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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荡报》1944年11月8日第四版发表的《预告》

《扫荡报》1944年11月10日第四版《扫荡副刊》发表的《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变成四世同亡”，这是老舍对这部巨著的结尾的最初构想。在敌人的铁蹄下惶惑、偷生，必然遭致灭亡。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令人触目惊心，但确是老舍当时的设想。我们看在抗战前期的作品，都是以揭露敌人的凶残，鼓舞人民和敌人拼死斗争为主的。

旧事重提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撰写《老舍研究的历史回顾》（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4期）时，在《扫荡报》的《扫荡副刊》上，发现了以下文章：

预告——老舍先生新著《四世同堂》将在本刊发表

故事发生在北平。时间是从七七抗战到抗战的第七年。人物以四世同堂的祁家老幼为主，而佐以十来家近邻，约有五十人，或更多一些。其中有诗人，汽车司机，棚匠，人力车夫，扛肩儿的，票友，教员，庶务，掌柜的，摆台的，剃头匠，老寡妇，小媳妇……。他们和她们都有个人的生活与性格，又都有北平给他们与她们的特殊的文化和习惯。他们与她们所受的苦难，一半“咎由自取”，一半也因深受了北平的文化病的毒。故事分三大段：1.自七七至南京陷落——大家惶惑，不知所从；2.南京陷落后，珍珠港被炸以前——惶惑改为销沉，任敌人宰割；3.英美对日宣战后——敌人制造饥荒，四世同堂变成四世同亡！每段约有二十五万字，全书可能的达到百万字。

我判断这应该是老舍先生的一篇重要的佚文。为此我专程访问了抗战时期曾长期担任《扫荡副刊》主编的陆晶清先生，并写了《老舍的一篇重要佚文——〈四世同堂〉的〈预告〉》一文（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不过，遗憾的是，30年来文章所说的《预告》却未能收入《老舍文集》或《老舍全集》。虽没人质疑，却也少有人赞同。只有张桂兴先生的《老舍年谱》和《老舍著译编目》将其作为老舍作品列入其中。他的《〈老舍全集〉补正》又将之收入其中的下编“《老舍全集》补遗”中。2015年10月，在重庆召开的第七届老舍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在提交的论文《新版〈老舍全集〉补憾》[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3期]中，曾经提到这一遗憾。这次得到谢昭新先生认可，他在《论〈四世同堂〉的战争叙事与战争反思》（载《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3期）一文中，几乎全文引用了它，舒济先生也表示要将它收入《老舍全集》。

但是，我觉得仍有重提它的必要。因为——

（一）我遗憾当时限于条件，未能提交这篇佚文的复印件或照片。当时，我与曾广灿先生也交流过，他特意将他也见到的《预告》用稿纸誊写了一份寄给我，我对照后确认我们彼此的手抄均无误。但当时我们都没有数码相机，报纸太旧又不能复印；后来有关图书馆也不让查了。这样，出版社和编辑部就可能为了慎重起见，未予采信。这次，我在重庆图书馆见到了《扫荡报》的缩微胶卷并拍下了，可以确认无疑了。

（二）我关于《预告》的文章发表前曾抄寄一份给舒济先生，她肯定我的论述是对的，但寄给我一篇刘以鬯先生的回忆文章，文章认为《四世同堂》是他主编《扫荡副刊》时，由他建议社长黄少谷向老舍约稿，由他编辑连载的。我觉得这完全与事实不符。但我过于自信，认为陆晶清先生已说得很清楚了，未予重视。陆先生也要我不要写文章反驳。她说她若去香港，会对刘先生说明的。这可能也是出版社和编者对此谨慎的另一原因，因为刘先生和陆先生曾是《扫荡报》的同事，当时正在香港主编《香 港 文 学》，他的回忆应该是更有“权威性”的，而我当时不过是个青年教师。现在认识到既然这篇文章成了《预告》未被普遍认可的一个原因，因此有必要重提此事，指出刘先生的记忆错误，消除它的影响了。

（三）我以为《预告》对老舍和老舍研究，尤其是《四世同堂》的研究十分重要，而它只能是老舍先生所写。再次提出30年前的往事，澄清历史事实，才可以使老舍研究者和爱好者认真对待它，研究它，从而更好地接近老舍，理解老舍。

所以，虽然30年过去了，也必须旧事重提，再次确认它的真实面貌和历史地位。

陆晶清先生的回忆

为了弄清这篇《预告》的作者和发表的情况，我在1987年7月曾经两次访问陆晶清先生。陆先生首先给我讲述了争取老舍先生将《四世同堂》交《扫荡副刊》发表的情况。她回忆说：

“我在1940年接编《扫荡副刊》后，曾在上面连载了徐訏的《风萧萧》，反映还不错，使《扫荡报》的发行量有所增加。在《风萧萧》即将载完之前，我听说老舍先生正在动手写《四世同堂》，并准备交给某一刊物（杂志）发表。我就立即写信给老舍先生，把稿子争取过来。我在信中说，听说你在写一个长篇巨著，准备交某刊物发表。但我想由他们发表，周期太长，拖延时日。是不是能让我在《扫荡副刊》上连载，边写边登，可以早些和读者见面。同时，又表示稿酬从优，并可预付——因为我知道老舍在抗战中为‘文协’尽力，两袖清风，手头不宽裕，而当时老舍夫人与子女刚刚来到重庆，开支是不会小的，所以这样说。

“老舍很快回信，表示同意。但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预支部分稿费；二要我亲自决定每日刊出的字数，并亲自校对，不能出错；三原稿要保持清洁，不能排脏，登完后就退还给他。我都答应了，并向当时《扫荡报》社长黄少谷作了汇报。老舍提出先预支500元稿费，黄少谷一批就是1500元。这样，老舍就把稿子陆续寄来了。《预告》就是在发表前我请他写的。从这年（1944年）11月到第二年5月我离开重庆赴欧洲访问时为止，每次都是我亲自发排、亲自校对，并陆续将原稿寄还他的。《四世同堂》在《扫荡报·扫荡副刊》上每期发3000字左右，每次都放在第四版左上方的显著地位。它很受读者欢迎。《扫荡报》也因此销路大增，快赶上《大公报》了。

“老舍先生之所以肯把《四世同堂》交给我主编的《扫荡副刊》，除了他提出的条件都得到满足外，他与我和王礼锡的友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为人耿直、义气，待人真诚，很重感情，在重庆人人都敬重他。凡爱国的、抗日的人士，与他无不亲近。我们1939年从欧洲回国抵达重庆，不久便结识了。他这人是很纯真的，很诚恳的。别人都叫我小陆，最初他却叫我陆先生，后来就叫我陆大姐，其实我比他还小几岁呢。我称他舍予先生，或舍予兄。总觉得他有长者风度，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大哥，为人非常义气。后来王礼锡率领作家战地访问团赴西北战地访问，不幸在洛阳病逝，老舍先生知道后十分悲痛，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悼念他。这之后，他对我一直很关心。《四世同堂》能交给我发表，也说明了这一点。他的确是个很重友情的人。”

当我请教这篇《预告》是否是她执笔写的时，陆先生就明确表示：

“那是请老舍先生自己写的。文字不是我的，内容我更写不出。《四世同堂》的原稿是老舍先生一部分一部分陆续交给我的，我当时不可能知道这篇巨著的详细写作计划和全部内容，这只有老舍先生自己知道。那是《四世同堂》连载之前，为了引起读者的重视，我请老舍先生自己写一个介绍，由我加上标题和副标题发表的。因为是《预告》，没有署上老舍先生的名字。”

这是符合实情的。因为大家知道，《四世同堂》是逐步写出的。即使在第一部《惶惑》写完，一面继续在《扫荡报·扫荡副刊》连载，一面交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书时，老舍还声明“现在是随写随出，写到够十五万字左右，即出一本……”（《四世同堂·序》）。它的第三部《偷生》直到在美国的三年中才写完。因此，《四世同堂》的全部蓝图只存在于老舍自己的脑海中，别人是不可能写出它的梗概的。

陆晶清先生的话，不仅肯定了《四世同堂》开始连载前两日《扫荡副刊》发表的那篇《预告》的确是出于老舍先生手笔，是他的一篇重要佚文，而且使笔者了解到《四世同堂》最初发表时的一些情况，并由此领会到老舍爱祖国、重友情、讲义气的可贵品质，进一步懂得了他在艰难困苦中将“文协”的大旗支撑下去的崇高精神。

刘以鬯先生的文章

我关于《预告》的文章写出后，曾抄寄舒济先生。她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我的推论“是可靠的”。但寄给我一份刘以鬯先生的文章《〈四世同堂〉最早发表在什么地方？》，这篇文章认为《四世同堂》是在他主编《扫荡副刊》时期，建议《扫荡报》社长黄少谷向老舍约稿，由他编辑刊出的。我觉得，这可能是这篇《预告》未能得到《老舍全集》编者和学术界认可的重要原因。因为刘先生当时是香港著名学者和作家，他的回忆自然是更“权威”的。

但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刘先生错了。这是刘先生为了纠正法国学者保罗·巴迪（Paul Bady）先生认为《四世同堂》最早发表于昆明《扫荡报》，介绍人是罗常培的说法而写的。他说：

“这是不正确的资料。

“为了防止不正确的资料继续流传，我必须指出一项事实：《四世同堂》最早发表在重庆《扫荡报》；邀请老舍为该报撰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是黄少谷先生。”

下面是一连串关于此事的“回忆”。为了尊重历史，在此我不得不指出，可惜除了《四世同堂》最早发表于《扫荡报》外，刘先生的记忆出了问题，文章也成了他说的“不正确的资料”了。为了防止它继续流传，我不得不在此加以辨正。

（一）刘先生首先把自己担任《扫荡副刊》主编的时间记错了。他说“陆晶清到英国去之后，报馆当局派我兼编。我接编时，副刊正在连载《风萧萧》”。事实是：陆晶清先生1940年接编《扫荡副刊》，直至1945年5月以《扫荡报》特派记者身份赴欧洲采访。这样说来，刘先生接编《扫荡副刊》的时间，不可能早于1945年5月。这时《风萧萧》已于1944年11月5日载完，8日发了《预告》，《四世同堂》便在1944年11月10日开始连载，已经有半年多了。刘先生不可能超前半年多，抢在陆晶清先生之前去发完 《风萧萧》，并在陆先生还未去欧洲之前，去编发《四世同堂》。陆晶清先生建议我去访问在上海社科院工作的时任《扫荡报》编辑部总编的沈杰飞先生，他告诉我：刘先生是陆先生主持《扫荡副刊》后才入社的，他的工作是“听广播”，听世界各重要通讯社的消息，将重要的翻译过来，供《扫荡报》社参考。陆晶清赴欧后，最初接编《扫荡副刊》的是杨彦岐先生，约半年后才交给刘先生。《四世同堂》于1945年9月2日在《扫荡副刊》上已载完第一部《惶惑》。此前，第二部《偷生》也已于1945年5月1日在《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上开始连载。就是说，刘先生不可能编发《四世同堂》。

（二）刘先生把黄少谷在伦敦的时间和老舍在伦敦教学的时间搞混了。在文章中提到他向黄少谷社长推荐老舍后，“黄社长说：我在英国时与老舍很熟，如果你认定他是理想人选的话，我这就写信给他”。

老舍曾于1924年至1929年在英国伦敦东方学院任教。而据有关资料，黄少谷先生1924年起一直在国内任职。1934年才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国际经济关系，1937年回国参加抗战。因此，两人是不可能在英国见面的，黄少谷先生自然不可能那样说。

（三）刘先生在回忆《四世同堂》发表时说：“我记得我还用老舍手稿上的‘四世同堂’四个字制了一块黑底白字的版子，排在篇首。”

这又是一个错误的记忆。我记得早年在上海图书馆查阅《扫荡报》原件时，见到的题头是白底黑字老舍手书的“四世同堂”四个字，三年前我在重庆图书馆的缩微胶卷上见到的，也是如此。

（四）刘先生又说：“《四世同堂》在《扫荡副刊》连载的时间相当长，直到日本投降才告一段落”，“因为《扫荡副刊》刊登的，只是《四世同堂》的第一部分，并非全部。作为副刊的编辑，我当然希望老舍将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全部交给我们发表；但是老舍却坚持要休息一下了。这个决定，依照我的猜想：要不是因为战争结束使他有了新的计划需要实现；必然是‘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苦痛’（《惶惑》序），逼使他非得获得一个休息的机会不可。”

这里，“直到日本投降才告一段落”不够准确（《扫荡副刊》刊登的《四世同堂》恰好在1945年9月2日，即日本正式投降的前一天载完），而后面用“老舍却坚持要休息一下了”说明老舍未能写下去，则是不明就里的猜想了。因为如前所述，这时老舍《四世同堂》的第二部《偷生》已于1945年5月1日开始在《世界日报》的副刊《明珠》上连载了。为了向读者介绍《四世同堂》已发表的内容，老舍还写了《〈偷生〉之前》，发表在5月6日的《明珠》上。这说明老舍并没有休息，而是在努力继续创作。不过他知道陆晶清即将赴欧，没有和她续约而另寻发表之处了。如果刘先生已是《扫荡副刊》主编，又希望老舍继续将《四世同堂》交给《扫荡副刊》发表，是应该知道这些情况并感到遗憾的。

收到舒济先生的信和附寄的刘先生的文章，我曾再次访问陆晶清先生，将我写好的有关《预告》的文章请她审阅，并出示了刘先生的文章。看了刘先生的文章，她说“怎么可能呢，简直是无稽之谈，在台湾的黄少谷也不会认可的”。但她又说“你不要写文章，我将来去香港时自己会当面对他说。我去台湾时也会和黄少谷见面”。我对于长者向来“恭敬不如从命”。我想，为此写了文章也许会影响他们的友谊；同时，刘先生正在香港主编《香港文学》，并为《明报》等写文章，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做了不少工作，也不想因此影响他的声誉。当时我也很自信，觉得陆晶清先生的回忆是可靠的，我的文章已经写得很充分了，没必要辩解。因此，我没再为此写文章。不过我有关《预告》的文章发表后，除了将《学报》送陆先生一份外，也曾打印一份由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的陈梦熊先生托他的同事寄给刘先生。不过没有回音，也不知他见到没有。

我在访问陆晶清先生时，也向她了解过老舍在重庆的其他情况。她说这个你暂时别问，我会在我的《回忆录》中写到。她还兴致勃勃地说，“我会写一个和别人写的不一样的老舍，你就等着看吧”。但是，或许是因为她年事已高，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她雄心勃勃的写作和出访计划却未能实现。直至她1993年去世，我始终没能得到她访问香港或台湾的消息，也没能读到她的《回忆录》，实在是太遗憾了。

《预告》的意义探索

《四世同堂》是老舍最为重视并自认为“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致大卫·劳埃得（1948.4.22），《老舍全集》第15卷637页）近百万字的巨篇宏制。这个《预告》中，老舍以近于浓缩的方式，介绍出它的内容和思想。这三百字，似乎蕴含了那百万字的内容和力量。

一、他写的是沦陷区的北平人民在日寇侵略下的痛苦和抗争。他认为“他们与她们所受的苦难，一半‘咎由自取’，一半也因深受了北平的文化病的毒。”“咎由自取”，我以为是指近百年来我们民族的落后，统治者妄自尊大，不思革故鼎新，发奋图强，因而国力不如日本。因此，面临日本入侵，无法抵御，只能“以空间换时间”，进行“持久战”，以拖垮敌人，并等待国际支援。这就造成大批国土沦陷，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偏于一隅。这是就国家层面而说的。“一半也因深受了北平的文化病的毒”则是说文化层面了。这主要指有家无国、明哲保身等老观念以及和平、忍让、好歹活着的生活态度，阻滞了他们反抗侵略的决心，从而遭致了更大的不幸。在老舍看来，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病和它造成的民族性格弱点，正是我们百年来蒙受侵略而不能自强的重要原因。只有根本改造这种病态的文化和性格，才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抗战的过程也必然成为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光荣传统的过程。这种思想表现在他抗战以来的一系列文章和作品中。这就使得《四世同堂》这部巨著不仅是一部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书，也是在特殊的环境中对我们民族文化和性格进行反思的反省书了。

二、接下去是三部书的大致设想：故事分三大段。“四世同堂变成四世同亡”，是老舍对这部巨著的结尾的最初构想。在敌人的铁蹄下惶惑、偷生，必然遭致灭亡。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让人触目惊心，但确是老舍当时的想法。我们看老舍在抗战前期的作品，都是以揭露敌人的凶残，鼓舞人民和敌人拼死斗争为主的，而且北平的确发生了饥荒，他是要用四世同堂的家庭“四世同亡”，来表现敌人的凶残，以激起人们奋起反抗的决心。

同时，这也和当时的战争形势和老舍的心情有关。1940年代起，他就屡患贫血、头昏和疟疾，1943年又因盲肠炎住院开刀，经济上也极其贫困，不得不戒酒甚或戒烟。而开始写《四世同堂》的1944年，“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候”。这一年，日寇发动了对鄂、湘、桂的进攻，以图打通从东北至越南河内的通道，并摧毁美国陈纳德领导的在华空军“飞虎队”的基地，使重庆也受到威胁。为此，老舍甚至做好了以身殉国的准备。他说，“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滔滔的江水便是我的归宿！”（萧伯青《老舍在武汉、重庆、北碚》，《老舍和朋友们》，三联书店1991，269页。又见书信《致王冶秋一、1944年》，《老舍全集》15卷605页）以悲剧来激起人们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他的必然选择。

当老舍续写《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的时候，他已经受邀在美国讲学而后又留下来写作和介绍中国文化了。由于抗战的胜利，老舍部分地修改了自己的构想，写到了抗战胜利。但《预告》的深沉底蕴仍然存在。他写的是“惨胜”。胜利了，“北平却一片寂静”，“没有游行队伍，没有放礼炮，没有欢呼”，人人都沉浸在八年苦难的回忆中。祁家虽然没有“四世同亡”，但祁老人已经失去了大儿子、二孙子，而最小的重孙女就饿死在胜利的前夕。老舍说，“被征服的民族的哀伤和痛苦无法被胜利抹去，这和从桌子上抹掉尘土不一样”（《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065页）。不过，他也写了在这基础上人们普遍恢复生机，重建家园的愿望；并通过钱诗人的反思，从人性、人道主义表达了反对侵略、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

三、它的文字风格是老舍的。简劲明白，干净利落，不足300字就把《四世同堂》这一巨著的故事、人物、段落、主要思想介绍得清清楚楚，并带有一种令人苦涩的幽默感，显示出只有老舍才有的笔力和风格。此外，带有预告性和计划性的文字，其口气显然是原著者老舍自己的。如果不是对要写的东西深思熟虑、胸有成竹，是很难办到的。这就不必多说了。

总之，这篇《预告》，无论是对于研究老舍的生平思想，还是对于研究《四世同堂》创作意图、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都将是极其珍贵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