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批评家除了具备那种对文学作品进行转换时的“再造形象”的能力外，还要具备的是一种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知识分子阶层中的“骑士精神”。

我之所以喜欢以赛亚·伯林的文学批评，就是他的这些文字是可以当作散文来读的，那些理论观念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同样给人以震撼，而这种震撼则是以文学化的语流而直指人心的。

在文学批评史的长河之中，文学批评的核心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哲学“批判”，而这个“批判”是包涵着各种各样方法的，我还是喜欢康德式那种批判方式：“当我们在世界上碰到一个无形式的对象时，我们首先通过自己感性直觉来理解它；换句话说，我们创造了一种对对象的内心表现，这种表现通过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安排而被赋予了某种形式。在此之后，想象力接了过去，把表现再造成一种形象。”（《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美】M.A.R.哈比布著，阎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版）在“理论之死”的时代里，我们的批评仍然充斥着“学院派”套用理论的方法来制造大量毫无创意的批评文字，背离了文学批评“再造成一种形象”的文学本质特征，康德所提倡的文学批评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正是我们当下批评方法的要害问题。我虽然并不十分同意弗兰克·伦特里奇亚在《新批评之后》一书中陈述的《莫瑞·克里格最后的浪漫主义》的一些观点，但是，从“主题学”意义上来说，其中通往历史存在的“窗口”说却是有道理的，“理性的解释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幻象、存在和话语这些相反的领域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无论“后克罗齐式的死胡同”如何，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的审美理论还是适用的，尤其是在这个工具理性横行、技术至上的时代，我们批评则一定需要有将文学批评拉回到充分体验文学文本后“再造形象”的文学本质的自觉意识。否则，我们的文学批评则是一种无效，也是无意义的乏味文字游戏而已。我们的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始终徜徉在林林总总的陈旧理论模式之中不能自拔，往往说出的是与批评对象的文学文本毫无关系的话语，在“鸡同鸭讲”的语境中无法形成“对话”关系，这种各说各的情形已经在中国批评界流行了几十年，在毫无生机的文学土壤中疯长，且不断蔓延，这是理论的悲哀，还是文学的悲哀呢？抑或就是文学批评自身的悲哀呢？

当然，我也不是一概反对纯理论的分析，但是，在具体的文学文本的解析中，倘若你所运用的理论恰恰与你研究的文本对象，具体来说就是你所面对的作家作品，在一种恰如其分的对接中完成了一次灵魂的交媾，这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文学批评，这种解析虽然没有过多的文学形象的再造和表现，但是，在文学批评最大化的分析中，让文本呈现出多维的意义来，表现出文学作品更多的人文意义，也是可取的。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批评家在中国是稀少的，搞文艺学的学者被囚禁在大量的理论术语、范畴的牢狱之中，很少关注和阅读大量的作家作品；而在文艺学与当代文学学科交叉口，我们会遇见许多派生出来的文学批评新人，他们往往成为从理论中抽绎出许多语词的掮客，用术语来包围文学文本，这样便可通吃一切作家作品了，就像我们时常讥笑官场上的套话那样，我们的许许多多的评论和批评文章不也是充斥了用理论术语这个“套马杆”去“套评”文学作品的普遍现象吗？

我常常在想，我们在参照西方文学批评的时候，在目迷五色的批评方法中，我们似乎过多迷恋哲学化了的理论话语，被其学理性的学术魅力所左右，尤其是学院派的批评家们，将学问之上的抽象思维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恰恰忽略了文学批评的文学特性，把“再造形象”的感性思维弃之如履，让人们在没有形象的“死水”中永远摸不到那块有温度的“文学化”“石头”。

我之所以喜欢以赛亚·伯林的文学批评，就是他的这些文字是可以当作散文来读的，那些理论观念往往是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的，同样给人以震撼，而这种震撼则是以文学化的语流而直指人心的，没有丝毫的理论炫耀和卖弄，让人在十分舒服的文学形象的表现中获得哲理的沉思，这才是文学批评的高手，其文字不仅有效，而且更具艺术的魅力。

十几年前，我在读《伯林谈话录》时，就被其中分析俄罗斯著名作家和批评家的独到见解所征服，伯林是一个思想家，但是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对许多思想家和理论家进行了否定性的批判，比如对阿伦特的否定性批判充满了蔑视的口吻，这种非理性的批评让人感觉到这种文字在文学化的过程中似乎不太严谨，但是，当你看到了他的理论分析以后，你不得不为其“再造形象”的“表现”直觉所折服。尤其是他面对俄罗斯作家作品的时候，更是显现出一个文学家的天赋与才能。他对涅恰耶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亚历山大·赫尔岑、普希金、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等作家作品的分析，既准确又十分独到，更充满着机智的文学表达，将其分类成“刺猬和狐狸”的形象比喻，就充满了文学寓言的表现力。

批评家除了具备那种对文学作品进行转换时的“再造形象”的能力外，还要具备的是一种伯林所说的知识分子阶层中的“骑士精神”。

伯林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评价也是通过他们的评论思想和风格来进行褒贬的，这就是促使我在这十几年当中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是选择做什么样的批评家呢？是选择别林斯基式，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式，抑或是杜勃罗留波夫式的批评家呢？

无疑，我选择具备“骑士精神”的别林斯基，尽管他的文字尚有不足之处，尽管他只活了37岁，但是，作为俄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奠基者，在他身上充分体现出了那种知识分子批评家的“骑士精神”，正是他的正义感和形象激愤的批评文字让我对这个俄罗斯的大批评家脱帽敬礼！

什么是“骑士精神”呢？我以为这就是一个批评家价值理念中的正义感以及所拥有的真理性。别林斯基之所以欣赏赫尔岑，就是因为赫尔岑是俄国激进主义之父和社会反抗之父，他虽然十分温和，但是他文字却是尖锐犀利的，他影响了俄罗斯和苏联的几代人，连列宁都认为他是“反君主制的奠基者。”别林斯基读了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以后告诉他“不仅要为俄国文学史活着，而且要为俄国的历史活着。”因此，他的《往事与随想》才成为比卢梭《忏悔录》还要优秀的天才之作。这些都有赖于他的思想始终都是站在人性的、历史的和审美的立场上对整个19世纪俄罗斯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与思考，所以他影响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如果要追问一个知识分子作家或批评家与一个历史写作者和记录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那种冷峻的，没有激情的作家和批评家是毫无“骑士精神”的。

赫尔岑与托克维尔偶遇的故事就能说明问题。1848年赫尔岑在法国参加政治集会被捕，途中遇上了时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的托克维尔，便请求托氏说服警察释放他，孰料被冷漠的托克维尔婉言拒绝了。试想，在一个漠视人性的作家或批评家那里，你能指望他的大脑里迸发出真理的思想火花来吗？所以，许多人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时会陷入一种歧义性的沼泽之中，难以判断作者的价值取向，只有与他的《论美国的民主》进行对读，才能猜测出其所要表达的意思来。这样的历史学家的行为是被赫尔岑和伯林这样的思想家所不齿的，尽管他也反对帝制，但不愿与同道者结盟而伸出援助之手的非骑士精神让人侧目。

从别林斯基与赫尔岑等人的友谊就可以看出俄罗斯文学的强大就在于他们在那个“黄金时代”里有着一个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被伯林称为“骑士阶层”。所谓“骑士精神”并不是指那种尚武的战斗精神，而是一种为荣誉和真理而奋斗的精神，人们对别林斯基“不灭的骑士精神”的赞扬就是对一种文学激情化了的信仰的崇尚。

同样在1848年的前一年，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别林斯基和他所激赏的著名作家果戈理身上，由于果戈理写了一本《致友人书信集》的小书，文中拥护家族制、地主制、农奴制，歌颂沙皇统治，面对果戈理的变节行为，万分激动的别林斯基一连伏案三天，慷慨激昂地写就了那封被称为整个19世纪俄国自由主义社会解放运动“圣经”的《致果戈理的信》，批评果戈理的“新封建主义”：“你，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怎么能捍卫这样可恶的制度？”用伯林的概括，信中充满了“正直、自由、献身正义和真理”的精神，充分表现出了别林斯基这样的批评家的“骑士精神”与风骨。

上文提到的知识分子阶层需要具备一种别林斯基式的“骑士精神”，这种以群体出现的知识分子就是伯林定义的：“是指那些只对观念感兴趣的人，他们希望尽可能有趣些，正如唯美主义者是指那些希望事物尽可能美的人。知识阶层在历史上是指围绕某些社会观念而联合起来的人。他们追求进步，追求理智，反对墨守传统，相信科学方法，相信自由批判，相信个人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阶层产生的前提是启蒙运动的信念。”伯林认为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有知识阶层，而挪威和英国却没有知识阶层，理由就是这个群体之中有着强大的反教会的意识，以反教会作为阶层的标准，我觉得是不合适的，你让百年来受着启蒙主义熏陶的中国知识阶层往哪儿搁？难道我们只有乌托邦，而没有一个知识阶层，更没有“骑士精神”的知识分子吗？

是的，我们没有像俄罗斯“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那样的知识阶层，没有他们那些文学艺术家们有着统一的信仰，以及“骑士精神”，甚至在苏联“大屠杀时期”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保有一份绅士风度和“骑士精神”，形成了俄罗斯文学精神的“祖国纪事”。也许我们的文学世界里产生过具有“骑士精神”的伟大作家和批评家，那就是独一份的鲁迅。但是，鲁迅为什么孤独呢？因为他深知在中国是不可能形成一个知识阶层的，即便是有，也少有“骑士精神”，他在铁屋子里的呐喊就充分说明了他那种与风车作战的悲哀心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就是无声中国最好的写照，倘若有千万个鲁迅形成了一个知识阶层群体，也就用不着他一个人肩扛着黑暗的闸门了。所以鲁迅才一直抨击着中国人的奴性和劣根性。

“一些作家、评论家、音乐家、美术家相互维系着一种类似于当年的知识阶层中间的亲缘关系，这些人希望抵御反动力量和市侩作风，就像当年沙皇俄国时反抗‘黑白人团’（注：哥萨克军团的名称，后来指称反动的反犹太主义的民粹运动）。”

自我反省一下：在中国，我们这些文学和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家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一群人，即便是文学圈子内，作家与评论家、批评家、理论家也根本不可能为着一个共同的信仰去建立一个哪怕是松散的群体的，相聚在一起，也就是抵御一下寂寞和排解一下孤独而已。我们抵御不了反动力量，也反抗不了市侩作风。所以我以为，在中国当下的文学界和批评界，包括我在内的作家和批评家，眼里只有“江湖”，却少有“义气”（此处的“义气”泛指“正义之气”，就是别林斯基式的“骑士精神”），你又怎么指望我们和他们能够写出那种动之以情的批评文字呢。

我们没有“骑士阶层”，固然也就没有个体的“骑士精神”。

186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的回声在我们的时空中飘荡，我们当下有“新人的故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