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母亲离开我已经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这种思念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地发酵，变得越来越强烈。

一

母亲是嘉绒藏族，名叫雍忠斯满，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寨里。她出生的确切时间就连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也说不清楚，她说：“好像就是红军从家门口走过的那个时候，生的母亲。”但是，当年红军从家门口过了好几趟，具体是哪个时候，她也记不得了。

据外婆回忆，母亲从小就与常人不一样，高挑的身材，直直的鼻梁，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闪着灵光。而且，母亲的性格非常像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耿直火爆，认准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正因为如此，从小与她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都有些怕她，外公却很喜欢自己的幺女儿，把家里最好的衣服，一件羊绒毪衫拿给她穿，这在当时是十分奢华的服饰了。母亲说，外公从不娇惯她，仍然让她光着大足丫，独自一个人漫山遍野地去放猪。

母亲十岁左右，外公便去世了。当时整个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母亲常常听那些来来往往的过客们说：“刮民党跑了，共产党来了。”没过多久，乡上的通司翻译带着土改工作队的人来到寨子上，他们用“老陕话”，给大家讲道理、讲政策，每讲一段就由通司做一次翻译，最后外婆总算听明白了，他们是在说，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人民要过上好日子了，并且动员寨子上的年轻人出山去学习，参加革命工作。当时，年龄不满十六岁的母亲，没有真正懂得工作队讲这些话的意思，外婆心里却早已明白。她假装听不懂汉话，坚决不同意母亲离开她。

第二年初春，漫山遍野的野桃花开满枝头的时候，通司又带着工作队来到寨子上，帮助群众抓生产、促发展，还组织年轻人上夜校、学文化。一个被称之为“干部”的人又找到外婆，单独给她做工作，提出让母亲去上学读书，参加革命，说这是党对统战对象的优惠政策，是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才有的政治待遇。这次，还没等外婆说话，母亲就满口答应下来。但外婆仍不同意身边唯一的一个亲人离开自己。母亲白天黑夜地给她做工作。最后，外婆一边抹眼泪，一边对母亲说：“去吧！就当我是一个孤人，没有生你这个女儿。”

二

母亲这一走就是几十年，后来听她断断续续讲，当时，她去了烧香磕头、做梦都想不到的好地方。先是成都，后是重庆，见了好多好多的大领导，还和他们照了好多好多的照片。当我问起这些领导有多大时，母亲说她也不知道。母亲还说，她们可见了大世面了，参观了梦里才能见到的地方，不仅坐了汽车、火车，还坐了飞机。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也是她一生走过的最远的路程。

母亲说，她们先在重庆补习汉语，学习文化。自治州成立以后，她回到州府所在地刷经寺民干校，后来又到条件比较好的薛城民干校学习，最后被选派到雅安商干校，继续学习商业会计。近五年时间的学习，让母亲成为自治州第一代藏族女干部，她被分配到绰斯甲县商业局工作。

母亲是骑着马，由解放军护送到绰斯甲来工作的，刚刚解放的绰斯甲县非常偏僻，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前沿地带。后来，母亲与我的父亲，一个跟随森工企业进州工作的雅安人结婚成了家。我就是在绰斯甲县大礼堂楼上的小阁楼里出生的，后来听老人们说，我是绰斯甲县建县后出生的第一批小孩子。

小时候，母亲就经常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儿子，你母亲是有福之人，家乡那么多人都想出来工作，但出来的人不多，像我这样的人就更少了，我们这是托了共产党的福，托了毛主席的福，我们要懂得记情，懂得感恩，你要永远记住啊！”

三

后来，为了照顾夫妻关系，母亲调到森工局工作。从这个时候起，母亲的命运出现了较大的波折。母亲和父亲在一起没过几年就离婚了，据母亲说，父亲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是他喜新厌旧，被狐狸精迷住，把我们俩娘母抛弃了。当时，我还不到四岁，什么都不懂。每每说到父亲，母亲总是咬牙切齿，她罗列了一大堆父亲的“罪行”，用极端尖锐的话来数落他，教育我。为此，父亲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直到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我才感到，几十年前父母的离异，并不是像母亲说的那样，也不是父亲一个人造成的，这与当时母亲的成分不好有关，也与母亲那个火爆直爽，遇事不依不饶的脾气有关。

母亲是刚毅的，当时，她不仅要忍受与父亲离异的孤独与痛苦，还要一个人带着我艰难地生活。同时，她还要忍受成分不好带来的影响，被一次次下放到基层去劳动改造，起先是从局下到场，再从场下到段，后来又从段下到班、下到组，而且在班组里一干就是好几年。

当时，她与班组上所有的青年工人一样，每天早上身着劳动布棉袄，腰扎一根帆布皮带，双腿缠着裹腿，穿着翻皮皮鞋，拿着一把弯把锯或是一把斧头，一块用毛巾包裹着的白面馒头挂在腰后，与其他工人一道，上山采伐原木，直到夜幕降临，才从山上回到工棚休息。

在青山上，母亲与其他工人不一样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她头上没有戴那顶厚厚的风雪帽，而是披着一条红色纯毛围巾，这在统一的灰色工作服中，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美，二是她有一间小小的木板房，这是她唯一的安居之地，我和她就住在里面。

母亲出工的时候，我就被寄放在隔壁一位大婶那里，除了我还有一碗我中午要吃的米饭和饭上面炝炒的莲花白菜。记得当时，我非常不喜欢吃这些莲花白菜，有些时候饭也不好好吃。那时，大婶总爱带着我们四五个小孩在大工棚里玩耍，外面冰天雪地的，工棚里燃着熊熊的火塘，应该是暖暖的。

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母亲又把我带到大工棚交给了大婶看管，大婶把火塘生起来后，在火塘边煨上了一锅腊肉炖萝卜干。当香气弥漫在整个大工棚里的时候，一直就很调皮好动的我，在锅边走来走去的，也不知道是否被锅里的香味所迷惑，一不小心就被锅下起支撑作用的铁棒绊了一跤，当我跌了一个大跟头的时候，一锅香喷喷的腊肉汤也“轰”的一声全倒进了火塘里。

要命的是，一股猛烈腾起的热浪把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冲了个正着，由于他穿的是开裆裤，一下子就把“小雀雀”汽得红亮亮的，他立刻大哭起来。大婶抱起他一看胯下，二话不说就往卫生室里跑去。后来，母亲是怎么把这件事摆平的，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到，肯定是又受了很多气，才息事宁人的。在我的印象中，这是我一生之中闯下的第一个祸事。

四

看到我母亲的日子过成这样，过去在绰斯甲县一起工作的同事、朋友都建议她调回地方上去，大家好照顾她。母亲却婉言谢绝了。她总是笑着说：“现在，在哪里工作不都是一样，我虽然是一个女人，但有一米七的个头和强壮的身体，工作干得不比男人差。加之，我在森工工作多年，感到森工工人对人真诚挚朴，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哪都不去了！”

在森工局，虽然母亲的成分不好，受到极少数人歧视，但在两万多森工工人中，我们一家三口是唯一的藏族人，所以很受重视。后来人们调侃说，当时你们一家就像“熊猫”一样珍贵。多年以后，母亲还念叨着当年局领导的那句话：“我们这么大个森工企业，难道连一家少数民族同志都容不下吗？”

据母亲说，这以后，森工局的人再没有让母亲吃什么苦头了。母亲也多次庆幸地对我说：“人活在世上，是要经过磨难的，三穷三富不到老。你一定要有感恩之心，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啊！”

母亲是有着坚韧性格的人，就是在坎坷的岁月中，她一个人带着我艰难地生活，却从不向命运低头。那时我太小，不知道母亲为何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把我抱在怀里默默地流泪，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她也不求人，不向别人表达，只把心思放在让我读书学习上。

记得那时，母亲把硬纸板剪成一个一个的“小方块”，请人在上面用毛笔分别写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好”等字样，装在一个鞋盒子里，由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教，让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最后要求我做到随意拿出一个“小方块”，都能立即念出是什么字，而且还不断地给我增加内容。

母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机关上的人都有些怕她，和我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就更畏惧她了。无论我们玩得多开心，只要听到她一声咋呼，大伙都会快快地散去。这让我很不乐意，用哭闹来反抗母亲的威严和武断。为此，挨了母亲不少的训斥，说我这德性，就像我那该死的父亲，没有一点血性。为此，小小年纪的我，开始不断地与母亲顶撞，因为我最反感谁把我拿来与父亲比较。

由于我们是单亲家庭，母亲忙于工作，无人看管我，所以不停地出“事情”。不是不小心摔得鼻青脸肿，就是与小伙伴打架，脸上被抓出道道血印。有一次，在河边玩耍，不小心从冰上滑进了河道，冲出好几百米远，万幸被人发现，才被人从河里救了起来。这件事，让母亲惧怕到了极点，见着我时浑身颤抖不止，口中喃喃说道：“这是在要我的命呀！”无奈之下，决定把我送到千里之外的农村老家，让外婆来看护我。在外婆那里，一住就是五六年。这期间，我真切地享受着农村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没了母亲天天认“小方块”的严格管束，也没了母亲潜意识传导给我的心理压力和不安，在外婆那里，我成天开心地骑着老牛、玩着山羊、斗着公鸡、养着小狗，放飞着童年无边无际的幻想。生活环境虽然十分艰苦，但我觉得外婆疼我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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