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唯余荒野》里，有一段写到了小说人物的梦，并对其作了武断的归纳：

“到了梦的晚期，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一场碎片式的梦里，死亡的隐喻只是虚张声势，但这反而暴露了她的局限——她不具备控制梦境的意志，梦里的她脆弱异常，双腿发软，声音嘶哑，她想逃脱的困境往往生根成某种桎梏，也从来没有人爱她。”

我几乎从没做过快乐的梦，对我而言，这是一个不值一提的秘密。在梦中，我总是被追杀、跑不动、拼命掉发、唱不出歌、重回晦暗旧日、保护不了所爱的人，所有事情都会搞砸。我梦见着火的婴儿从废墟里站起来，梦见众人在迪士尼乐园里寻找一颗头；梦见住在墓地边的别墅里，鬼在日落后走进来；梦见有人对我说，“你将被埋在一个以你名字命名的喷泉底下。”在我的潜意识中，似乎有一个神秘的黑洞，而噩梦不过是被诱发的诸多现象之一。

在找到真正的出路之前，不断逃跑是一种用以替代的出路。学法语、俄语、埃及圣书语，到各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地方探险，或写小说，让黑暗的力量得以落实在某一个具体的情境中——既然问题能被具体呈现，那似乎也就可以解决。这种写作动机，使我并没有办法像很多作者一样，将写作视为神圣、高尚，以观赏悲剧的方式来处理对写作的感情。就我而言，那只是逃跑用的滑板车，只是当恐惧涨潮时可以握在手中的救生板。它可以被其他救赎工具所替代，但在那些我已选择它的时刻，我又是以何其真挚的方式注视着它。

这篇小说写于两年前，那时和某一个喜欢的男孩出门，踩到盲道时，男孩很体贴地说，高跟鞋不要走在盲道上，会很难受。然而，这个细节多么个人化，除非有异装癖好，否则任何男孩的直接经验都无法抵达这个结论。当时我想，一定是某个女孩告诉他的。这个女孩是谁呢？她是否还将其他习惯偷偷烙在这个男孩的生活中？尽管无疑是自作多情的，我感觉和这个女孩隔空进行了交锋。

于是便有了写这篇小说的念头，两个女人通过一个男人进行博弈，前一个女人留下了诸多痕迹，而后一个女人企图祛除一切。男人是一块棋盘，是一具各自线索的载体，两个女人甚至不用见面就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关系：你进我退，相互恐惧。在具体的写作中，我将前一个女人设计成一个稍有弱智的妹妹角色，也许是觉得这种亲情关系更稳固，更难以拆解，而且枝蔓丛生。当后一个女人以为自己获胜时，命运却开了玩笑，让男人患上老年痴呆症，以至于他记忆中只有童年情景——在此，陪伴他的记忆只涉及他的妹妹。

“回到起点”是个多么有趣的结局。我小时候喜欢玩大富翁4，现在回想发现这是个儿童赌博游戏。每走到固定格子，你必须从“命运”或“机会”中抽取赏罚，但无论你遭逢的是好运还是厄运，不可改变的是，你必须一次次绕圈，回到起点再继续前行。常常从一些小事里感到命运的幽默感，同台竞技的话，郭德纲也不是它的对手。

然而，这篇小说也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说，两个女人之间的斗争是否过于幼稚，技巧上尝试用一种暧昧的“弱智”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弱智”，所以女人不擅长分辨愿望与现实的边界，行事充满执念，但这显然是一个有瑕疵的方案。

现在已经两年过去了，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今年秋天时，我从上海到北京念书（而更机智的候鸟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北方秋天静而自足，是一种怀藏语言式的沉默。晚上无聊时，我常一个人跑到人大北路骑车。一公里出头的路，来回骑，路上几乎没人，可以练习双手脱把。如今凛冽冬日落下来，我已经可以在骑车时把双手藏在口袋里了。然而，天太冷了，驱逐我散客漫游的心境，没事也不愿意多骑车。前段时间还去北大玩，花时间辨认树的种类，骑车回来时想，怎样才能把它们的名字永远记在心里？接着夕烧与夜衔接，事物短暂，所有好景难逃一场阅后即焚。

来北方是否值得？这是个好问题，莎士比亚可以为它写上几千字的思辨。但人生没有真正的值得，只有快乐是最实际的。

突然想起这个小说更久远的一个创作线索。大概是九岁的时候，我母亲因工作原因，一周只有三天待在上海。有一天夜晚，一个离异的姑姑来家里玩。那些学生时代的夜晚比等边三角形更稳定，通常录音机里放罗大佑、刘文正的歌，写字台下堆积的报纸不时倒下来，而我无聊地做作业。那天我写完作业，去隔壁房间看他们。当我推门而入，他们相对而坐，我姑姑的毛衣因领口大而滑落在肩，一根黑色内衣肩带活生生露在外面。

很多年里，我每想到那幅画面，都宽慰自己，这根本不算什么事。但我无法忘记自己当时如何惊恐地望着一切，像看巨毯上一个刺眼线头，屏幕上一粒变异的像素，庄严仪式里的一个穿帮镜头。

那是我被恐惧追上的千万个时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