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诗词大会，引发了全国性热潮。各行各业的爱好者，空姐、石油工人、警察、癌症患者、儿童、航天科学家、博士等等纷纷参与，呈风起云涌之势。如此众多的国人对古典诗歌烂熟于心的程度，令人惊叹不已。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有这样的诗学文化奇观。

和书本个人阅读不同，诗词大会的特点是万千人同时，共读同样的文本。在熟悉程度上的交相竞争和互补，构成了上亿观众的如痴如醉的诗化狂欢。

从理论上说，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古典诗词更是如此，将高级精英文化大规模地引入大众传媒，是一次勇敢的尝试。

电视传播属于大众文化，着重收视效果，强调趣味性，这和诗词的民族文化艺术积淀的深厚性存在着矛盾。为了适应趣味性，编导和主持人把诗词和游戏性竞赛结合起来，将诗词单纯化，取全诗之片断，以单句寻联问答，或以词牌、作者为题，判断是非、多项选择，把一句五言或者七言诗放在九个字十五个字当中，测试排除干扰字眼。参赛者、百人团和海南、漠北的观众一起聚精会神，处在辨析的紧张和期待之中，速度的游戏性比拼构成了欢乐氛围延伸现场以外，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一体同心，营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赛场。但是，摘句寻章的明显不足乃是放弃了整首诗歌的深厚的文化意韵和艺术奥秘，对于民族审美文化的深层来说，则是欢欣鼓舞的自我蒙蔽。一位上海的小学老师在他（她）的公众号微信“童书撷趣”中这样说：“古诗已倒背如流，却不解其妙。《春晓》《静夜思》《登鹳雀楼》这许多诗歌早已随着儿时的诵读，溶入骨血里，化为永不消失的记忆，但是它们好在哪里，我却半个字都说不上来。”这说明游戏的紧张期待和互动的热闹，并不能满足对于古典诗歌的理解和提升心灵品位的渴望。

人们更关注的是，千年不朽的诗好在哪里，其与平庸的诗、坏诗区别在何处，以什么样的准则和方法来品评？将这样的课题置之度外，必然导致传统文化的深厚性为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游戏性）压倒。

通俗化、娱乐化，游戏化是电视节目先天的宿命吗？编导和主持人显然并不认同。不言而喻，这不是一般的娱乐节目，更不是那种娱乐到死的节目，最高宗旨乃是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在新时代的发扬光大，战略目标是提高民族文化的自信、自尊。这个大前提无庸置疑。编导和主持人设置了专家点评。专家们的成功在于介绍作者生平，写作背景，相关的掌故和趣闻，加上了知识性，对于娱乐性有互补之效。在所有专家中，康震先生是最有学养，最自觉地弥补摘句寻章的局限，故其解说往往不限于句而兼及全诗，甚至是全人。在解读李白的《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定位为岑勋和元丹丘与李白三人会饮，甚为到位。解读毛泽东“湘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时”指出湘竹与泪的典故，联系到杨开慧的小名霞姑，又深化到楚文化，皆醒人耳目。提出张九龄《感遇》的写作背景乃在罢相，表面上孤芳自赏，实际上清高自守。接着他上台的是李林甫，从此唐王朝江河日下。康震不但把作品还原到诗人当时的处境和心态中，而且诗画并长，以画引诗，成为节目的亮点。有些专家则长于知识性的点拨，虽然对古典诗歌烂熟于心的参赛者来说，在注释本中司空见惯，对于现场观众仍然不无新鲜之感。

但是编导、主持人和专家一样，似乎并未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并不能完全消解游戏性带来的缺陷。康震先生以前的以画引诗，画不达意，歪曲了诗意。例如，一人画沙：曲折山路，远处白云屋角，近景大车，一人坐于石上，身边些许树叶。参赛者立马猜出是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於二月花。”专家和主持人董卿女士皆首肯，并未发现一个极其低级的错误。“停车坐爱”的“坐”是坐在石头上的意思吗？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上，就有注解，“坐，因为”。车子停下来，不再神往远在白云深处的隐逸之所，因为突然发现身边的霜打的枫叶比春天的鲜花还美艳。更令人惊异的是，王立群专家说，这是一首“悲秋”之诗，中国诗人对于季节的转换，生命的盛衰非常敏感，故秋季即引发悲凉。董卿随即附和，秋天都会引发诗人悲凉的感情。但是，秋天的霜打了的枫叶，都比早春二月的鲜花还要鲜艳了，这样的秋天的还是悲凉的吗？在古典诗歌中，固然有大量悲秋的经典，从宋玉开始就有“悲哉秋之为气也”，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元曲中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都是悲秋的神品，但是，如果逢秋皆悲，感情进入老套，不是为诗之大忌吗？后来的节目显示，颂秋的也不乏横空出世之作，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孤立地摘句寻章，造成了个案分析错误，整套节目前后矛盾。第四季第一场，说到毛泽东《採桑子·重阳》，将刘禹锡的“秋日胜春朝”，发展为“不是春光，胜似春光”，专家偏偏不联系《山行》作悲秋颂秋的对比，只说此诗歌颂重阳节。至于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落，王孙自可留。”把秋天的黄昏，写得洁净、明亮，最后把这种秋天归结为“春芳”，也未将“悲秋”和颂秋在矛盾中展开：指出王维笔下的春天化的秋天，没有杜牧的鲜艳夺目的色彩，没有杜牧的激赏，却有平和、宁静、安详的欣慰。更遗憾的是，讲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亦未作对比和分析。本来整套节目将纷纭的情志作谱系的展示，拓展观众的情感空间，提高节目的思想境界，是题中之义。

有些专家对作品的解读带着相当的随意性。如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前野草花，乌衣巷前夕阳钭。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蒙曼解读说，燕子不落愁人家，迎来归燕，写出富贵气象。百姓居家是“革命的家”“和平幸福”的家。这似乎离谱。乌衣巷为晋时王导、谢安等大贵族所居，堂宅豪奢，繁华鼎盛，如今却野草丛生，夕阳残照，为寻常百姓所居。而燕子不觉盛衰变幻，不辨贫富，仍依季侯往还。刘禹锡表达的是高门贵第，化为野草丛花的沧桑之感，哪里谈得上什么寻常百姓和平幸福？王立群先生解读《诗经·硕人》说，表现庄姜之美在“三高”：一身高，这还说得过去；二是颜值高，这也还可信，但严格说来，并不准确，因为所写不单在面貌，还在肌肤“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动人的不仅是笼统的面容（颜值），更在美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三是“性情高”，这就完全架空了。全诗根本没有涉及其性情。不管是苏辙还是朱熹的集解，都只说“此言其容貌之好也。”王先生解读时有不着边际之说，如解读屈原《离骚》中的“集芙蓉以为裳，製芰荷以为衣兮”，说中国男性的在古代早就有化妆的习俗。魏晋就已有面部化妆，明末男性还有化妆之风。这样的解读令人困惑，芙蓉为裳，芰荷为衣，能够保暖御寒，经得起风吹雨打吗？其实，以美好花草为衣裳，表现的是屈原自诩的“内美”“扈江离以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并是不是外部的化装，而是其内在品质的象征。如果相信王先生的解读，“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真能把肚子填饱吗？王逸《楚辞章句》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这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应该是常识。王逸说的是比，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象征。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屈原突破诗经的实写，在形象的构成上提供了系统的象征。香草美人，美在内在的品性，而不是外在的化装。至今许多中国女性命名仍然遵循此原则。第四季第五场，有张九龄的《感遇·其一》“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就是以香草象征内心高洁的品质的。王先生对于审美情感的微妙更不在意，说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好处是写早春之美在于草，草色之美在雨中。这就太粗心大意了。韩愈赞美的不是一般雨中的芳草，不是茂盛的春草，而是远看则有，近看则无的“草色”。一般视物，应该是近看则有，远看则无，但是早春的“草色”却相反，写出这样远近视觉效果相反的“草色”，不但是对早春的特点发现，而且是心灵默默的、微妙的激动：就是这样不起眼的、若有若无的草色，比之满城烟柳还要美。韩愈此句之所以千古不朽，原因就在于此。

编导和专家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和理性的逻辑和历史的发展似无系统的准备，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中情与理的矛盾转化也无清醒的研究，遇到一些特殊理念的诗作，没有系统的准备，只能是隔靴搔痒。

如讲到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来自南京的专家说，柳宗元被放逐，母亲死了，只剩下自我，说这场雪乃是“他心中的雪”，是他“和自我的和解”，这样不着边际的解释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后世词话家评之为唐人五言绝句之首。中国古典诗歌大多是抒情的，也就是诗大序所谓“情动于衷”，以激情取胜。当然还有孔夫子，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温情，此外还有闲情、逸情等。大体来说，离不开一个情字。但是，自佛家传入，特别是禅宗流行以后，在诗歌中产生了相反的倾向，不是情动于衷，不是激情，也不是温情，而是以恬然、淡然、悠然超越情感为上。如陶渊明之“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若为“望”南山，苏东坡就论为杀风景了。“见”南山好在，平平静静，无心，不劳心神。“望”就有心了。陶氏《归去来兮辞》有“云无心以出岫”柳宗元《渔翁》有“崖上无心云相逐”。“无心”。无心也就不动心的意境。在禅宗中有著名典故，二僧见旗动，争辩是旗动抑或风动，六祖惠能曰：不是旗动，也不是风动，是二位心动。（《六祖坛经》）。禅宗要义在不动心。故柳宗元《江雪》，不是抒情的，不属于“一切景语皆情语”，而是乃是中国特色的“无动于衷”：景语中蕴含的理语。千山万径皆为大雪复盖，毫无生命踪迹，孤翁独钓寒江。既不感孤独，也不感寒冷，有权威学者解读曰此翁于大雪中“钓鱼”，大误。若真钓鱼，恐怕鱼钓不到，人早冻死。柳宗元诗意不在钓鱼的功利性，而在“钓雪”。如果要说和解，不是与自我和解，而是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是禅宗的最高境界。此与庄子之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与中国之天人合一息息相通。

这种中国特有的，哲理性深邃的经典诗作，本不适合为大众文化之题，既为题，不知就里者不宜轻率为言。

节目中不少赛题都不取其诗意，而取其实用。如苏东坡题《惠崇春江晚景》其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此诗精警传世之句在“春江水暖鸭先知”，而赛题却落在“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逼得康震先生不得讲苏东坡好食河豚的故事。对春江水暖鸭先知，长于讲典故的蒙曼女士说，因为是画上有鸭只能是鸭先知，这似乎有理，（清）毛奇龄曾质疑曰““河豚”“江鳅”“土鳖”亦可先知”又曰“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蒙曼女士之说，可解前人之惑，然亦不得要领。光是看见鸭子浮在水面上，是一点诗意也没有的。桃花三两枝为视觉可见，水暖则属于不可见之触觉。鸭浮江上，画限于视觉，不能画出江水之暖；此诗妙在激发读者想象不可见之鸭之脚部。桃之艳眩于外，而鸭感于内。春温水暖，先知默默，似无知而实有知，桃花灼灼，可感而实无知，此诗隐含哲理在此。

由于诗中之理忽视，就是康震先生也难免有所不足，解读陆游的名联“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着重介绍此诗写作于诗人贬于浙江故土。其地多丘陵，故行舟忽尔山穷水尽，忽尔柳暗花明。但似乎忽略了此联之优长并不在表现地形地貌，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的精彩在于在鲜明的感性形象中蕴含矛盾对立和转化，事物的消极性发展到极点，就必然转化为积极。此联成为后世不朽的隽语、格言，其原因就强烈的感性中隐含深沉的哲理。中国古典诗歌一般讲究情景交融，而这一联的不朽生命则是情、景和理的交融。康震先生是自觉从全诗、全人来品评诗句的。但是，既定的题目也难免让他陷于困境。节目屡次涉及李白的诗，并非一概皆好。例如讲到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康震先生特别强调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世之傲骨。节目中又有李白曾为宫廷御用文人。明皇对名花美妃，命李白点缀昇平。乃为《清平调》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名花倾国两相欢”“若非群玉山头见，定向瑶台月下逢。”全诗赞美杨贵妃美若天仙，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明显和“摧眉折腰事权贵”矛盾。这是伟大诗人最不光彩的一面。康震先生不得不强为之解脱：虽然是遵命文学，但是也写出了盛唐的繁华，歌颂了美女，仍然是“一等好诗”。其实，这样的诗在李白当属败笔。这个美女曾经权势熏天，白居易长恨歌曰：“姐妹弟兄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其族兄杨国忠把持朝政，安史之乱中民愤暴发，导致兵变，这个瑶台仙女，死于非命。就诗歌的质量而言，这不是杜甫笔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气质，也不是李白自己称道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语言：名花倾国，春风露华。群玉山头，瑶台月下。恰恰是李白自己所批评过的：“绮丽不足珍”。

游戏性压倒了诗性，失去对古典诗歌品评的标准，对于一些民族精神的精华之作，漠然忽视就不是偶然的。如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自古征战几人回”，曾为历代诗话家评为唐人七绝六七首“压卷”之一，而节目则停留在为“欲饮琵琶马上催”，寻求上句“葡萄美酒夜光杯，”其实，这里最深厚、最强烈的民族精神在“醉卧沙场君莫笑，自古征战几人回”。《唐诗三百首》编者蘅塘退士(孙洙)的批语是：“作旷达语，倍觉悲痛”。其实，旷达则有，悲痛则无。即使军令如山，也要喝个痛快。出征赴死和享受生命的欢乐同样重要。烂醉如泥，从长安抬上边疆前线，是不可能的，这是诗的天才的想象。其诗眼在“君莫笑”的“笑”，哪里可能自己横尸疆场还在意战友哂笑的？这是笑对生死，赴死沙场和尽情饮酒一样浪漫，这种乐观、豪迈的精神，视死如归英雄主义在古典诗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不是以诗为生命，而是以生命为诗。

儒家文化有杀身成仁的传统，诗家有杀身成诗的传统。屈原就有“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国殇》)王维早年有“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而文天祥从容就义，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丹青照汉青”。就是以婉约为特点的李清照也有“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林则徐有“苟利国家生死以”。谭嗣同从容面对死亡有“我自横刀向天笑”。鲁迅有“我以我血荐轩辕”。陈毅有“此头当向国门悬”。大革命时期，革命家夏明翰，走上刑场大义凛然出口为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诗人殷夫为革命奉献二十多岁的生命，留下一首翻译改写诗，比原诗更为精炼、高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拋。”革命烈士陈然有：“面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样的诗歌堪称不朽的生命之碑，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的、艺术的精华。这种坚持理念，无畏杀戮也普及于普通民众。工农红军有“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以生命为诗的人生价值亦普及于桑间濮上。客家女子有“生爱恋来死爱恋,唔怕官司到衙前。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牢好比游花园。”

从这个意义上说，节目在立意上提高的空间是很大的，当前的要务是在理论上清醒：影视明星策略和文化深度存在着矛盾。由于电视传播的放大效应，某些专业人士，经媒体炒作，成为万能专家，泡沫化的文化明星竟比贡献卓著的科学家更为显赫。问题严峻在盲目认同成风。在诗词大会中的多数专家其实在诗词方面并无特长，有的只是对《史记》有研究，有的只是对文化典故有储备，学养赶不上名声，就走向反面，不是将优点放大而是将缺陷放大，有些所谓文化名人的沉浮的教训，急待上升到理论上总结。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