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颇具特色的存在，崔荣以内蒙古三少民族文学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历程，显示了党的文艺政策和文学组织活动对于少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尤其强调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和各级文研班的教育、推动与激励功能，这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建设的优越性体现。内蒙古三少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神性书写，已经显示出其特异的美学气质和探索精神，所展示出来的萨满文化、生态观念等方面内容在未来将持续发挥精神疗救的作用。

——主持人刘大先

崛起、探索与进取：内蒙古三少民族作家文学之路

崔荣

中国当代文学70年，有一个文学现象将永被历史铭记：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从无到有、发展壮大。这其中，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三个内蒙古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崛起、探索与进取的文学之路意味深长。它是上述三个族群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的结果，又更体现着党的文艺政策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伟力，记录着文学外部力量对文学生长的重要作用。而浮出历史地表后，“三少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又呈现着多元文化场域之中，面临巨大生产生活变革的作家们面对历史和时代的哲学思考与审美选择，未来何为，已然清晰。

一、 历史性的崛起

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作家文学的整体崛起是在上世纪80年代。虽然十七年时期就曾有达斡尔族巴图宝音《鄂伦春旗诞生》和鄂温克族乌云达赉《何兴哥闹夜》出现，但未能形成创作规模。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与上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受到重视的文学环境、党和政府的着意引导、文学创作会议的拔擢启发、文学批评的及时跟进关联莫大。

必须回到1980年7月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历史现场。这次会议是“文革”后少数民族文学复兴的转折点，更是“三少民族”作家文学发生的起点。会议决议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纪要》形式迅速落实，尤其是强调各地作协及有关文学期刊要将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作为自己的职责，这成为“三少民族”作家文学破土而出最直接的原因。

今天回首，其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文联和各级各类文研班的助推功不可没。建立组织是第一步，1982年，“三少民族”聚居的各旗文联作为基层组织成立，发现和培养三少民族作家的工作有了实际依托。三少民族作家培养的诸多措施中，效果显著者为文研班，几乎是点石成金。鄂温克族第一位作家乌热尔图的成长过程中，是1981年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学习让他摆脱“文革”印记，走向丛林经验，之后的短篇小说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三连冠，标志着鄂温克族作家文学，尤其是小说，既在他手中开始又在他手中成熟。同样，后来成为鄂伦春族作家文学第一人的敖长福也分别在1982、1985年参加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文研班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讲习班，《猎人之路》《阿美杰》等获奖之作得来并非偶然。此外，达斡尔族的苏华、萨娜，鄂温克族的安娜、杜梅，都有在自治区文研班或是鲁迅文学院文研班的学习经历，为其成长成熟持续助力。

笔会的作用亦不可小觑。1981年开始举办的三少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长期、大量、优质地培养三少民族作家，达斡尔族的第一代作家巴依尔、阿凤，鄂伦春族的第一代作家敖长福以及阿黛秀，都是在笔会上被发现的文学新人，后均成为本民族作家文学的拓荒者或接力者。1987年，19岁的苏莉参加笔会，其处女作《红鸟》被发现并在《上海文学》刊登，很快她就成为达斡尔族作家文学的中坚力量。很多三少民族作家，都曾于此汇聚，又在会后成为燎文学之原的星星之火。另外，依托创作会议、改稿会等，一批有远见有担当的编辑、作家和研究者，如孟和博彦、张志彤、邓青、冯国仁等在1981年春启动发现三少民族作家的工作，孟和博彦的评论之于乌热尔图的影响扩大，邓青的指点之于杜梅的迅速成长，效果卓著已是文坛佳话，这一笔会至今仍具活力，并已成为创作共同体，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

尽管最初的创作不免稚嫩，所写多为本民族的生活习俗，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但这批嫩芽被集中培育，又逢着党和政府当时营造的文学环境直如阳光雨露，“三少民族”文学迅速蓬勃成花的原野，乌热尔图的全国短篇小说三连冠之后，敖长福、阿凤、杜梅、苏莉、萨娜相继获得国家级的创作奖项，“三少民族”作家文学的历史性开端以崛起的态势呈现，至今令人侧目。

二、 未曾中断的探索

获得艺术上的特色和高度既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已生发的“三少民族”作家文学继续探索的内在动力。

向族群文化的深层掘进，是三少民族文学探索的第一个向度。尤其是1985年前后，开创三少民族作家文学历史的第一代作家们开始自觉探向本民族文化内部（未能理解此句要表达的内容），并着意表现其特殊性与价值，乌热尔图最具代表性。他的《胎》（1985）和《雪》（1986）极具转折意义，前者写猎人为怀孕的妻子违逆古老狩猎规则猎捕怀胎母鹿，在射杀母鹿时将其与自己的妻子混同，又在猎鹿成功获取胎盘后陷入懊恼自责的心牢中，虽生若死。由此，乌热尔图刻写出鄂温克猎民独特的文化心理：笃信万物有灵的鄂温克人深刻意识到天地之间，人、鹿同为生命，但生存之需又令其持续杀戮。由此产生心理的畏惧、选择的煎熬和人鹿难分的幻觉，这种心理情绪的纠结交织与现实的生存悖论铸就鄂温克人极为特殊的文化心理——面对自然既勇毅进取又取予有度、敬畏节制。《雪》进一步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当无所顾忌的年轻猎人在强烈功利目的推动下以征服自然的野心不择手段地猎鹿，终至逼死公鹿、将怀孕的母鹿逼到冰上时，受到雪崩严惩，老一代猎民讲述的人和自然万物平等共生的故事则在小说中寓言般回旋。这两部小说的界碑性质在于，此后乌热尔图的创作不再仅是展示丛林狩猎生活，而是开掘着狩猎生活方式与鄂温克民族心理的殊异处及价值所在，其写作由此进入民族文化的根基性部分，文学的视域、深度都得到有效延展和深拓。

始终持续的文学探索与特殊的审美选择让“三少民族”作家文学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极为鲜明。乌热尔图、敖长福、萨娜、杜梅、苏莉等作家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中，萨满传说、族源祖源故事、抗击外来侵略往事，成为集中且富于特色的三个题材向度。萨满教曾在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中产生过广泛深长的影响，萨满题材因此反映着他们精神世界的全部特殊性；同时萨满信仰、文化的变化，又折射着历史的变迁，因而《萨满，我们的萨满》《有关萨满的传说与纪实》等观照的既是市场经济下道德操行的异变，亦彰显着敬畏的不可或缺与反抗精神的刚硬恒久；《你让我顺水漂流》《丛林幽幽》《皈依》《伊克沙玛》《敖鲁古雅，我们的敖鲁古雅》等小说均可视为族源和祖源故事，书写族群往事意在追索民族文化根脉，但现实一直都是深在背景与参照维度，检视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带来的文化、精神之变是意旨的最远处。而族群性格在时代巨变中不变的部分，比如自然之爱、敬畏之情是作家们不断返回并引以为傲的。历史上，三少民族的生存之地构成边境线，物产丰饶但人数较少，俄日等国多次进犯，但他们抗俄、抗日时却以弱胜强、决绝无畏，这成为额尔敦扎布《凌升》、乌热尔图《雪天里的白桦林》、萨娜《红罂粟》、庆胜《萨满的太阳》等抗日抗俄叙事的立意所在，与生存之地血肉相连的情感，对族群刚强不屈性格的刻画让“三少民族”作家文学的地域性、民族性书写悲慨厚重。

“三少民族”作家文学探索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已形成神异、沉郁的文学风格。因为在世界观、价值观上笃信万物有灵，理性的认知自然转化为创作时的感性与灵动：万物与人之间、万物彼此之间在作家们的书写中同生共感、交融互换，萨娜在《伊克沙玛》中写8月的林中，一切草木都像泉水一样汩汩生长；空特乐写猎人放下猎枪后的迷惘是“他像跑累了的老狍子，不知什么缘故流落到这儿了”，这里，人和万物没有分别更无高下，只是彼此映照，其互证互识让作家的文字精准生动、声情并茂。天人、物我合一更决定着作家独异的文学想象：印象、知觉、梦境与真实交织；玄想与现实互换；人与万事万物联觉通感，文本因而想象力飞腾、诗意盎然。萨娜《卡克，卡克》中的卡克、《达勒玛的神树》中的达勒玛都能听到人砍树时，树在喊疼；乌热尔图则以梦境和空中出现话语等异境表达对莫测自然和天地规则的敬畏；空特乐的观念里，森林是她的亲人，文字也就携带着森林的气息，她在《爸爸味儿》中描述“当我漫游在森林的胸怀之中，被森林以期待的目光所注视”，森林这里如父如兄；而母亲的山歌能让人“体悟出一股股潮湿的森林气息不停地灌入你所有的毛孔。在她的山歌里有她祖先深深的足迹以及他们独具魅力的做人的风格，那对天对鸟对树的崇拜！”民族的历史和信仰，被如此多感联觉、厚重饱满的文字表达，整体风格便具令人惊叹的鲜活质感。三少民族作家们的文学探索，硕果累累。

三、 面向未来的进取

当代“三少民族”作家文学蕴蓄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首先缘于，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这三个少数民族生存之地接近又同汉、蒙古、锡伯等其他民族相邻，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碰撞让他们居于多重文化的场域中，无论是像乌热尔图，从小接受的是汉文化的教育；还是如萨娜，幼时来自天南海北的知青们给她带来多样文化，无疑都说明，“三少民族”人数虽少，却拥有文化上的富矿，多维的文化视野让他们在区别和差异之中返归自身的文化和生活，在更本质的层面把握和深掘着自己民族文化、族群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全部独特性。在全球化带来的文学创作同质化问题和地方性知识兴起的潮流中，这种独特性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三少民族”作家拥有面向未来的足够底气还因为，四十余年来，他们身处助益其发展前所未有之良好创作环境。多方合力推动的70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建设进程，让原本以汉文学史为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观得到根本改变，具体到内蒙古自治区，对三少民族作家文学的重视与扶持不仅反映在1981年以来，三少民族作家笔会聚拢人气也激发士气；还反映在作家培养时注意吸收三少民族学员，不断发现新生力量；此外还成立“内蒙古‘三少’民族文学委员会”，对其发展给予特殊重视。这一系列科学、连续的举措，为“三少民族”作家文学发展营造了理应腾飞的外部环境。

“三少民族”作家队伍阵容坚实。一方面，三少民族作家中的成就卓著者，如乌热尔图，受到政府嘉奖和学界高度重视，形成明显激励效应，后起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萨娜和苏莉等也起着领跑作用，这种正面示范，效力不可忽视。另外，目前的三少民族作家队伍代际特色突出，50后、60后的作家们锋芒犹在，乌热尔图具有学术性的非虚构写作，萨娜的小说创作，苏华苏莉的散文写作，日渐炉火纯青；70后、80后作家生气勃勃，达斡尔族的晶达、鄂阿娜，鄂温克族的德纯燕（德纯燕好像不是内蒙人，因标题是内蒙古的三少民族，需要进一步确认，让泽宇确认一下），鄂伦春族的白剑，都已气象渐成，稳定而富有活力的创作队伍，将利于缔造新的文学高峰。

新时代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作家将有大作为，也由其身处的历史阶段决定。这是“三少民族”作家文学的优良传统，从乌热尔图《一个猎人的恳求》《老人和鹿》、敖长福《猎人之路》开始，其文学实践就始终关切民族发展的成就和问题。而三少民族文学的发展，也正伴随着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前所未有之历史巨变，回应时代、有所担当的三少民族作家记录波澜壮阔历史长河中人与时代的巨变故事时，也就精彩讲述出中国故事。

加强与本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联系并有创新性发展曾是三少民族作家文学成功的法宝，那些高频出现在小说、散文、诗歌中的神秘萨满仪式以及带有传奇色彩的“莫日根”故事，以及蕴藏其中天马行空的想象方式，曾给三少民族作家文学深植厚重的文化底蕴，现在，鲜明悠久的民族文化，依然是当下的三少民族作家们在新时代的文学征程中披荆斩棘、开疆辟土、确立艺术特色的利器。

三少民族作家文学敬畏自然友爱万物，他们也经由关注生态恶化问题发现人与自然关系被损害、人的异化等现代社会弊病。《玛鲁呀，玛鲁》《你让我顺水漂流》《萨满，我们的萨满》等写出人类向山林无度索取时的丑态：他们毫无节制，像是长着满嘴白牙的蚂蚁，人已非人。触目惊心的生态恶化，具象化的是同样触目惊心的人类之无所顾忌乃至恣意妄为。以此，他们为巨变的时代唤回魂魄和初心，其文学也就具备了超越民族文学边界走向世界的可能。

回望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发展迁流漫衍的历史脉络，可以确信的是，已经卓然站立的他们，必将会在中国大地上创造出更富想象力、价值和诗意的民族精神史诗与文学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