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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先锋诗歌”的概念入手，辨析了“先锋诗歌”作为一个诗学概念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流变，并在此基础上辨析了“先锋诗歌”与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其与历史语境“互相建构”的关系。只有祛除本质化的“先锋诗歌”概念，才能在新的语境中确认“先锋诗歌”写作的方向和美学。

关键词：先锋诗歌；第三代诗歌；本质化

“先锋诗歌”这一概念最早大约出现在1985年西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创办的《大学生诗报》上面，并在1986年的“中国现代诗群大展”中赢得广泛的注意。虽然“第三代诗歌”在1988年左右已开始呈现退潮趋势，并在随后几年发生剧烈的分化和变化，但“先锋诗歌”却成为诗歌批评和诗学研究中被频繁使用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它日益突破起源语境，成为一个“超级概念”，自“第三代诗歌”以来，“先锋诗歌”的这种无边的涵盖功能日益模糊了它本身的限定，并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和压抑了其他的“非先锋”诗歌写作。实际上，“先锋诗歌”是一个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的产物，是各种文学力量规划、较量和妥协的结果，而不是什么超历史的、不言自明的、本质化的“逻各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需要反思如下问题：先锋诗歌是如何在当代复杂的文化中确定其自身的文学史内容和文化身份的？“先锋诗歌”在其历史流变中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当代诗学批评提出了什么挑战？

1980年代的“先锋诗歌”是在“纯诗”的口号下进行它的诗歌实践的。“纯诗”是一个在1980年代甚至是在今天依然没有被廓清的概念，在“先锋诗歌”的理论框架内，“纯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形式的创新，二是语言的实验。在“他们”“非非”等诗人的观念中，唯有创新和实验才能使诗歌摆脱所谓的“世俗角色”，返回“诗歌本身”。在这里姑且不讨论“诗歌本身”是一个多么宽泛的“所指”，仅仅就形式创新和语言实验而言，这种理论诉求依然没有摆脱自“五四”以来中国新诗一直在讨论或者争论的“元话题”。二十年代的白话诗论争，三十年代的现代诗论争，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五六十年代的新民歌运动等等，其实如果删掉不同时代不同的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内容，都可以说是在进行形式创新和语言实验。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上述各种诗歌事件以及“先锋诗歌”，我们实际上就陷入了现代性的陷阱，现代性正是以不断的形式和实验来掩饰其真正的意识形态目的。也是在这一点上，舒尔特对波焦利在其《先锋派理论》一书中认为“先锋派”是以“语言创造性”为起点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在舒尔特看来：“他的理论不能完成一个先锋派理论所必须完成的起码任务，以理论的精确性说明……先锋派艺术的历史独特性。”舒尔特的观点对我们讨论1980年代的“先锋诗歌”非常有启发，显然，我们不能仅仅用形式创新和语言实验去界定“先锋诗歌”的文学史内涵和文化身份，而且要从其“历史的独特性”方面去予以确认。

在1986年召开的“兰州诗歌理论研讨会”上，与会者对当时出现的诗歌的“新”走向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与其说是不同的诗歌观念之争，不如说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之争。对于先锋诗歌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而言，1980年代的先锋诗歌运动要求获得的不仅是在“诗歌场”内的优势地位，更重要的是，它要求通过诗歌的方式去展示并确立一种“个人”的生存方式。这一“个人”的生存方式不仅意味着要驱除自1940年代以来日益僵化的集体意识形态话语，也要反对1980年代前期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孳生并高涨的以“朦胧诗”为代表的精英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朦胧诗”，而是“先锋诗歌”与1980年代中国要求进行世俗化改革的意识形态一拍即合，“先锋诗歌”所标榜的平民化、反精英主义立场和世俗化的姿态正是1980末年代的中国得以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先在条件。正是有了这种历史性的“合谋”，所以我们看到，与“朦胧诗”论争时遭遇到的严厉的理论驳斥和官方干预相比，“先锋诗歌”基本上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地就在诗坛获得了主导性的地位，那些来自文坛内部的批评由于缺少“社会政治学”层面的支持而显得螳螂挡车，不自量力。这样，通过“形式”和“实验”，不仅是个体表达的“欲望”获得了最大的释放，更重要的是，“先锋诗歌”以反“意识形态”的姿态重建了诗歌与198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并在一定范围内成为1980年代的意识形态内容之一。

当然，我们也不能轻易忽略“形式”和“语言”在“先锋诗歌”中的“功能性”作用。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背景下，“先锋诗歌”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操练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以来近百年的各种诗学（文学）思潮，在今天我们当然可以指责这种匆忙所带来的“口水横飞”和“消化不良”。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1980年代面临的冷战背景以及那一代人急欲进入“西方”的迫切心理动因，就会谅解“先锋诗歌”所犯下的种种“失误”。而实际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与经济领域大规模的资本原始积累相似，“先锋诗歌”的这种“饥不择食”实际上也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积累”，没有这种积累，199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进入西方主流话语圈就不可能如此容易。

先锋诗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进入1990年代的。1980年代向1990年代的剧烈转型给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带来了“震惊”的体验，“一个时代结束了”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认识。在先锋诗歌界，“写作的中断”“写作的有效性”“写作将如何进行下去”成为被广泛关注的问题。对转型如此过激的反应恰恰暴露了先锋诗歌在1980年代与政治实践和集体想象的“共生”关系。对于1989年后的“先锋诗歌”来说，被突然抽空的“纯诗”成为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正如程光炜所言：“反对纯诗并在复杂的历史中建构诗意，成为90年代写作另一个追求的目标。”但事情很显然不是“反对”这么简单，如果将1990年代仅仅理解为一种“中断”或对1980年代的反拨，则很多问题无法深入思考。比如：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继续使用“先锋诗歌”这一诗学能指？在另外一些批评者看来，1990年代和1980年代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二元划分的关系，“90年代学术思想不但是80年代文化讨论的发展，更包含着一个文化思想史上的未完成时代的自我赎救。”就“先锋诗歌”而言，1980年代的种种冲突、分裂在1990年代不同的文化政治前提下显得更加尖锐起来，在继承其“形式”和“语言”的遗产的基础上反观它在1990年代的可能性变得重要起来。另一方面，由于“符号资本”的积累，先锋诗歌实际上在199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小而坚强的产业”。这不仅意味着“先锋诗歌”拥有了独特的、比较成熟和完善的流通体制，这一流通体制包括了从民间到官方到西方等一系列较为完备的运作手段；更重要的是，“先锋诗歌”作为“符号资本”的繁殖功能在1990年代的学术体制和学院规范中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并在学术“消费”中一再扩大它的领域。

上述种种情况意味着在1990年代，“先锋诗歌”进入到了一个更加复杂纠缠的历史语境中，它本来可以在反思1980年代的基础上通过更为具体的写作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准”，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结果。虽然有众多的诗歌批评家和诗人认为1990年代的诗歌比1980年代更成熟，更具有“世界水平”，但这是以抽空“先锋诗歌”的具体中国历史内容为前提的。我们可以发现，1990年代至今的“先锋诗歌”一方面继续拾取“第三代诗歌”的精神遗产，以“在野”和“民间”的姿态进行一种泛口语的书写；另一方面以“修辞”的名义，在“诗艺”的旗帜下，将一种中产阶级的诗歌趣味带入“先锋诗歌”的写作中。虽然它经常在李白、杜甫、奥登、里尔克之间转换“知识分子”的“假面”，但急于在“更高”的西方现代文化体系中找到位置的心态见证了它其实是一种缺乏“在地性”的表达。在这一点上，“先锋诗歌”也可以说不是被“本质化”了，它实际上已经被“偷梁换柱”，仅仅作为一个“所指”的碎片悬浮在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空气中。

无庸置疑，1990年代的社会转型为我们重新反思包括诗歌在内的先锋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维度，正如张旭东在《重返八十年代》一文中所说：“进入90年代，新时期思想文化话语的种种意识形态前提、推设和期待，在新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环境中，面临种种自然或强制性的筛选、分化、淘汰和重组。”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我们对先锋诗歌以至整个“80年代文学”的理解都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了，“纯诗”存在吗？“文学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脱离了1980年代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这些概念还有效吗？“语言和形式”可以脱离其社会结构而自我繁殖吗？“现代化”虽然是新诗的一个重要向度，但它是否是唯一的目的和评价标准？

在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中，“先锋诗歌”的历史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先锋诗歌”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纠缠的过程，它既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又受制于一时一地的小圈子，它既是各种文化力量互相影响、演化的结果，也受本身语言形式发展修正。总之，先锋诗歌的生成发展始终是属于社会文化工程的一部分，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市场经济和商品原则的深入渗透，这种规划和较量正变得越来越隐蔽和富有戏剧性，同时也对写作和批评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么复杂和困惑的历史语境，在我看来，写作将永远继续下去，或者说，无论“先锋诗歌”生死与否，无论当下的中国是以“小康”社会还是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面目出现，一首永远无法完成的“长诗”还在等待多首诗歌的加入。如何在“秩序”和“责任”中恢复“先锋诗歌”与中国当下现实的隐形联系，重新构建“先锋诗歌”在想象世界和世俗生活中的可能性，或者才是目前批评界和诗歌界更加需要严肃应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