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三十七岁那年，梵高开枪自杀，孙闯闯没有枪，也不想搞死自己，只是对着镜子里的那个人愤愤地骂了一句，“妈的，这孙子今天居然三十七了”。乐评人孙闯闯顶多只能算半个艺术家，所以孙闯闯的故事也只能是“人到中年”。

《凉凉北京》之后，孟小书的“孙闯闯系列”又有了新作《请为我喝彩》，此时的孙闯闯已然经历了三次婚姻，几乎把唯的一伴郎费主席逼到“孤老终生”的境地。然而这并不重要，至少他们两个不会把这些民间说法当回事儿。重要的是混过小半辈子的孙闯闯只有费主席这么一个朋友，已经谈不得什么信赖或友谊，这对他们来说过于肤浅，因为两个人的生活几乎是嵌在了一起。三十七岁生日那天，孙闯闯一个电话硬是把喝到半醉的费主席喊到家里，照例是啤酒和电影，但孙闯闯要写一部关于炎雅伦的电影的想法让两个人都沉默下来。于是，当红乐评人孙闯闯一头闯进了自己并不熟悉的影视圈，犹如扎进了泥塘。

对于炎雅伦，小说进行了充分的交待。当年台湾著名的音乐制作人炎雅伦决心走到台前成为一名歌手，伴随着孙闯闯的乐评，第一张专辑横空出世瞬间飙红。然而漂至北京的炎雅伦却在自己的曲风试验里越走越远，除却收获了一小众粉丝和孙闯闯等几个朋友，便昙花一现再无声响，孤独地死在家中。炎雅伦与孙闯闯的关系十分微妙，先是对炎雅伦的专访确立了孙闯闯在乐评圈的地位，接着是孙闯闯的乐评为炎雅伦变身歌手推波助澜。而在这种带着社会功利性的关系之外，两人又成为密友，用炎雅伦的话说：“都是那种自以为是、无比自恋、愚蠢和孤独的人。”这几乎成为一个魔咒，小说就像时时绷紧这根弦，无论是之前孙闯闯时常陶醉在自己乐评的文笔和对音乐的感受力里，还是跨界之后他对剧本内容与剧本命运的判断，都在不断提醒并印证着炎雅伦的咒语。而更要命的，不管是炎雅伦还是孙闯闯，都深陷在这个无比清晰的自我判断中，不知不觉甚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其左右。从某个角度看，炎雅伦在小说里更像是孙闯闯的镜像，他对炎雅伦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构成了他对自己的认识。而所谓“她的妆容和那股自命不凡和桀骜不驯的态度却久久地影响着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也十分可疑，炎雅伦音乐的成就与独特性因其离世而在孙闯闯的想象中被不断放大和强化，又不时以“地下”或“真正的艺术都是给少部分人欣赏的”自我安慰。或许它只是孙闯闯想象出来的“黄金时代”，包裹的也只有孙闯闯自己的感受与情怀，这就像他一心要去拍出有关炎雅伦的电影，无关艺术也无关票房，而成了一种自我需求和无法摆脱的交待。

《请为我喝彩》于此写出了人情感或心理可见却又无法真正触及的死角。这与执着无关，执着只是对某种过程的描述，而小说所写的是关于前提、结局以及期间种种可能的迷之自信与迷之判断。虽然孟小书让孙闯闯的跨界之路被最信任的朋友拦腰斩断，可即便没有这个意外，编剧孙闯闯而不是乐评人孙闯闯就真能混得风生水起？小说的情节设置很有迷惑性，因为其间波折极可能会被理想、执着、现实的残酷所装点，但无论是三十七岁生日那天费主席的沉默还是那个最终被改为《鸟儿人》的片子，都证明了“理想”不过是“妄想”，“自信”不过是“自负”。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才华，但相比才华，呈现更多的却是自命不凡和自我陶醉。孟小书没有简单地把孙闯闯打扮成怀才不遇的文艺青年而让他痛苦地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相反，她让他人到中年，让他在三十七岁才意识到自己其实贫乏得可怜，让他渐渐明白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问题推向外部。这正如孟小说在《凉凉北京》的创作谈中所使用的一个刺眼又无法回避的词——“性格缺陷”——我们今天一般不再使用这样的词汇，因为它有违包容与多元。但是，这种包容与多元或是“政治正确”的认知并不能够真正解决其所面对的对象自身的问题。毕竟现实不仅仅由态度构成，于是这往往只意味着舒适，结果却可能像孙闯闯那样眼看着心中膨胀到要爆炸的气球在张静兰低头摆弄手机时候的瞬间瘪了下去。在这一点上，孟小书是足够直率的，她不想为笔下的人物找到某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她要把他们放在现实里，让他们在三十七岁的年纪重新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

如果把炎雅伦看成是孙闯闯的某种镜像，那么费主席就是一个参照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外部世界。小说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强化孙闯闯与费主席的关系。费主席是孙闯闯唯一的朋友，虽然也有话不投机的时候，但其他人如过眼烟云，而费主席一直都在。这种关系就像孙闯闯在世上的救命稻草，他自觉最艰难的时刻会因此梦到与费主席的分别而泣不成声。但关系归关系，费主席和孙闯闯很不一样。费主席从未感受到家庭的温暖，闷着头考上美院，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萎靡不振的屌丝样儿”。毕业之后他一边在网吧打工一边卖画，直到号称粉丝的冯煜出现，才意识到人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简单说，在孙闯闯陶醉于自己“才华”的时候，费主席并没有觉察“才华”这种事可能会跟自己发生关联。离开网吧进入工作室的费主席很快学会了“端正自己的态度”，也在心里悄悄把曾经对其百般挑剔的张静兰视为恩人。当然，小说里还有制片人邓科，他几乎是费主席的翻版。小说让费主席和邓科背着孙闯闯把他们一起拍出来的《寻找炎雅伦》拿去了影展，这个情节的设置与其说是书写背叛，不如说是小说里挥之不去的有关“才华”的最终较量，因为当变成了《鸟儿人》的影片上映，孙闯闯“无法再自欺欺人，委屈、愤怒、思念、妒忌和感伤等情绪，同时迸发而出……孙闯闯终于承认，这软弱的泪水，使曾经那个高傲与不可一世的他，瞬间瓦解了”。

乐队、乐评人、画家、影展、文艺圈……仿佛让《请为我喝彩》沉浸在难以掩饰的文艺趣味和腔调之中，读来却会发现它有着一个极为坚实的现实内核。小说没有落入青春感伤、怀才不遇或兄弟反目的俗套，至少它于其中注入了另外一个足以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别处的主题。它不再像青春写作那样对自我甚至只是想象出的自我有着过分的关注，而是把既有的自我置于既有的现实之中，在小说人物的不同关系中去发现人的自我认知、处境以及与外部世界扭曲、错位的尴尬状况。事实上，“三十七岁”所指向的也不仅仅是“格格不入的孙闯闯”，它还包括难逃时间打磨的每一个人，一方面是自命不凡的荒唐和白驹过隙的苍凉，另一方面又是永远作为时间启点的当下。这正如孙闯闯在小说结尾把自己放入人群，脑子里浮现出一个新的故事——这固然是作者给予他的恩惠，但现实之中孙闯闯们的人生，又有谁能说得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