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1979年，《当代》杂志创刊。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韦君宜先生在创刊号上发表文章记录了这个历史时刻，“春光明媚，百花吐艳，在一年中最好的这个季节，我们开始创办文学杂志《当代》。”的确如此，在那个严冬过后的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大地开启了跨越世纪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开放的时代变革，文学开始重振旗鼓，文学期刊纷纷诞生或复刊，《当代》应运而生。第一任主编是提出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秦兆阳先生，他为《当代》确立了关心社会、反映时代、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办刊方针。《当代》杂志成为新时期文学解放最早树起的一面旗帜之一。2019年，适逢新中国创立70周年之际，《当代》杂志迎来了自己的创刊40周年。40年间，《当代》杂志始终秉承初衷，坚持现实主义精神，为读者奉献了一部又一部珍贵的精神食粮，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树立了一座又一座值得铭记的丰碑，被业界誉为“中国文坛最具现实主义精神的刊物”。40年里的中国，进行了无比艰辛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改革，开始了举世瞩目的历史转折和民族振兴。能够亲眼见证中国的努力和坚持，能够忠实记录中国的顽强和进步，能亲身感受中国波澜壮阔的腾飞，是时代和文学赋予《当代》的责任，更是《当代》的幸运。文学记录中国，是《当代》40年现实主义精神的初心与底色。《当代》由衷感谢40年来所有阅读《当代》的读者，更加衷心感谢在这40年里，所有把自己呕心沥血的创作成果，托付给《当代》的作家。是他们给了《当代》以生命，是他们给了《当代》以荣誉，是他们给了《当代》以信念。本期杂志有幸约请到一部分优秀作家和好友的代表，撰文或题词，书写他们记忆和心目中的《当代》杂志和与之相关的文学记忆，集成“《当代》40年纪念专辑”，为今后更加丰厚、更加长久的文学史镌刻印记。

——孔令燕

麦家，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1986年开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等。2008年，《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作品被译为30多种语言。其中，《解密》《暗算》入选“企鹅经典”文库；2014年《解密》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为“全球年度十佳小说”，2015年获美国CALA图书奖，2017年被英国《每日电讯报》选入“20部间谍小说”。2019年，出版长篇小说《人生海海》。

▍《当代》发表作品一览

《解密》2002年6期

《天知道》（《暗算》之一）2003年4期

《地震四记》2008年4期

《解密》首发《当代》

 麦家

弗兰茨·卡夫卡生前默默无名，不是因为他死得早，而是读者觉醒得迟：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阿尔蒂尔·兰波，十四岁写诗，十六岁写出《奥菲莉亚》，名扬天下，因为他“杀死上帝”的号角吹得恰逢其时，发令枪一样的，一呼百应。艾略特说，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代（文明成熟的读者）。博尔赫斯说，任何一部作品都需要读者的某种合作乃至于合谋。我想，这都是在讲一个道理：读者是大地，作家或者作品是根植于大地的作物，什么田地长什么作物，盐碱地是什么也长不出的。

这一点，我的《解密》深有体会。是火烤三遍，油煎五回，又焖在高压锅里煮个烂，这种惨酷的体会。《解密》《暗算》《风声》，是“三部曲”，虽然年代、人物、故事各不相干，但构思是整体的，指向是一致的，血性是通的：一个秘密部门701的前世今生，一群天赋异禀的人在暗黑的“地下”以命相搏，前仆后继。他们是“同一个”，又是“另一个”。他们迷人的才华可以炼成金，传奇的经历充满梦的纷繁无序，要把我撑破，又把我照亮。然而，《解密》作为开路先锋，一路跌跌撞撞，差点跌死。换言之，读者不乐意接受它——这是一块荒地、生地，种下去的作物，容易死掉。

过去那么多年，我仍清楚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是马上面临毕业离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学都开始为即将离校奔走忙碌，我却像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个“大东西”。也许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举动，暗示我将为它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想不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准确说是十一年。二十万字，十一年，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在接受一次次退稿，共十七次，很夸张吧。

可以这么说，编辑作为读者的代表，并不情愿同我合作去挑战一种新小说：这小说题材有点敏感（特别单位，秘密部门），主人公是个无名英雄（天才破译家）。题材敏感，搞不好要闯祸；英雄嘛，嘿嘿，现在谁要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思潮是反崇高、反英雄、反本土，月亮是西方的圆，人民币才是英雄，欲望乃是天道。文学积极响应，写黑暗、写丑恶、写身体、写鸡零狗碎、写鸡鸣狗盗，一拥而上，前呼后应，暴露假恶丑，嘲笑“高大上”，追赶“欲望号街车”。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任务是打倒英雄，消解崇高，消费欲望。我背道而驰，哪壶不开提哪壶，岂非自撞南墙？唐人喜诗，宋人好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读者和读物。

读物与其说是作家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读者要出来的。读者不要的东西，作家写了也只能锁在抽屉里。《解密》一锁就是十一年，吃尽白眼，历尽沧桑。这是我不识相，一意孤行，跟新时代唱反调，挑战“红线”。这“红线”既涉及出版审查，也关乎读者审美（审丑）的趣味，前后夹攻，死路一条。

问题是我为什么非要写这类小说？坦率说，决非我鲁莽。我是深思熟虑过的。我有清晰的“战略思路”。首先，我想写一种新小说，以前没人写过的。中国文学在经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外国文学的狂轰乱炸下，表现形式（怎么写）已经十分多样化，各种主义和流派都流进来，遍地开花。但在题材和内容上（写什么）依旧是老一套：农村、市井、个人、家族，几乎一式仰仗的是日常生活、土地情结、历史情怀。琼瑶的言情，金庸的武侠，对不起，它们是通俗小说，咱们瞧不起。可人家有广大的读者，这是十分让我羡慕的。所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可以尝试一种新小说，用通俗小说的材料，写一种所谓的严肃小说？

然后，我研究发现，自古及今，中国有两类小说最具读者缘：一是才子佳人，缠绵悱恻；二是英雄好汉，旱地拔葱。我打小在农村长大，十七岁考入军校，学无线电，身边尽是一拨理工男。1991年，我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才子佳人，隔着十万八千里，想来是白茫茫一片，也是黑乎乎一团。总之是摸不到边，不敢想。为什么后来我写了一系列天才，跟这个有关：男欢女爱面前我是废柴一块，只有去寻英雄好汉与读者结缘（合作，乃至合谋）。我是坚信英雄之于文学的魅力的，天才是智力英雄。

那么，读者当时为什么反英雄？我认为这是以前我们塑造了大量假大空的英雄造的孽。或者说，读者反的不是英雄，而是假大空。所以，“真”是我当时创作牢固的出发点，支点。《解密》《暗算》《风声》“三部曲”，说到底是一个主题：解密，揭秘，寻求真相。真的问题不解决，善也是伪善，美不过是面纱而已，不服人的。为了反假大空，我甚至特意选择有缺陷的英雄，阿炳有生理缺陷（瞎子，弱智），容金珍有心理缺陷（孤儿，孤僻），黄依依有生活作风问题。我赋他们天赋异禀，也给他们找碴寻短。他们一方面是天才，英雄；一方面是天妒英才，英雄气短。我不要浪漫主义，给英雄搞造神运动，刀枪不入，油盐不进。我要真实，要现实，要英雄落在地上，长在崖上（不是悬在空中），有人性，有困苦，犯常人的错，流凡人的泪，落难，认罚，决不完美收场。

话说回来，怎么写可以设计，写什么是设计不来的。写什么，作家只能做选择题，在经历和情感范围内选择。我在农村长大，在军营生活，只能在这两地选择。当时农村已被各路作家占山为王，插遍红旗，我自知攻不下，只好在军营动脑筋。今天最聪明的人都在商界，互联网、证券、金融，英才辈出。退回半个世纪，最聪明的人都在军营，东西对峙、冷战、军备竞赛，把一堆精英人物都圈入铁丝网，钻研这个，破坏那个，风声鹤唳，暗战迭起。密码是暗战的深巷里弄，于无声处藏惊雷。

要感谢生活、军营、冷战、密码……简而言之，我就这样一步步接近《解密》。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我想得美，却想不到尝试一种新小说有可能付出的代价。《解密》几乎耗费了我全部青春：十一年，十七次。这是要置人死地的数字。我没有死，或者说我在死了十七回后有幸被两个人救活：一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师东，二是《当代》杂志社的洪清波。其实两人我已认识多年，只因一次次退稿，搞得我很自卑，不敢向他们投稿。尤其是《当代》，公认的皇牌，发一部长篇，梦都不敢做。最后认识的人都投完了，走投无路，才豁出去，投给他们。是一种找死的心理，很悲壮的。没想到，绝处逢生了。

在《解密》面前，这两个人——准确说是四个人——成了我的英雄。据说《当代》发稿严格执行民主制，五人参与投票，《解密》得了三票，一票不多也不少，属于涉险过关。在《解密》面前，我其实也成了英雄。一点不夸张，我写《解密》的过程，已有限地接近西西弗神话：血水消失在墨水里，苦痛像女人的经痛，呈鱼鳞状连接、绵延。我有理由相信，这过程也深度打造了我，我像一把刀，在时间和墨水（也是血水）几近疯狂残忍的锤打磨砺后，变得极为惨白，坚硬锋利是它应有的归宿。可能正因为锋利，吓坏了不少人，也正因为吓坏了那些人，才攀到《当代》这豪门。书如人，有命的，《解密》能遇到《当代》，就是命好。2002年11月，《解密》在《当代》第六期以头条刊发，为它后来逐渐发酵提供了强有力的坚持。今天你打开电视机就是谍战剧，电波声，我可以不谦虚地说，拔得头功的是《解密》，它是杀红了眼的先锋队（差一点阵亡），紧随其后的《暗算》是幸运的插旗手，《风声》敲锣打鼓从银幕上走下来，一身喜洋洋。

这一切当然离不开读者的合作。世界日日新，在历经十多年的“反英雄”后，读者开始念想英雄了，同时那敏感的“红线”也变得不大灵敏了，降压了。这正应了一句老话：风水轮流转。我以无可奈何的坚持终于等到了读者的合作，等到了时代的“文明成熟”。所以，文学创新，从来不是作家独自作战，而是与读者和时代同进共舞。文学的创新路，是作家寻自己的路，也是寻读者的路，创新也不单是大路朝天，一路向前，有时走回头路也是创新，向下超越也是超越。

毋庸置疑，作家首先是个读者——难道有不吃草的牛吗？阅读是写作最好的准备，写作是写作最好的老师。作为读者，我也是自己作品的读者——像照镜子吗？修改、编校性的阅读不是普通的阅读，不配为合格的读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我重读《解密》，一种陌生的感觉扑面而来，触手可及：既是冰凉的，又是炽热的；既犹豫，又大胆，仿佛行走在暗黑的老宅里。我感激这种相逢，因为时间，我成了自己的陌路人。我摸摸索索地往前走，随时准备止步，却兴致勃勃一路走到底，像被黑暗吸引着，要去寻光明。我把这看作是我的骄傲，经得起一个普通读者的挑剔。如今，《解密》的读者已经会讲三十多种语言，零散在上百个国家和地区，让我沾沾自喜，也惴惴不安：因为，它在寻求更多读者的合作，那些遥远的生人陌客，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误解它、歧视它。

2019.10.9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