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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藏《上海年鉴（1852）》，影印本已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推出（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年鉴（1852）》中刊载的当时西方人绘制的最详细上海地图

1850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北华捷报》。1851年，北华捷报社刊印了《上海年鉴（1852）》。这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本年鉴，也是已知中国内地的第一本年鉴。《上海年鉴（1852）》内容丰富，极具史料价值，为当时外侨了解上海提供了权威的指南，它的诞生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上海是中国年鉴重镇，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记载，民国时期共出版过各类年鉴约280余种，为我们研究近现代上海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

年鉴作为一种文字体裁，在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将西方年鉴文化带入中国的是英国人。1843年，上海开埠。1850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北 华 捷 报》（North-China Herald）。1851年12月，北华捷报社刊印了《上海年鉴（1852）》（Shanghae Almanac for 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这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本年鉴，也是已知中国内地的第一本年鉴。

2013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周振鹤教授在纪念瑞典藏书家罗闻达先生的文章 《人生不可能有常》（见2013年9月9日《文汇学人》）中提及：上海图书馆收购罗氏藏书中有一册1854年版的《上海年鉴》，为我们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除保存有1854年《上海年鉴》外，还藏有1860—1862年的《上海年鉴》。2016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重印了这册珍贵的《上海年鉴（1854）》，并出版专题研究文集。

《上海年鉴（1854）》是北华捷报社所刊印年鉴的第三册，第一册，即《上海年鉴（1852）》，尚未在世界各大公共图书馆见藏。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年鉴工作处沈思睿副调研员在网上发现，2015年7月Alexander Historical Auctions拍卖图录和成交记录中有一册《上海年鉴（1852）》。2016年末，该年鉴又见于北京的一次拍卖活动，并由上海图书馆拍下收藏。至此，这本上海最早的年鉴终于回到了上海。

周振鹤教授在近期举行的《上海年鉴（1852）》首发座谈会上谈及：西方人一直非常关心上海，在开埠初期，整个上海还没有多少西方人的时候，他们已经想到要编一本年鉴来反映上海的情况。同时，他也提出希望：将来如果有机会，最好能买到一本善本入藏。他认为这并非不可能之事，将来拍卖市场上完全有可能出现机会。

周振鹤教授近几十年来反复强调近代文献的重要性，提倡要注重近代文献的搜集。他指出，宋元本的价值已经广为人知，国内图书馆也很重视古籍善本的收藏，因此几千年前的书还能在图书馆里看到，相反，近代文献的缺失却非常严重，像《上海年鉴（1852）》，距今200年不到，但公立图书馆里已经难觅其踪。他指出，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可以说，上海之所以成为“大上海”，完全是因为近代化的缘故，因此尤其要重视上海近代文献的搜集。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继2016年影印出版《上海年鉴（1854）》之后，再次与上海图书馆合作，邀请上海师范大学周育民教授翻译，推出了影印本《上海年鉴（1852）》（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年鉴（1852）》记录上海的气象观测数据、中国通商五口岸外侨名录、洋行名录、港口章程、中国对外贸易关税税率、中国的民俗风情，以及《中英江宁条约》《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等，内容丰富，极具史料价值，为当时外侨了解上海提供了权威的指南。它的诞生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该年鉴具有西方年鉴的基本属性

纵观西方年鉴史可知，年鉴是由天文历书演变而来，19世纪中期，由于统计资料年鉴的诞生，年鉴摆脱了长期以记载天文历法、占星预测为主的固有形象，逐渐转变为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之上、以收录有益知识为主、极具参考价值的资料。从此，现代意义上的年鉴产生。其间，最具代表性的年鉴当属英国的 《英国年鉴》（British Almanack，创 始 于1828年）、《惠 特 克 年 鉴》（Whitaker’s Almanac,创 始 于1869年），美国的《世界年鉴》（The World Almanac,创 始 于1868年）、《德克萨斯年鉴》（The Texas Almanac,创 始 于1857年）等。在这些年鉴中，有日历、天文观测记录、气象记录和各种知识、信息，出版年鉴的目的在于传播科学知识，提高民众的认知水平。

北华捷报社出版的《上海年鉴（1852）》，正 是 仿效了西方年鉴的这种体裁样式，记录了1852年日食、月食出现的时间，并提供涉及天主教节日、纪念日的日历历表。从1848年初起，天主教会在徐家汇、伦敦布道会在英租界分别设立气象观测站，对上海的气温、风向、雨量等进行观测，逐渐积累起了有关上海气候的一些基本数据，依据当时上海这方面客观历史条件，形成了“气象测量记录摘要”。此外，《上海年鉴（1852）》还包含数篇文献，如《徐光启记略》《论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对欧洲天文学的推介》《中国的婚俗》《江南乡试》《中国格言》《略述中国人的科学——算术》等，这些知识为当时旅居上海的外侨提供了了解上海、乃至一窥中国情形的钥匙。

二、记载中国的风土人情

《论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对欧洲天文学的推介》和《略述中国人的科学——算术》是两篇有关中国科学发展史的重要文章。前者回顾了从利玛窦以来一直到晚近阮元对于这段历史的评论，勾勒了耶稣会士推介欧洲天文学成就的概貌。后者肯定了元代以前中国人在算学方面的重要成就，认为进入明代，算学处于低潮期，“十七世纪耶稣会士的到来，他们新近的、完善的论理在中国科学处于历史上最不利的时期取得了优势”。《关于中国内地的通信》和《南京的旅行》是两篇游记。前篇介绍由上海到苏州的路线和景点，后篇介绍由苏州到南京的路线和景点。作者记录下沿路许多村庄、城镇中的人们生活、生产、运输、交易和民情风俗。《中国的婚俗》和《元宵灯会》是两篇有关中国民情风俗的介绍。前篇记载从媒人提亲、算双方生辰八字，到下聘礼、迎娶新娘的整个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过程。后篇介绍元宵灯的各种样式、灯会的起源、元宵吃糯米圆子的习俗。

这些内容从多个角度记录和介绍了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因此，这本年鉴不啻为外侨了解这个东方国家的重要指南。

三、记载上海开埠初期的重要信息

《上海年鉴1852》保留了上海开埠初期的许多重要信息。它所提供的 《上海口岸1840—1850年气候观测均值一览表》和《气象测量记录摘要》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份连续的、系统的气象统计史料。虽然，英国早在19世纪初期就开始系统地观测天象，但直到1861年才有了第一份全国性天气预报的发布。

《上海年鉴1852》还提供了开埠以来外国侨民在上海租界的人口统计、机构行号等资料。在这些资料中，外国侨民在上海的职业、身份和地位清晰可辨。此外，该年鉴中还包含了有关上海港区的水文资料，主要是为便利外国船只进港、出港使用。《扬子江航行须知》一文，清晰地提示了外国船只如何由嵊泗列岛进入长江口，然后进入黄浦江的操作要点。

该年鉴中还刊载了当时西方人绘制的最详细上海地图，北至吴淞江虹口到曹家渡一线，南至白莲泾到龙华一线，东至黄浦江陆家嘴，西至徐家汇、法华镇，包括了境内重要的河道、步道、桥梁、寺庙以及其他地理信息，地名均分别用中英文标注，也解决了中国读者阅读早期外人对于上海叙述的许多难点。

《徐光启记略》一文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记载了作者亲自考察过的一些遗迹，包括城内徐光启的故居与祠堂、晚年居住过的“双园”以及徐家汇徐家老宅的情况。徐光启在上海的活动，在今天上海史、中西交流史等方向上的研究，均占有一席之地，年鉴中的记载对今天的徐光启研究亦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018年1月13日，黄浦区光启南路在市政道路改造拆除旧房过程中，发现两根古牌坊石柱，经初步考证，是“阁老坊”或者“太卿坊”。据《上海年鉴（1852）》中《徐光启记略》一文记载：

到上海县城去游览，在狭窄的街道东游西逛，穿南行北，在城中附近多半可以看到一个大石坊，上面刻着“阁老坊”三个大字。……由牌坊沿通向南城门的街道直行过半，在路的西侧一段铺面间立有不易注意的“太卿坊”，镌刻的字有些破损，坊的挑梁上刻有“明相国徐文定公祠”。

四、反映早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初步认识

通过文献中各篇文章对中国的介绍，可以窥见开埠初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初步认识。在 《略述中国人的科学——算术》一文中，作者驳斥了一些西方人贬低中国人在算学方面能力的观点，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早5个世纪便已经运用多项式方程运算，开方术也是由中国人独立发明的，并指出“如果中国人以更大自由与西方交流，将会促进双方的取长补短，激发他们的科学研究精神”。在《江南乡试》中，作者认为“中国已立于文明和文化国家之列”，“大批人从早年就花精力学习丰富而广泛的著作，在某些方面与欧洲人学习经典语言是相同的”，以至于“使我们不能轻看他们，把他们视为只是一批过着粗俗肮脏生活的群氓”。在《论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对欧洲天文学的推介》中，作者认为中国人“在学习写作诗赋和八股文方面花去了太多精力，无心关心科学”。在《扬子江航行须知》中，作者认为当地测量官员的航行须知是模糊不清的，建议每艘前往上海的船只应配备1843年英国海军部的航海图。

本书作为早期西人在中国编纂的年鉴，具有文献学价值，兼具实用价值和史料价值。上海是中国最具开放性的城市，中西文化在此相汇交流、融合生长，不断挖掘上海城市的历史史料，给今天的城市管理以借鉴，这正是重视早期年鉴史料的翻译和出版工作的意义所在。

此次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组 织《上 海 年 鉴（1852）》的翻译整理出版，是继《上海年鉴（1854）》影 印 出 版 后，又 一次对历史文献的开发利用。上海是中国年鉴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年鉴重镇。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记载，民国时期共出版过各类年鉴约280余种，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的《世界年鉴》被视为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编纂的年鉴。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年鉴（第一回）》，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中国人编写的第一本英文版《中国年鉴》，分别于1933年和1935年始编的《申报年鉴》《上海市年鉴》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民国时期成为中国年鉴事业的蓬勃发展期，为我们研究近现代上海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年鉴诞生于西方社会，《上海年鉴（1852）》的翻译出版，也呈 现了年鉴文化西学东渐的轨迹。《上 海 年 鉴（1852）》在 年 鉴 史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是年鉴在上海的起点，并深刻影响民国时期年鉴文献的发展，值得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