乎显得有所疲软和沉寂,遭遇到了某种所谓“瓶颈”状态。究其原因,资料方面的贫乏和不足当是显著短板,这不仅表现在宏观的整体文学状态方面,例如对于现代文学创作状态的了解就明显不足;还表现在对于作家作品创作之外的边缘性、周边性、交谊性等与日常生活相关资料的收集和发掘,由此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中的诸多空缺和盲点,自然也不能不影响到现代文学研究的质量和进展,致使研究者对于作家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创作状态的分析和把握不够真实和精准,甚至出现“一概而论”“远离现场”的误读和误解。

而这种状态近来有了转机的迹象,比如宫立博士最近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结项书稿《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堪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学方面的一大收获,在很多方面弥补了不足和遗憾。这项成果涉及周作人、李劼人、周瘦鹃、郁达夫、梁实秋、沈从文、张恨水、郑振铎、夏衍、胡风、聂绀弩、李健吾、钱锺书、何其芳、徐芳、陈敬容、穆旦、黄裳、汪曾祺、李蕤、张元济、蔡元培、陈望道、洪深、袁昌英、田汉、熊佛西、梁实秋、巴金、朱湘、李霁野、于伶、萧军、吴组缃、赵家璧、曹禺等数十位作家,他们中间有的是现代知名作家,有的则是尚未被研究界关注和重视、但实属为现代文学作出过贡献、发生过重要关联的文化人,他们的佚文佚简散布在报刊书籍的各个角落,以往一直未被发现和注意,而宫立博士不辞辛苦,锲而不舍,把它们从历史尘封中一一检出,并加以认真考释和解读,确实为相关研究和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资源,不仅功德无量,而且补足了很多空白,解答了许多问题,进一步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空间。

例如,在《新发现的郁达夫的题诗、佚简与演讲文稿》一文中,宫立从郁达夫1929年10月1日日记中提到的“作书一封寄陈伯年”说起,详言钩沉了于1929年9月19日日记中提到的给周作人的覆函之内容,信中郁达夫表达了自己当时在文坛所遭受的各种伤害和攻击,对于研究郁达夫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境遇、创作状态和思想变化,都有切实意义。以往的研究有时过度夸大了个人爱情因素的影响,反而忽视了郁达夫当时所面临的文学困境,因为信中说“关于我个人的事情,是一件奇怪不可思议的谣言。上海的各小报及文坛,都在说我已经应了北京燕京大学之聘,去作署名文学系的主任了。并且薪水数目也有,到校的日期也已经有过,弄得大家来问我究竟,我倒反如张天师着了鬼谜,瞠目不能答对,你说这种谣言奇怪不奇怪呢?大约此事的出处,是由革文家等制造出来,意思是在(一)说我拜倒在美国拜金主义之下,(二)说我的确是小资产或有产阶级,每月收入有几多几多,所以是反动的代表。这一种中伤谗诬,实在是可笑得很,但是中国人却专喜欢弄这些小玩意儿,那也是没有法子的。”

除此,此项成果还有一点值得称道,就是在对于佚文佚简的考释中,亦不失对于当下文学研究状态的思考。宫立是陈子善教授的高足,深得“让资料说话”的神韵,但是在资料考释过程中也会融入自己的感悟和理解。例如,在《周作人集外文拾遗略说》中,宫立对周作人《新文学的意义》一文进行了详细考释,认为此应为周作人两次演讲的“重录”,并对于前后几次演讲中的相关话语进行了对比,指出了它们的相同点和相异处。与此同时,宫立在引录周作人在1922年5月30日在北京女高师学生自治会的演讲《女子与文学》所说“文学是人生的或一形式的实现,不适生活的附属工具,用以教训或消遣的:他以自己表现为本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他的效用以个人为本位,以人类为范围”;“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于我们,当作一种专门的研究以外,还有很重要的意义与密切的关系,因为表现自己和理解他人在我们的现代生活里是极重要的一部分”之后,即有感而发地写道:“这句话对我们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不无启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应只是一门死学问,还应关注现当代研究的当代性,关注文学与当下生活、社会的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应注重研究者个人的生命体验,毕竟文学(包括文学研究)是表现自己和理解他人的,都是‘在我们的现代生活里是极重要的一部分’”。

此类对于读者富有启发的、短暂的感悟之语,在书稿中还有很多,不仅表现了宫立在考释中的思考和发见,形成了文中连续不断的亮点,照亮了资料中的思想和意义,而且也体现了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和追寻。由此也足以显示这项成果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