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风格特点——长而又长。尽管写的只是一个小镇横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以400多个人物(其中100余个是原型人物）、141万字的篇幅来演绎，这在小说创作中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却也并不多见。但读了《汀泗桥》后，我还是认同了作品自身的逻辑：长有长的道理。这部长篇尽管可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品是因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有的作品是实现了形式的创新，但也有的作品是以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呈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呈现人性的多个维度，使读者获得一种体验式的愉悦或沉思，《汀泗桥》即属于这类作品。而这类小说往往需要较大的体量。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汀泗桥》时间跨度以人民解放军解放汀泗桥为截止，小说的时间定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写作来说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写作历史或许给作家带来挑战生活与知识艰难的乐趣，但这不是作家最高的追求。《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作者为写这部小说，潜心采访当地老百姓60多人，其中十几位是80岁以上老人。他能将当年汀泗桥百余家商号所在位置手绘成一张图纸，为写这部小说积累的读书笔记多达20万字。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和厚重的分量。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刘来宝、周秀梅因相亲相识始，铺展了两人热烈而无法公开的恋情。刘来宝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汀泗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周秀梅支持情人刘来宝的革命活动，但这是因为爱情而不是理解和相信刘来宝的政治信仰。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胜利与否犹在未定之天，革命不会干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爱情，甚至革命赋予两人的爱情以正当性：毕竟寿春堂掌柜、名医张海量和周秀梅的婚姻是建立在残酷的欺骗的基础上的。但革命又有党性和纪律的刚性，要求革命者无限的忠诚。在革命利益面前，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小说的最后，汀泗桥革命胜利，但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在反革命暴乱袭来之际，周秀梅与张海量的儿子、被刘来宝培养为地下党员的张荣庭等人，却因地域和乡情的影响分不清形势，立场模糊动摇，即将被革命政权严厉处理。周秀梅因此对刘来宝深感失望，投河自尽。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

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接受父母以欺骗的手段给他娶来周秀梅，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跟周秀梅的婚姻而忍气吞声。他是喜欢周秀梅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和家族名声的人，为了这喜欢，为了这名声，他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苟活于世，最终以自杀得到解脱。这是一个极其隐忍的人，也是一个难以定性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