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为了确保自己在乡郊的名声，同时又方便自己到伦敦的上流社会玩乐，家住乡郊的杰克，每次造访伦敦，都会替自己化名为任真 (Ernest)；至于杰克在伦敦认识的朋友亚吉能 (Algernon) 跟杰克一样，对这种改名换姓的游戏情有独钟，经常讹称自己在乡郊有位患病的好友，名叫梁勉仁 (Bunbury)，而这名字，也是亚吉能每次到乡郊胡混时的化名。

王尔德 (Oscar Wilde) 这出经典喜剧《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利用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异作为故事框架，一方面对伦敦上流社会的虚伪极尽挖苦，为观众带来不少欢笑；同时也说明了一些有关城市与自我身份追寻的深刻关系。首先，这个故事指出个人身份在城乡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性，同一个人穿梭两地，可以改名换姓，可以将自己重新演绎，仿佛两者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其次，《不可儿戏》一剧说明了，在城市里，身份的浮动性要比在乡郊的大──这个隐喻，从《不可儿戏》后部，杰克和亚吉能的秘密同时在乡郊──而不是城市──被戳穿而折射出来。确实，正如许多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所表述的那样，城市满街都充斥着陌生人、异乡人和流动人口，相比之下，乡郊邻里的面目轮廓，就显得相对分明，居民在小社区之间的往来相对频密，身份的浮动性、隐密性就相对较低。

不过，上述这些城乡人口的身份特质，似乎只普遍存在于现代城市刚刚出现，城乡生活具有显著差异的时代，例如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十九世纪的法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以及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内地。当城乡之间的生活差距逐渐收窄，第二代、第三代土生土长的城市人成为城市里的主要人口，城市人这种浮动的身份特质就开始转变，而其追寻自我身份的形式，也跟上一代离乡背井的城市移民有所区别，这种差异，在当代不少的城市文学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现。

本文以两位青年作家为讨论对象，她们分别是中国内地的王占黑和中国香港的黄怡。两位作家近年都广受关注，而更重要的是，她们都在城市里成长，属于第二、第三代城市人口。她们的作品，刚好从城市的传奇与文化记忆，还有城市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之视点等主题来互相对照，展现年轻一代对于城市与身份之关系的反思。

在中外现代小说之中，城市一直是个让人实现自我的场所。有些人物像《红与黑》的于连或者《高老头》的拉斯蒂涅，他们到城市闯荡，希望藉此逆转既有的身份，挤身上流社会；也有像《双城记》的丹尼，遁走到另一个城市，希望跟过去的身份一刀两断；城市可以让人告别往昔的纯真，走向堕落，像《日出》的陈白露；但城市同样也可以让人挣脱礼教的枷锁，像《春》里面的淑英那样，重获新生。身份在城市里，具有相当大的浮动性，主要原因，乃在于城市的瞬息万变，正如波特莱尔在《恶之华》中所说：“城市的形态，唉，变得比人心更快”，而这句诗，如果稍为调动一下，用来反思城市与自我身份追寻的关系，就能产生一种颇甚玩味的启示意义：人心的变化，人的情感，无法跟城市变化的速度看齐，而身份认同的基础──对生活所在地的归属感，却偏偏需要仰仗生活所在地的稳定状态作为基础。因此，城市文学往往都会触及到自我身份的追寻问题，而这种追寻意识，在城市成长的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的作品之中，就表现得尤为鲜明。

城市文学中的身份认同︰

王占黑的城市街区

王占黑的《空响炮》和《街道江湖》收录了大量城市小社区的故事，而作者对小社区的兴趣，乃基于她讲求“经验在前，知识在后的”创作理念。正如她在创作谈──《社区、（非）虚构及电影感》一文里谈道︰

“八九十年代，人们从弄堂搬进单元楼，逼仄的螺旋式空间变为敞亮的两室一厅，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居住更新体验。然而很快，人们又匆忙搬出单元楼，去往更高的公寓、更大的户型。于是社区成了老小区，工人新村成了旧新村，留下来的，多是老人、穷人，以及外来务工的新居民，这构成了旧型社区在新世纪的钢筋水泥，也恰好代表着三种不容忽视的社会角色：衰败的工人群体，日益庞大的老龄化群体，以及低收入的外来务工群体。他们共生于一处，以迟缓的脚步追赶城市疯狂的发展速度，吞吐着代际内部的消化不良，接受一轮一轮的改造，也等待着随时可能降临的淘汰，这使得旧社区本身所具有的地方性、时代感更加五味杂陈——它属于历史与空间的纠缠，既是连贯的，也是破碎的。”

这里所描述的社区发展，正呼应了波特莱尔的诗句，而在上面的这段文字之后，王占黑还写道︰“我的经验，就在这些老社区里。”这无疑是一种身份归属的确认。“我”是由城市的这些老社区来确立，“我”的身份，就是由这些小社区定义的。

由于是城市的第二、三代人口，王占黑所经验的城市，已经不是现代主义作品里的年轻城市，而处处表现出一种衰老的迹象。《麻将的故事》和《阿祥早点铺》的舞台，就是城市里面一个衰败了的小社区，一个被不少居民抛弃了的社区。这两篇短篇里面分别以一家馄饨店和一家早点铺为叙事舞台，而值得注意的是，两篇小说都分别对店的招牌作了类似的描写。

“葛三囡馄饨店开了近二十年，人们心里记得越牢，它招牌上的字就越浅。日久天长，葛三囡褪成了葛二囡，葛二囡又褪成葛一女，再后来就认不清楚了。不常来这一带的人，若在午后走过，绝不会以为这是爿饮食店。”(《麻将的故事》)

“阿祥面朝的秀水街倒是素来热闹，除了它同隔壁的团结浴室，周围全是广告文印店。纸的，布的，亮小灯泡的，老远望过去，两边挂满俗气的招牌。只有阿祥是旧的。阿祥掉了个偏旁，祥变成了羊，早点的奌是个老法字，红底子褪了色。问他，他讲，破点好，破点人家才信得过我是老店面。”(《阿祥早点铺》)

这两笔描写，写了社区的衰老，但同时还渗透了一个信息︰社区自有它的秩序和内部文化，它们建基于居民间的一种默契和共识，所以毋须依赖像招牌那样的外在物来规范。因此，尽管这些招牌褪了色，小社区里的人还是知道两家店的功能，到这些店买东西，或者从事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事务。区内的居民都知道这小社区里的规范和秩序，就像《麻将的故事》里面的馄饨店，它表面是一所馄饨店，但实际上它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家麻将馆；阿祥早点铺也一样，它位于丁家桥，但“丁家桥并非一座桥，路名罢了”，城市的本质并不是由城市表面的基建设施等硬件所组成，而是由居民生活、街道文化所构成，只有生活在里面的人才懂得这套逻辑和规矩，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一样，它是一个由文化构成的世界，这些文化除了涉及行为规范，还包括语言，亦即切口，所以王占黑笔下的人物，都有专门属于他们的语言，也就是那种以地方方言为基础的社区用语，凡此种种，都对应了小说王占黑第二本小说集《街道江湖》的标题。

王占黑两本小说集的短篇故事，主要都是以城市小社区的人物为叙事中心，这一系列故事，本来是属于一个作者称之为“街道英雄”的写作计划，第二本小说集本来更打算以此命名，但后来和出版社讨论后，才以《街道江湖》为标题。曾有论者就着这些人物的英雄性展开讨论，探讨小说里的“英雄”是否符合读者对“英雄”的定义，但如果将问题的焦点稍为调整，综合这些人物的共同特质，分析这些人物为何能够成为作者眼中的英雄，或许更能探挖出这些小说的意义。

王占黑的小说人物拥有不少共通点，但有一点往往让他们跟其他人物有所区别，那就是他们在社区里深扎了根，这种特质，往往都能够由故事里其他正计划离开或者已经告别了社区的人对照出来。《麻将的故事》的主场景──葛三囡的馄饨店，就是一个被店主葛三囡放弃了一半，衰失了大半原有功能的店，而葛三囡始终没有背弃这店和社区，是因为担心主角葛四囡要独个留在这个社区。实际上，葛三囡无论价值观与生活习惯，都早已跟新城区连接着，馄饨店所位于的礼同街社区，反倒是她的一种牵绊乃至负累：“实际上馄饨店自从十年前，葛三囡过了五十，就不再全天候营业了。她一门心思挂着自己的龙凤胎孙子。葛三囡每天下午乘免费的沃尔玛班车去新城区接孙子，送到儿子家里，做好晚饭，再乘免费班车回来。从幼儿园到小学，雷打不变。葛三囡讲，好房子都造在城外呀，好学校么，也是一样的。”

至于《阿祥早点铺》的阿祥也一样，小说里有三处重点通过他者的对比，写出了阿祥对秀水街的归属感。第一次是过年，“从前年头上不时兴旅游，人们不是去上海走亲戚，就是去乡下走亲戚……再说了，做早饭生意的大多是外地人，过年回家去了。……我走出去，看到阿祥夫妇照旧开店”；其次是阿祥的女儿海华，这女孩后来跟一个坐过牢的年轻人私奔，对阿祥夫妻造成了深重的打击；而第三次则是其他居民受到拆迁影响而离开，阿祥则仍然留在秀水街上做生意。

这些主角都是滞留的人物，阿祥最终还是在秀水街上“等着老主顾们过来”，而《麻将的故事》里的葛四平最后则病入膏肓，就在弥留之际，其灵魂还是回到了礼同街的馄饨店。这些人物的生命与小社区和街道紧紧连接着，见证了街道和社区的兴衰，亦成为了街道的传奇。正如前文提及，社区和街道，从物理意义上言，只是一种纯粹的物理存在和一个地理概念，但当人在这些空间展开故事，街道就展开它的生命，因此，王占黑小说里一直与社区和街道厮守着的人物，就成了赋予街道生命的“英雄”，甚至可以说，这些人物就是街道。

对于这些街道传奇，叙事者往往采取一种在场的局外人视点来叙述。这些叙事者有时会进入故事，有时候不。进入故事的，像《阿祥早点铺》的“我”，虽然会与角色──如阿祥互动，但对于情节的介入却非常有限；至于不进入故事的叙事者，如《麻将的故事》的叙事者，尽管他没有与角色互动，却经常通过他对角色、社区，还有街道的熟悉程度，以及在描绘人物场景时的近距离描写，表现出一种在场感，犹如一位馄饨店的顾客、一位坊众。有评论说王占黑的小说具有鲁迅小说的色彩，这除了可以从人物的处理手法上讲，或许还可以从叙事者的设计上讲。《阿祥早点铺》里的“我”，就跟鲁迅的《祝福》《孔乙己》里介入故事的叙事者很像，特别是《孔乙己》的那位小伙子。当阿祥问长大后的“我”说︰“你怎么样，要不要跟大伯伯混，大城市有啥好去，吃灰尘，吃闷气，不灵不灵。他看我这些年去外地读完书回来，一无所成，成天往旧地方跑，往老年队伍里钻，总要拿我取笑。”就令人想起孔乙己问小伙计会不会写“茴”字的那段对话，两个片段，均描写了一位被时代抛弃了的弱势人物对他者的善意，还有对方无法领情，或者不想领情的反应，两段对话虽然都安排在日常的情境里，却十分动人。至于《麻将的故事》那位不介入故事，却通过细腻叙述来讲述葛四平与对对吴生命传奇的叙事者，则令人想起了《阿Q 正传》里那位既置身事外，同时又对阿Q 一生有着深入认识，定意要为阿Q 立传的叙事者。

鲁迅小说的这种设定，一方面似乎是要让叙事者对角色作冷眼旁观，另一方面，也同时有谴责叙事者冷眼旁观的意味──例如对《祝福》和《孔乙己》的“我”。可是，王占黑小说的这种叙事距离，却没有产生这种冷眼的效果，反而让人感到叙事者犹如一位街区里的无名坊众，在热心地围观和凑热闹。

叙事者的叙事观点和热心态度，展现了作者对人物和街区的高度认同和自豪。值得注意的是，让叙事者对角色和街区感到认同和自豪的，并不仅仅是街区的当下，而是他们的历史，特别是他们过去的辉煌和兴衰史。王占黑总不忘在她的街道故事里，刻画角色或街区昔日辉煌，如《麻将的故事》里的对对吴︰

“九十年代末，必定是对对吴这辈子浪头最大的时候，也是离麻将桌最远的一段日脚。他太忙了，扛着家伙满城赶场子，酒席上香烟红包拿到手软，一双眼睛也跟着长到天上去了。白天干活，晚上同一帮小老板花天酒地。等抬起头来，大变天了，录像不流行了，婚庆一条龙兴起，对对吴的熟人生意再难做开，很快就被淘汰了。此后对对吴修过空调，搞过装潢，再难威风。”

至于《阿祥早点铺》，作者更四度将阿祥昔日的早点铺生意形容为“黄金年代”︰

“丁家桥并非一座桥，路名罢了，期间纵横盘绕着天后弄、救火弄和彩虹街。从前住着交关人家。如今能搬的都已搬走，阿祥的黄金年代一去不返，附近光剩下一间邮局、一间天主教堂和一家医院，来来往往勉强撑起生意。”

“在阿祥早点的黄金年代，茶叶蛋扮演了这样一个叫得响的大明星角色。”

“在阿祥早点的黄金年代，我扮演了一个叫不响的赖帐小学生角色。”

“零八年，丁家桥最后几条弄堂出空，阿祥早点的黄金年代结束了。”

王占黑街道故事的叙事者，往往都是一批姗姗来迟的人。小说故事的叙事时间，大都安排在主要角色和街区转向衰败的时节，而这种衰败，则在叙事者追述人物与街区昔日风光时而更见突出。叙事者对于人物和街区昔日的辉煌，经常表现出一种向往，对于这些黄金年代的消逝，表达了深刻的遗憾和惋惜。王占黑对于城市这些小社区的身份认同，在这些遗憾和惋惜之情中，可见一斑。

作为城市的第二、三代人口的九零后，王占黑无疑在童年目睹了中国内地城市的急速兴起与发展，以及城市在不断扩张时，社区人口和设施日渐老化，最终，昔日年轻繁华的社区，遭遇了跟礼同街、秀水街相同的命运。尽管街区的名字或者空间依旧，但里面的人物、社区文化却沧海桑田，这对于昔日在这些街区成长，对街区抱有相当归属感的人而言，无疑会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王占黑笔下一个个被时代淘汰，在旧社区里持守二三十年来相同生活的小人物，正好可以为作者以及对有关社区怀有归属感的读者，缓解身份认同的危机，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街道英雄。现代文学里面的城市，是一个容许人物创造新身份的冒险乐园，但对于作为城市第二、三代人口的作者，城市却扮演了某种“乡”的意义，成为了他们追寻自我身份的归宿。

城市文学中的文化积淀︰

黄怡的《塘西的亚当与夏娃》

尽管人们努力去追寻、保育城市里的不变元素，城市还是以极快的速度去变脸，一切的追寻、保育，看起来都似乎一场徒劳，所幸的是，城市会以它的独特方式让文化沉淀，而这些沉淀的文化，又成为了一座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特征，成为了城市人建构其身份认同时的重要基石。

论到以城市的传奇来建构城市人的身份认同，香港女青年作家黄怡，在她的《塘西的亚当与夏娃》里，作了非常精巧的描绘。黄怡是现时香港炙手可热的九零后作家，在香港大学修读心理学及比较文学，然后到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完成文学学士学位，过去几年，一直在各种征文比赛里屡获殊荣。《素叶文学》的资深编辑、作家许迪锵先生，就曾将她跟香港的前辈作家西西相提并论，指出黄怡的作品如何承袭了西西作品的元素，对黄怡的创作予以相当的肯定。

许迪锵先生对黄怡作品的观察与评价并非空穴来风，《塘西的亚当与夏娃》这篇短篇的语言、结构，就不时能听到西西的作品，特别是西西的经典作品——《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的回响。《塘西的亚当与夏娃》这篇小说，讲述叙事者“妳”认识了一位外国男友亚当，当“妳”跟亚当在石塘咀一带同游时，“妳”不断想起二人的文化差异，想起石塘咀曾经是香港开埠初期的风月场所，想起社会对于华洋恋的歧视，以及对女性主动结识异性的偏见。基于种种沉淀在城市里的文化记忆，“妳”在跟亚当相处的时候，不断自我质疑，最后更在和亚当亲热时，因过度焦虑而呼吸困难，最后需要由救护车送到医院。

《塘西的亚当与夏娃》一文无论是结局或者文中的细节都非常幽默，同时又对文化身份这一议题，作了颇为深入的探挖。小说以“妳”的内心挣扎和自我质疑贯穿，让读者想到了西西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西西的小说通过任职死人化妆师的叙事者，反思死在社会中的文化忌讳，而黄怡的小说则是从文化角度反思香港这城市对华洋恋以及对男女之大防的偏见。

跟王占黑的街区故事一样，《塘西的亚当与夏娃》也告诉读者，城市并非一个单纯的地理、时空概念，而是由市民生活、文化所建构出的有机体。即使在同一座城市，不同的人也会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文化社群而对城市有不同的理解与感受；至于城市的外来人口，即使他生活在城市里面，却会因为无法理解城市的文化，而始终只能成为一位局外人。这种文化的间隔，首先见于语言方面︰

“ 你知道吗？在广东话里， 鸡就是prostitute 的意思，妳说。

是吗？在英文里，小鸡只是指可以追求的女生呢，亚当说。

在广东话里，小男孩都叫自己的阳具是chicken chicken。妳说。

在英文里，只有心怀歪念的大人会把阳具唤作公鸡呢。亚当说。”

语言除了划分开城里人与城外人，也可以将城里的人再划分为不同阶层、背景的人︰

“妳渴望亚当认识妳的城市，每次在出发到西环补习及跟亚当约会前都先查好典故，背好说故事的生字，并努力不让脑袋在为学生准备中文默书时任由英文生字溜走，杯弓蛇影，Brothel ──鸡窦，草木皆兵，VenerealDisease──生花柳，风声鹤唳，Pimp──龟婆。明明都是些在周星驰电影里会听到的词语，学校却绝不会教，家长也不可能愿意子女学习那样下流的话，这些美丽而聪明的名校学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学到那样污秽但日常的词语呢，妳想，妳又是从什么时候学会这些委婉词的真相的呢。”

文化身份的标签，除了沉淀在语言里，还沉淀在城市的社会逻辑、生活法则当中，而这对于城市的外人而言，可以说是更加难以理解。

“妳”并没有如家人期望的考上位于西环的香港大学，只能考上其他大学的中文系。虽然无缘晋身香港大学，但由于兼职补习，“妳”需要不时来到西环，因为这里的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所以他们所能支付更高的补习费用。西环是阶级身份的象征，也是通俗意义上成功人生的符号，所以即使考不上香港大学，“妳”还是无法割舍跟西环的关系，甚至需要仰仗西环这个地方，让自己在经济上获得相对优厚的回报，向社会的上层游走。

这套社会逻辑，仅适用于属于这个城市的人，他们对这套社会逻辑了然于心，“妳”的母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分析“妳”在西环补习的好处时，母亲甚至以色情行业的词语来比喻“妳”的补习工作，将补习费比喻为“肉金”，补习经纪 ( 中介) 比喻为“扯皮条”( 鸨母/ 掮客)，补习家庭不满意老师而将之辞退比喻为“弹钟”( 拒绝接受掮客推荐的妓女)，补习老师添置端庄衣物妆容所花的费用称为“置装费”( 妓女打扮自己所作的开销)……所以当“妳”和亚当走在西环的街道上，“妳”的心中不时浮现出途人对她和亚当评头品足的声音，但凡此种种，都是亚当这个局外人所难以理解的，所以他始终能够神态自若地和“妳”同行。

通过母亲的说辞，黄怡一方面赤裸裸地揭示了香港这一城市的功利逻辑，还巧妙地利用这个比喻，道出城市的历史记忆如何沉淀为一种文化想象，从而限制了城市的年轻一代，追寻自我身份。

位于西环的石塘咀，于1904-1935 年期间，曾经是香港知名的烟花之地，当时该区妓院林立，有“塘西风月”之称，《塘西的亚当与夏娃》中的“塘西”就呼应着这段历史。香港过去不少影视作品，都以塘西作为背景，其中最经典的，当数李碧华编剧、关锦鹏执导，并由梅艳芳、张国荣主演的《胭脂扣》。由于这些影视作品大行其道，塘西的色情行业记忆，亦深植民心。尽管塘西的色情行业已经作古，但这些文化记忆却沉淀到香港市民的集体记忆里去，因此当“妳”和亚当在石塘咀一带散步的时候，这种文化记忆就不时涌上“妳”的心头，并跟当下的各种遭遇互相交叠，引起“妳”的许多自我质疑。

“妳和那位美丽的外国人牵着手，顺着斜坡由香港大学本部大楼离开校园，经过圣安多利故堂转落山道，没有遇见如花和十二少，只见一群菲佣带昔雇主的柴犬和哥基在山道天桥底的空地上用母语细声讲大声笑。( 中略) 妳想告诉亚当地铁站B2 出口附近那火锅私房菜和画室的所在地正是电影《胭脂扣》的取景之处，可是《胭脂扣》的英文是什么？妓院的英文是什么？梅艳芳的英文又是什么呢？”

文化记忆和想象，不单会影响到当事人的自我期许，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他者的期望与想象，从而影响到人们对自己和他者的身份定义。在《塘西的亚当与夏娃》里面，就能看到，文化记忆和想象并不单单存在于“妳”的一方，同时也存在于亚当一方。例如当亚当暧昧地邀请“妳”到住处亲热时，“亚当说他想看妳穿旗袍”，但实际上，在香港，“现在除了中学生以外已经没有香港女子每天穿旗袍上街了，妳说。”而亚当竟回答说，“那就不要穿到街上啊”“就在睡房里穿给我看就好了”，“妳”明知这是一种文化想象的投射，“而妳爱她。妳早就知道衣物对男子来说有多性感”，于是“妳”还是穿了旗袍赴会，“让亚当摸妳藏在旗袍下穿着丝袜的腿，丝袜── silk stockings，cheongsam ──旗袍，吊袜带── garter。Corset ──马甲，维多利亚的秘密是一种古老的趣味，装起先于仓颉的欲望，送到不甘原始的人身下。”结果，二人在剥开层层文化的包装之后，成为了伊甸园中未受人类文明覆盖的亚当与夏娃。

亚当对于旗袍的想象无疑也是来自西方对于东方特别是香港的文化想象，其中以英国作家李察·梅臣 (Richard Mason) 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苏丝黄的世界》( 英语：TheWorld of Suzie Wong) 的影响尤深。这部跟《蝴蝶夫人》一样，充满强烈欧洲中心、白人主义的作品，成为了不少白人男性对东方女性的想象参考，由于这种文化记忆、想象有着一定深厚的根基，结果东方女性也同样将白人男性想象为纯粹的猎艳者而加以提防，并先入为主地将东方女性界定为白人男性眼中的猎物，断定这些外国人一定不会付出真正的感情。正如“妳”在被亚当亲吻的时候，“妳”竟然想到︰

“妳怎么会让这样的一个陌生男子吻妳，如果阿妈知道，一定会这样说。

谁都知道外国人只当华人女子是珍稀的玩物，妳一定会说。”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特别表明，这种源自文化想象的身份标签和偏见，并非只是教育水平一般的母亲所独有，而是连考香港大学的高材生也不例外，当“妳”和亚当在糖水店遇到一群大学女生时，就听到她们说：“邻桌那群大学女生继续中英夹杂地讨论着她们宿舍里的谁偷偷当援交妹，谁容许自己或别人的男友在自己的房间里“屈蛇” ，谁跑到兰桂坊去夜蒲结识了一个“鬼仔” ，却因为对方在一夜情过后不想和她拍拖而一直缠绕对方。就算我不是鬼仔，我也不会和那样随便的人认真交往好吗？”

除了城市文化记忆和想象，传统文化也为人的身份加以许多标签，成为都市人追寻自我身份时的障碍。《塘西的亚当与夏娃》一文，黄怡特别针对传统价值观中，有关男女之大妨的几种偏见提出质疑，这些偏见包括︰其一、两性关系中，女性往往是吃亏和被占便宜的一方；其二、基于第一点的缘故，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应该保持被动与矜持；其三、若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主动出击，就是有欠矜持，这是不应该有的常态，而这样的女性，要么就是淫娃荡妇，要么就是动机不纯，一定是基于虚荣心，或是利欲熏心，才会主动追求男性。这样的女性，是应该予以谴责的。因此当“妳”在街上再次遇到那群大学女生时，不禁忐忑地想，她们会不会在自己的背后说自己是“那种只喜欢“洋肠”的“公厕”或者“这个男人都不知道是她的第几个在 Tinder 认识的人了”，又或者“天知道她有没有得过什么病”。而当“妳”跟亚当在路上遇到另外一对衣着暴露的女孩时，“妳”又不禁“忽然害怕她们以为亚当是妳的恩客而非男友”。

这些传统文化强加给人的身份，不断令“妳”在跟亚当相处的过程中自我质疑，并在亚当邀请“妳”到家里亲热时，出现了一段非常幽默的描写︰

“下次晚上来我的房间里看电影好不好？亚当边抚妳的头发边问。

男女授受不亲啊，山边的观音像说。

我倒是不怎么介意，世上比“人尽可夫”更糟的罪名多的是，旁边的关公像说。

都什么年代了，女人怎样用自己的身体，哪轮得到我们多口，楼梯口的寿星公像说。

新郎哥锡吓新娘子先，要sweet 啲嘅 。摄影师说。

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妳的胸口说。

好。妳居然说。”

自我最终战胜了无处不在的传统文化包袱，“妳”似乎总算可以撒开一切不必要的偏见，自行定义自己的身份。可是就在“妳”跟亚当亲热的时候，各种不必要的偏见、个人记忆、文化记忆最后还是汹涌而至，将“妳”压得透不过气，最终闹出要让亚当召唤救护车，并在衣衫不整的情况下，在石塘咀居民的围观下，送往医院。在慌乱的送院过程中，各种自我质疑的想象再次走马灯般闪进“妳”的意识，“妳”最终还是难逃出城市加诸于身上的标签和身份。

有别于《不可儿戏》中的那个可以自由塑造自我、创造个人身份的城市，无论是王占黑的城市，或者黄怡的城市，都说明了城市存在着许多规范、秩序，它们一方面通过城市积淀的文化，限制城市人塑造自我身份的机会，但同时又多亏这些沉淀的文化、记忆，让城市人在急速嬗变的环境之中，仍然能够找到自我存在的归宿。王尔德的城市，与当代两位年轻作家的城市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异，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城市经过百多年的发展之后，已经不再年轻，在这段发展的岁月里，城市沉积了相当深厚的历史、文化记忆，而这些记忆之厚重，对城市人思想、行为的制约，甚至可能要比乡间的传统还要大；归根究底，现代城市之所以能跟城市人的自我追寻产生较过去更巨大的张力，乃是因为对于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第二代、第三代城市人，城市就是他们的根和他们的乡，是他们身份的最终归属。

注释

1 余光中译为梁勉仁，取其“两面人”的谐音。

2 违规留宿。

3 外国男生，特别是指白人男孩。

4 粤语︰“新郎哥先亲一下新娘子，要甜蜜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