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2010年在《人民文学》第9期上发表非虚构作品《梁庄》以来，虽然梁鸿从未放弃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但是，作为作家的梁鸿显然是更加声名日隆。最初两年，人们谈论更多的还是她的非虚构创作，但是从《神圣家族》尤其是《梁光正的光》开始，小说家梁鸿的形象日益凸显。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就已经期待着她下一部小说的问世。果然不负众望，两年以后，梁鸿在《花城》2019年第5期上发表了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四象》。

这是一部具有很大挑战性的小说。阅读第一遍的时候很可能很长时间都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但这又是一部极具创新性的小说，一个有追求的作家不可能一直停留在“梁庄”的大地上顾影自怜故步自封。要理解这部小说，理解梁鸿在这部小说中所做出的艺术创新，小说的题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门径。

这部小说的题记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传奇诗人艾米莉•狄金森《为美而死》中的诗句：“就这样，像亲人在黑夜相逢/隔着坟墓，喋喋低语/直到苔藓封住我们的嘴唇/覆盖掉，我们的名字。”从主题上来讲，这个题记与小说之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无论对于作家还是对于读者，这个题记都十分重要。对于作家而言，“亲人在黑夜相逢，隔着坟墓，喋喋低语”这种审美意象，被世界遗弃在角落里的父亲的坟墓，河坡最边缘入定了一般枯坐的背影，是她文学创作的最初冲动，也是她展开艺术想象的审美维度。对于读者而言，这是我们进入这部小说的入门钥匙，是我们理解这部小说的审美假定。

对于理解这部小说的艺术世界和审美创新来讲，小说的另一个题记似乎更为重要。这个题记出自《易传•系辞上传》，“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段话有不同的解释，但总体而言，它似乎在讲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我们这种理解大致不差的话，那么，这个题记与这部小说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同构的关系。这种同构关系不仅体现在它们共同营造的这个复杂世界上，而且体现在这个复杂世界的内在结构上。从世界本身的构成来看，《四象》的世界与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一样，都由现实、历史、自然、灵魂构成。从其内在结构来看，它们都体现为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形式。韩孝先等四人从梁庄河坡出发，一路经县城到省城，经历了一番世事之后，在小说结束时又回到梁庄河坡。这就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结构。这种封闭的循环结构不仅体现在韩孝先等人的经历上，而且体现在小说四章的题目“春、夏、秋、冬”上。从故事本身来看，这个封闭结构可以视为小说的太极。在这个太极中，不仅生活着人间的芸芸众生，而且生活着冥界的众多鬼魂。人间与冥界就构成了太极中的两仪。这部小说的叙事主人公有四个：韩孝先、韩立阁、韩灵子、韩立挺，他们分别代表着我们观察世界的四个维度：现实、历史、自然和灵魂。这四个叙事主人公或者是我们观察世界的四种维度又构成了两仪中的四象。从故事情节上来讲，这部小说并不集中，很多故事从四个叙事人那里生长出来，不仅没有交集，而且发散出去之后，我们甚至看不到它们未来的走向。这些发散出去没有交集看不到终点的故事就构成了四象中的八卦。整体上看，小说的循环结构、人间冥界的共存、四个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的叙事主人公、发散出去没有终点的众多情节与《易经》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种阐释世界的方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构思的精妙！

除了与《易经》阐释世界方式的同构关系，这部小说值得关注的地方还包括它的叙事视角和语言风格。

这部小说采用的是一种多声部内心独白式的叙事视角。四个叙事主人公分别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或讲述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百态，或回忆自己经历过的历史变幻，现实与回忆交织，人间与冥界纠缠，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韩孝先致力于现实生活的呈现，韩立阁倾向于血腥历史的揭示，韩灵子更愿意表达她与自然万物的通灵相处，韩立挺更关心的是世人的灵魂如何得到救赎。这四个叙事主人公就像《易经》中的四象，分别从现实、历史、自然、灵魂四个角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复杂多变而又意味无穷的艺术世界。

代表着现实维度的韩孝先当年是穰县的高考状元，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女友娟子移情别恋，抢了自己女友的老板又对自己处处迫害。经受不住重重打击的韩孝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无奈之下回到梁庄。在河坡放羊时被坟园埋了四天，不仅不死，反而能够通灵，与被处决的韩立阁、九十年代被车撞死的十三岁女孩韩灵子、九十年代寿终正寝的基督教长老韩立挺在河坡上共同生活了起来。在此期间，他们以回忆的形式交代了自己的人生经历。韩立挺韩立阁是一对出生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堂兄弟，他们家不仅是当地的大户人家，而且他们的爷爷还是当地有名的基督教徒。爷爷对他们人生的规划是，韩立挺继承教堂，韩立阁继承大院。于是，韩立挺后来成了方圆几十里受人尊敬的长老，韩立阁接受新式教育到日本留学归来后在云南丽县试验县政自治。韩家受到冲击，回乡营救母亲妻子的韩立阁不仅没能救下她们反而丢了自己的性命。自以为对乡亲礼敬有加、多方照拂的韩立阁对自己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一直心有不甘，希望能够借助韩孝先的肉身对人世进行报复。灵子是个单纯善良虽然缺乏关爱却对世界充满爱心的小女孩，在河坡的二十多年中，她始终与周围的自然万物亲密无间。她唯一的遗憾是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去了哪里。

因为韩孝先能通灵、卜吉凶，看透未来和命运，被当地村民、本县县长、本省省长、各部部长奉为神明，争来抢去，先后被请到县城、省城。韩孝先因为要寻找女友和老板弄清事情的真相，韩立阁因为要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韩灵子则希望寻找自己的父母，他们就在各方力量的邀请、挟持下经历了一段颇不寻常的旅程。这段旅程带有很强的批判性色彩，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异化的现代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性的扭曲。“新世界已经诞生了，城越来越大，水泥越铺越远，金属越来越亮，人越来越空虚。”“现在村庄荒芜，野草占领大地，正是因为你们心中没根，这钢筋水泥就是一个大棺材。”在这个“大棺材”中，“资金链断了的老板吃安眠药自杀。反腐官员抑郁症跳楼自杀。苹果积压一屋的农民站在苹果堆里上吊。不得志的导演把自己吊在楼梯过道里。”这些带有强烈情绪化色彩的语言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我们一段时间内现代化追求的批判与反思。

人们之所以对韩孝先顶礼膜拜，不仅是因为他能够预知自己将来的命运，而且希望能够利用韩孝先为自己创造经济利益。丁庄的花婶儿在穰县火车站把韩孝先接到自己家里，这里面当然有对他的膜拜，但后面的局势发展也表明她也是在利用韩孝先。丁庄的村支书把韩孝先从花婶儿那儿抢过来囚禁起来，让人们观瞻、膜拜更是一种赤裸裸的人性暴露。人们更加关心的是，韩孝先是如何实现通灵的。他们也希望能够像他那样与自己的先辈通灵，以找到祖辈埋藏起来的金银财宝。县长想方设法讨好他，通过各种途径套他的话，无非就是这个目的。一些村民从他嘴里套不出话来，甚至挖开自己祖辈的坟墓，打开他们的棺椁，躺在祖辈的尸骨旁边，希望以此能够通灵。在这些荒诞行为的背后，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得到更多的金钱；在这些荒诞行为的背后，小说为我们展示出来的也只有一个：异化了的现代性追求给人性带来的扭曲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因为看透了人们最终的目的，担心人们会因此伤害到立阁爷他们，同时也担心自己会成为他们这样的人，韩孝先切断了自己与韩立阁等人的通灵关系。“立阁爷、灵子和长老爷给我的，我又都还给了他们，还给了地下的世界。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大师，不再是一个可以感受无数人的生活和命运的通灵者，我只是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韩孝先。”

与一般的多声部内心独白不同的是，这四个叙事主人公中有三个是已经去世的鬼魂，一个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这种叙事视角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奇甚至荒诞的阅读体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我们的阅读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在第一遍阅读这篇小说时，我简直如坠五里雾中根本找不到头绪。但是，当你坚持将它读完甚至尝试阅读第二遍的时候，你会收获一种经过艰难攀岩终于登上顶峰般的阅读快感。

从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起，梁鸿就展示了一种特色鲜明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不似一般女性作家那样温婉细腻，却可以以一种细节刻画的形式打动你的心灵。它也不像有些男性作家那样面对这个世界喊出自己的最强音，却可以以一种最锐利的方式穿透那些我们不忍直视的景观。它不会在自己心有感触时来一段廉价的浪漫主义抒情，却可以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让我们对这种情感感同身受。它不会通过一些新潮的概念词汇宣传自己的现代主义品格，却可以在不动声色的故事叙述中让我们感受到现代主义的力量。

梁鸿善于写那种让人不忍直视的腐败而又残忍的景象。如，“刑场上枪毙的那些人一个个倒在地上，那地上有猪粪、狗粪，有雨后发黑发臭的污泥，鸡在旁边刨食，啄出一个个眼珠，耐心地把它们吞下去。”“院子里到处都是粪，鸡粪、鸭粪、狗屎、人屎，粪里堆着花生、西瓜，衣服、鞋，被子扔得满地都是。院子左角臭气熏天。一个老头坐在地上，头快栽到地上了。”这种残忍到让人不忍直视的景象，不仅是作者观念的视觉体现，同时也可以视为一种创伤记忆的曲折表达。在描写自然景观时，梁鸿不大喜欢铺排叙述，而是倾向于抓住其中的某些细节以呈现这一景观的特殊性。如，“天灰暗昏黄，太阳不知藏哪了。我坐在河坡的崖边，看一层层往远处低下去的河坡。突然，河坡里的庄稼地和树林之间腾起一阵旋风，卷着灰尘，往这边飞快地移过来，整个河坡像一座座移动的喷井，在各个方位喷发，一路旋过来。”“坡下合欢树的细叶子正努力张着身体，吸取空中的水分，每喝一口，它的绿色就深一点，叶子就厚实一点，香味就更浓一些。我盯着它们，看它们一张一合，一吞一吸，越来越大。”第一段话中的“喷井”，第二段话中的“一张一合，一吞一吸”都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在表达人物的某种特殊感受时，梁鸿善于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予以具象的表现，而不是进行浪漫主义的抒情。“胃里有个湖，湖里又起大浪了，一个旋儿接一个旋儿，翻江倒海，打得我浑身疼。”“我的屁股在尖叫，我的腿在抽筋，我的眼睛在四处躲闪。它们怕那东西。”第一段话以一种自然现象表现灵子的心理感受，而后又通过这种心理感受表达她对家人的思念。第二段话则通过韩孝先的身体感受十分形象地暗示了他在黑林子里所遭受的磨难。

《四象》无疑是一部具有浓厚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这种现代主义色彩不仅体现在它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上，而且体现在它那看似不动声色的叙事节奏上。在小说中的一些章节中，作者会将不同人物的语言、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的故事情节并置在一起，从而给读者带来一种全新的阅读感受。比如，“人们匆忙低头，打开自己手里的纸团。有数字的人狂喜大叫，像得了天大的奖赏，朝着玻璃房里的我拼命挥手中的纸。娟子挥舞着手里的纸，远远朝我跑过来。路上的积水在她脚下四处飞溅。细雨蒙蒙之中，她像个凌波仙子，一路轻滑过来。”前一句写的还是人们因为得到韩孝先坐诊的挂号纸团而兴高采烈，下一句一下子就转到了他对自己当年恋爱情形的回忆。这中间当然有“纸团”的过渡性作用，我们可以以此把它视为一种意识流手法，不同字体的提示也让我们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故事情节，但是这种突兀的情节转折还是会在读者的心里掀起不小的波澜。“他的手拂过娟子肩膀，扬起来，伸到娟子脸左侧，把娟子披在额头的头发夹到耳后，我要把他的手剁下来，又伸出胳膊搂住娟子的腰，我要把她的胳膊砍下来，又向穿长袍的人弯腰鞠躬，然后挨着娟子坐下来，我要把他推开，一掌把他劈到喜马拉雅山。”这段话一方面叙述韩孝先原来老板的动作，一方面表达他此时的感受。或许是我过于孤陋寡闻，但是这种写法的确是我第一次见到，它要比写完老板的动作之后再叙述人物的心理好很多。它不仅给我们在阅读上带来了一种跳跃感，而且能够更加真切地表达出人物此时的强烈感受。

《四象》的篇幅并不算长，在《花城》上发表时也不过78页，算起来也就十几万字的样子。但是从第一稿完成到第四稿修定，作者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再加上前期的创作过程，作者在这篇小说上面花费的时间不会少于两年，而且是四易其稿。由此可见作者对这篇小说的重视。就阅读的经验而言，这也不是一部十分轻松的小说，无论是它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与创新，还是它在内容上的开掘与发现，都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细细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