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当下文学危机

当下,文学正面临危机。虽然历史上文学曾经遭遇过或大或小的危机,但目前面临的可能更为严重。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出现变局,借助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等便捷渠道,商业化的网络小说异军突起,占据了文学阅读市场的很大份额,而曾经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学则风光不再,日渐式微。

面对不同“文学”并存的现状,一方面我们可以乐观地视之为文学多样化局面的形成,甚至将网络文学视为文化产业的新的增长点,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两种“文学”之间,存在本质性的差异。网络小说的过于兴盛,构成对20世纪文学传统的压抑,它们的并存,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文学观念的分裂。网络小说与通俗文学的兴起本来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但如果我们过于弃旧骛新,放弃对优秀文学传统的总结和继承,会造成低俗作品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

当下文学的分裂局面,蕴藏深刻的危机。“文学”的外延不断扩散,内涵不断被分化和掏空,丧失自己的本质规定,成为空洞的能指,换言之,我们以前称之为“文学”的所在,正在不断“挥发”,面临被消解的可能。20世纪刚刚形成的优秀新文学传统,正在遭到漠视与遗忘。虽然我们还有一个以“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为主体的主流文学界,主流作家还在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延续着20世纪文学传统,但面对网络文学的冲击,尤其是读者的散失,已渐感无奈,先是无所适从,后又投其所好,善变者偷偷放弃立场,向坚硬的现实投怀送抱,因而自身的内在瓦解也正在发生。

对于传统文学的式微,20世纪90年代就有马原“小说已经死亡”的宣告和王蒙对“文学失去效应之后”的思考,21世纪以来,颓势不减的纯文学状况愈来愈引起评论界的警惕,李陀称当下为“暮气沉沉、强作欢颜的文学时代”,“消费主义”“完全在摆布、控制、塑造我们文学”1,李敬泽也批评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特别是小说就在不断退却,小说家和批评家们,小说的编辑者,他们知道小说正在遭遇危机,他们以为他们想出了解决办法,该办法就是要全面地取悦于人。”

二、中外文学史上的三次“诗辩”

在西方文学史上,面对文学的危机,曾有人起而为文学声辩,有两次著名的“诗辩”,一是16世纪英国爵士锡德尼所著《为诗一辩》,另一个是19世纪德国诗人雪莱写的《为诗辩护》。在中国,也曾出现“为诗一辩”,那就是鲁迅写于20世纪初的《摩罗诗力说》。

16世纪锡德尼的“诗辩”,面对的是清教禁欲主义对“诗”的指摘,19世纪雪莱的“诗辩”,面对的是17世纪以来理性与科学的来袭,20世纪初,中国鲁迅的“诗辩”面对的是救亡危局中晚清的实学潮流。

我们回顾这三次“诗辩”,既是为了了解曾经的文学危机,也试图从他们的“诗辩”中吸取智慧,溯源“诗”——文学的本质属性与价值,以回应我们当下的危机,再次“为诗一辩”。

三、“诗辩”中的文学追问

16世纪后期,清教徒作家斯蒂芬·格森基于清教禁欲主义道德立场,在《造谣学校》中指责诗歌、戏剧等一切想象性艺术是“道德的敌人”,为回应这一对“诗”的不当贬斥,热衷于文学创作的爵士锡德尼作《为诗一辩》,对其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为“诗”的价值和地位辩护。

19世纪前期,雪莱写作《为诗辩护》,其缘由也是反驳论敌的观点。1820年,英国诗人皮科克发表《诗的四个时代》一文,将诗史分为四个时代,认为当代处于“铜的时代”,公开指摘诗人为文明社会里的“半野蛮人”,从事诗歌成为浪费精力的愚蠢者的活动,宣扬诗歌无用论。针对这一挑战,雪莱1821年愤而作《为诗辩护》。

甲午海战后,清政府开始向日本选派留学生,青年鲁迅属于最早的几批。留日学生弃传统“虚文”而转向现代“实学”,所学偏向理、工、医、法、政和师范类应用性学科,且速成科居多。鲁迅亦赴仙台学医,但经历“幻灯片事件”后决定弃医从文,此一决断逆时代潮流而动,于实学潮流中转向文学。这文学,不再是传统的“虚文”之学,而有新的指向。作为弃医从文的举措之一,1907—1908年鲁迅发表五篇文言论文,针对近代救亡提出以“立人”为核心的系列主张,《摩罗诗力说》是其中一篇,在晚清“实学”思潮中重申“诗”的力量,呼吁“第二维新之声”。

三次“诗辩”,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即旧有的意义世界正在解体,现代知识体系正在建构的历史时刻,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可以更切近地发现其“诗辩”所自和论辩所向。

锡德尼“诗辩”的时代,是文艺复兴后期,曾经支配西方世界近千年的中世纪宗教体系正在瓦解,新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形成人文主义新趋向。格森基于清教禁欲主义道德立场指责诗歌、戏剧等想象性艺术,对抗人文主义艺术力量,锡德尼的反驳,第一次论证了“诗”参与新世界建构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几个世纪后的19世纪,雪莱的诗辩面临新的局面,经过17、18两个世纪理性主义和科学思维的建构,人类找到了理性主体,并建构了现代世界分门别类的知识科学体系,意义被知识所取代,工具理性高唱凯歌。面对诗歌无用的指责,雪莱高张诗的“想象力”的作用。

晚清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以功利是尚的救亡热潮中,鲁迅逆潮流而动,起而张举“诗力”。鲁迅对“诗/文章”的功用的强调,虽起于“救亡”动机,但亦诉诸“诗/文章”的本质属性与至高功能,指向一个超越国族救亡的更为远大的意义空间,通过将“诗/文章”与作为一切知识源泉的“神思”勾连起来,将“诗/文章”放在近代知识的源头处,并指向“致人性于全”的至高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三次“诗辩”有其共同点:

1.首先都是将“诗”视为一种认知方式,与其他诸种“知识”门类进行比较,将诗的认识功能放在知识的起源处,突出其优越性。

锡德尼认为,诗歌在古代就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从词源学入手溯源古希腊人对诗的看法,“诗”的原意是“创造”。他认为一般的学问,从天文、逻辑、修辞到历史、哲学,都是将大自然作为其对象,没有大自然,这些学科也就不会存在。唯独是诗,虽然也源自自然,却能超越自然,凭借想象和诗情,创造出各种壮观瑰丽的诗歌意象,所以,诗是唯一摆脱了自然束缚、冲出自然的一种技艺。他还强调诗对于哲学和历史的优越性。诗人就是“创造者”。“诗是一切人类学问中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别的学问”从诗“获得它们的开端”,“在一切学问中”“诗人是君王”,因而是“光明给予者”。

针对皮科克对“推理”的强调,雪莱剔出“诗”的“想象力”与之进行对抗,强调想象力的作用,认为基于想象力的“创造力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诗”带来想象力,因而“它既是知识的圆心又是它的圆周;它包含一切科学,一切科学也必须溯源到它。它同时是一切其它思想体系的老根和花朵;一切从它发生,受它润饰”。雪莱不否认从事社会具体工作者的价值:“他们让出空间,他们给予时间。只要他们在处理我们天赋的低级能力的事务时,不侵入高级能力所应属的范围,他们的努力总是有最高的价值。”但他又指出:“一个机械师使劳动减少,一个政治经济学者使劳动互相配合,他们的推测并不符合想象的最高原则,所以请他们当心,不要因此而同时强化了奢侈与贫困,使之各走极端,像近代英国经济学者之所为。” “别的技艺保持在自己研究对象的范围内”,而“诗人却带来他自己的东西”。

鲁迅对文章本质和价值的讨论,运用的是否定法和排除法。首先承认“文章”的“本质”是使人“兴感怡悦”,所以“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17)(这些就是其在《科学史教篇》中所指的“一隅之学”,与它们相比,“文章”是“无用”的,与个人及家国生存无关,与“实利”和“究理”无涉。

基于此,鲁迅试图于“实利”之外确定文学的功用:“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并沿用庄子的说法称之为“不用之用”(21),最后确认:“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通过这一界定,将“文章”之用推到知识、道德和实利等人类具体功用的源头处,它内在于人性,通向作为一切创造性源泉的“神思”,因而其作用比上述各种具体效用更为根本。鲁迅还以“冰”之喻指出“文章”的另一“特殊之用”:“启人生之閟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

2.以此为基础,他们都将“诗”的认识能力与人类的德性和福祉连接起来,认为“诗”最大用途在于增进人类道德,强调“诗”卓越的道德功能。

“锡德尼所三反四复地强调的却主要是两点:一是诗的创造性,创造形象的特性;一是诗的目的,创造光辉的形象来阐明德行和感动人去向往它的目的。”锡德尼认为,“诗”的“创造”性具有增进人类“德性”的功能,诗“充满了产生德行的怡悦”,使人趋于完美,比那些打着学问旗号的知识更接近“德性”。

雪莱高举“诗”的想象力,并将其与“至善”联系起来,认为想象作为一种创造力,诉诸“综合的原理”,“增强了人类德性的技能”,是达成“至善”的必要能力,“是实现道德上的善的伟大工具”;认为“诗”带来的是一种“持久的,普遍的,永恒的”快乐,能“加强和净化感情,扩大想象,以及使感觉更为活泼”,“诗”超越现实世界同时又赋予现实世界至高价值,现代世界正需要“诗”的这一功能来纠偏人类的种种现代病。

鲁迅也强调“文章”之用不是直接作用于知识(“益智”)、道德(“诫人”)和实利(“致富”、“功名”)等具体效用,而是作用于这些具体效用之外,与人生之情感(“醇乐”)和“理想”相关;虽不涉“究理”与“实利”,但相比其他知识,它能直接传达“微妙幽玄”的人生“閟机”和“诚理”。“文章”使人“不徒近诗,且自与人生会,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最后将“文章”之用归结为“涵养吾人之神思”,将“神思”视为科学等知识的源头,“文章”被放到人类知识的本原处,指向“致人性于全”的崇高目标。

四、能否再次“为诗一辩”

如果说雪莱和鲁迅面对的是现代工具理性方兴未艾的时期,那么今天,工具理性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在其作用下,世界被物质化、一体化、量化和数字化,物质性的生产和消费成了人类活动的中心,人的存在被编织进生产和消费的无限循环中,资本成为世界运转的核心力量,计算机、互联网等高科技为这样的一体化提供了技术保障。精神生活被娱乐—消费所侵蚀,文化成为商品,越来越远离真实的情感与崇高的理想。今天,“诗”——文学处在有史以来最大危机之中。

面对当下的文学危机,能否再次“为诗一辩”?该如何“诗辩”?

今天“为诗一辩”,需要吸取之前“诗辩”的智慧,回到文学的本原处,进而追问更为基本的问题:何谓文学?文学何为?

值得注意的是,三次“诗辩”,都将“诗”放在现代知识门类中,通过比较来突出其独特性和根本价值,进而强调“诗”的道德功能,将其与人类的德性和福祉连接起来。“诗辩”对文学独特性及其与人类道德之间关系的强调,启发我们必须通过返观和溯源文学的本质属性和根本价值,重建文学在当今世界的合法性。

(一)“文学”与“文学性”问题

面对文学的变迁,今人已放弃对文学本质的追问,将问题转换到“文学性”上,他们认为,使文学之成为文学的,是“文学性”,文学性是非本质性的概念,随时代而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性”,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文学”是不同时代的“文学性”汇聚而成的。今天,随着影视、电脑等视觉艺术的兴起和阅读方式的变革,传统文学的存在方式发生变革,以前想象的文学存在方式不见了,但文学性依然存在,已经由小说、诗歌等播散、迁徙到其他载体,只要“文学性”仍存,“文学”不死。

在这些理论家评论家眼里,“文学性”是一个不断“挥发”的存在。但是,离开了“文学”这个载体,所谓“文学性”真的还能代表文学吗?

今天我们面对“文学性”时,想到的关键词大概有故事、形象、情感、想象、语言、修辞、文体、格式等,这些,都是在现代知识门类的比较分别中为文学寻找到的具有相对排他性的特性,但我们可能遗忘了文学本来具有的更重要的功能,它来自文学的本质属性——对世界的终极关怀,作为一种独特话语的“思”。

(二)作为文学灵魂的文学之“思”

审美现代性以“审美”的名义将文艺从宗教、政治的附庸中独立(解放)出来,但是,对审美独立性的强调又使后人将文学的审美内核定义为排他性的语言与形式要素,遗忘了现代知识分化前文艺与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历史尚未分离时曾有过的终极关怀,与宗教、道德、政治、哲学、历史等共处同一的源头的“文学”曾共同承担并分享了致思与阐释世界的使命,其终极关怀直接关乎人类的道德与福祉。

在锡德尼、雪莱和鲁迅的“诗辩”中,我们得以窥见这一信息。锡德尼认为古希腊人称诗人为“普爱丁”,原意是“创造者”,英国人也称诗人为“创造者”,这切近了诗的本质。在锡德尼眼中,学问就是要赋予人德性,很多打着学问旗号的知识都败坏了德性,只有诗才配享学问的“君王”这份荣誉,使人充实见识或增长见闻,趋于完美。

雪莱认为,与长于“分析”的推理“把事物的关系只当作关系来看”不同,想象作为一种创造力,诉诸“综合的原理”,其对象是“宇宙万物与存在本身所共有的形象”,“从思想的整体来考察思想”,创造力是一切知识的基础。

说明在文学的起源处,与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历史等等在一起,有一种共通的存在——对世界的终极关怀。我们不称其为思想,而称之为“思”,是试图与近代以后以概念、逻辑和推理为手段的思考有别。

我们以“思”来表示文学在起源处曾经具有的功能属性。

到现代社会,文学艺术虽然也具备并试图张显自身的干预功能,但在现代社会的理性统治中,现代艺术的审美的反抗已然失去效力,无用武之地,退缩为感性的解放和形式不断更新的自我反叛。更有甚者,放弃文艺本有的独立性和反抗力,主动投向消费社会和市场的怀抱,沦落为“商的帮忙”。

文学与宗教、道德、政治、哲学、历史等曾分享思者的灵魂,但如今思者何在?文学者之“思”何处寻觅?

必须回到大文学,回到文学与宗教、道德、政治、哲学、历史等共同起源处的“思”。这个“思”,就是对我们生存的世界、他人及自我的终极关怀。

但更关键的问题是,文学的关怀只能以文学的方式。

文学的方式,不仅意味着现代知识分化后文学的审美方式,而且意味着,文学的“思”——对世界的关怀——不同于其他知识的致思方式。锡德尼为了强调说明“诗”无与伦比的“创造”特性,特地“宁可用划分各种学术的范围的办法来说明”,将“诗”与数学、几何、音乐、法学、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医学、道德哲学和本体论等学科知识相比较。雪莱为了突出“诗”的“想象”的作用,将其与艺术范围内的雕刻、绘画、音乐等门类加以比较,为了说明“诗所用来改进人类道德的方法”,将其与伦理学等进行比较。鲁迅张举“诗力”,也将“诗”与其他知识门类相比较:“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

在现代社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门别类的知识话语都具有对世界的独自的理解方式、阐释方式和表达方式,它们以确定性的话语阐释这个世界,经过它们的阐释,现代世界已经豁然开朗井井有条,但是,在这些阐释之后,世界的意义就已经穷尽了吗?

确定性话语阐释世界后,总会留下遗漏和空隙,如果仅仅由确定性话语来描述,我们的存在难免被遮蔽。人的存在如此丰富,总有这些话语达不到的地方,在这些话语达不到的地方,存在处于幽暗之中。

受启发于之前的“诗辩”的思路,我们的“诗辩”也要循着这样的思路:1.将文学与其他人类知识相比较寻找文学的独特价值;2.由此追问文学的最重要的道德功能。

对文学价值的估量,需要将文学还原成“话语”——人类理解、阐释并从而赋予世界以意义的最基本方式,将文学话语放在其他话语类别中来比较鉴别其存在的价值。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类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各门学科,都是一种自成体系的话语方式,文学作为一种话语,与它们相比有何不同呢?

文学之“思”决定了文学作为话语的独特性:1.文学作为话语是整体性的。它不是作为一种分类性的知识话语来描述世界,而是从整体来把握世界。2.文学作为话语因而是超越性的。它带有人类思想起源处的“思”的特性,不局限于某类话语的阐释和描述,超越已有的确定性话语,抵达其所达不到的地方。3.文学作为话语是非确定的。它不诉诸某种专业性的知识逻辑和眼光,不以确切性话语来界定世界,显得并不专业,但它得以保有原初的关怀,填补确定性话语留下的空虚。4.文学作为话语是候补性的。在其他确定性话语阐释和描述这个世界后,文学话语再来发挥作用,在其他诸种确定性话语阐释和描述达不到的地方,文学话语来渗透和填补。5.因而文学作为话语也是包容性的。它在确定性中发现不确定,在不确定中发现确定性,在实有中发现虚无,在虚无中发现实有,在高尚中发现卑污,在卑污中发现高尚。

总之,文学话语的独特性总是与存在的真谛息息相通,从而最终关乎我们的德性和福祉。

五、文学之“思”:如何面对当今的文学难题

对文学之“思”的话语独特性及其德性价值的挖掘,有助于面临我们今天的一些文学难题。

普遍性难题诸如:文学的审美性与非审美性,文学的个人性与社会关怀,文学的审美、娱乐和功利性价值问题等等;如果涉及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更为具体和复杂,如文学与审美、救亡、革命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评价问题,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等等。

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文学的迷思,源于我们囿于文学现代性的理解而遗忘了文学的源头。

(一)文学的审美性与非审美性问题:

到现代,文学摆脱以前的附庸地位,成为独立的审美力量。文艺复兴后,小说成为一种个人思考和言述世界的方式;18世纪后期;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小说和新闻一样,借助报刊媒体成为社会大众的关注对象,现实性大大增强;19世纪,伴随欧洲民族国家进程,浪漫主义文学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成为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同时,在知识领域,“审美”作为一种独立的功能被发现。18世纪中期,鲍姆迦通将感性认识作为知识关注的对象,建立了“感性学”(美学);18世纪后期,康德的近代知识批判从理性、实践领域转向“判断力”,试图寻找沟通认识与道德两大领域的中介——反思判断力,在《判断力批判》中将审美判断作为考察对象,审美作为一种反思判断力成为独立的力量,开启了“审美”之维,并彰显了艺术与天才的价值。从此,审美成为文学艺术的独特标志,凭借“审美”,文学艺术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和文化力量,并在现代知识与学科的分化中成为独立的知识门类。康德将审美判断界定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认为美的判定只以“单纯形式的合目的性,即一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为根据”。

受康德对纯粹美的分析的影响,现代审美被打上“形式”和“无功利”的标签,对于文学中非审美性的存在,如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对于社会的干预,往往加以非议,以为有违“审美”原则。

其实,文学作为一种对世界——人生、社会与自我的“思”,其终极关怀就带有终极的功利性,关乎人类的至高道德。值得注意的是,在纯粹美之外,康德又立“理想美”或“附庸美”,它是“审美的愉快和理智的愉快相结合”8,又将“崇高”视为与“美”对立的审美范畴,“崇高”不像美那样取决于对象的形式,而是存在于审美主体的内心,由痛感转为快感,关乎人的理性观念,因而康德最终将“美”视为“道德的象征”。

作为综合性“审美”活动的文学,必与功利相关,文学的终极关怀就是最大的功利。文学的功利性恰是其价值的体现,是其“德性”的最终寄托。

(二)文学的个人性与社会性问题。

文学是一种个人言述,具有鲜明的个人性,但文学的个人性并非在内容上只写个人生活,也不是越是表现私生活的碎片化写作就越文学,文学的个人性表现在其表现的方式上——个人的视角和个人的语言,其内容则始终面向广大的世界,关心社会,关注人生,这是与其原初的终极关怀相一致的。

(三)文学的审美属性、娱乐属性和功利属性问题。

文学具备审美性和娱乐性,但审美和娱乐从来都不是文学的本质属性,在审美性和娱乐性上,文学并没有优势。文学的优势是作为独特话语的“思”,是关乎人类德性与福祉的终极关怀,具有最大的功利性。

文学之“思”也必然通过具体的社会语境和问题表达出来。这些问题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存在更多的争议。

(1)20世纪中国文学与审美、救亡、革命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一支重要力量,20世纪中国文学与革命、政治等现实力量一道参与了中国的现代转型。在救亡图存和现代转型的艰难过程中,20世纪中国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生存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离不开政治,政治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深刻关怀和介入人生的文学,必然涉及政治问题。

我们对文学与革命、政治关系的理解,从过于政治化的理解,到后来过度非政治化,虽然看似对立,但都难免简单化。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人无往而不生活在政治之中,文学离不开政治,必然与政治相关,但文学的政治性,不是表现在狭义的政治,更不是以政治作为标签,无论是宣扬还是反抗,以政治为标签的写作还不是文学意义上的政治性,文学的政治性是从最基本的关怀中生发出来的,它关乎政治,又超越具体的政治。

(2)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我们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80年代将文学现代性理解为审美性和启蒙现代性,90年代语境中又将其理解为器物的、体制性的和日常生活的现代性,在争论中形成不必要的歧见。又有论者将所谓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对立起来,将消解理性、张扬非理性甚至颓废的文学倾向视为文学现代性的标志。

文学现代性理解的分歧首先在于“现代性”作为分析范畴的混乱,作为现代化的结果和反思的对象,“现代性”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规定性和价值判断。社会领域的现代性和文化审美领域的现代性既有后者对前者的对抗性一面,同时,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其现代性又有共通的部分,如知识分化形成的独立意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浪漫主义文学与民族国家独立的相互携手,现代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反抗只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部分。鲁迅积极引介的裴多菲、拜伦、雪莱,以及东欧、北欧、俄国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与其留日时期所推举的施蒂纳、叔本华、尼采、郭尔凯戈尔等,都属于现代性范畴。

落实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个案上,则情形更为复杂。与一般的文学研究对象比较,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有其自身的特殊性。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于救亡图存这一时代急务,并由此深度介入了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形成参与历史和干预现实的积极品格,在这一过程中与启蒙、革命、政治等重要的转型力量产生复杂的关系,使文学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丰富见证,由此丰富了我们对“文学性”的理解。对中国文学之现代性的理解,离不开对中国现代转型的复杂背景与历史过程的深入把握。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如果仅从概念与理论切入,就会大大简化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历史问题,需要将其落实到复杂历史过程之中进行把握。自晚清至当代的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转型相始终,并处在一个整体的文学现代性的追求中,不可人为加以切割;20世纪中国文学不是独立的现代艺术门类和审美存在,更不是被动的反映者,而是曾经作为主动的历史力量积极参与甚至引导了现代转型的历史实践,在此理路中,五四文学与鲁迅文学的历史性“现代”价值,才能得到彰显。在20世纪中国,所谓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在发生学意义上不是一种西方式的对立悖反关系,而是共生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一道生长的,在此理路中,中国文学之“现代性”才能得到更恰切地理解。

(3)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评价问题。与以上文学现代性的争议相关,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问题上,有论者标举现代主义的个人性、封闭性和非理性,以此为文学现代性的标志,视现实主义为过时的文学潮流,认为其对现实的过度关注游离了“文学”。

在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文学的“现实主义”恰恰是“现代性”追求的一部分,具有现代性的历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并非必然表现为卡林内斯库“两种现代性”理论所谓反现代的现代性,文学与整个社会的现代性构成积极互动的关系。对于中国20世纪文学来说,现实主义方式和现代主义方式都是关注、表现社会和人生的一种审美方式,没有高下之分,更无所谓现代与非现代之分。

如果充分意识到20世纪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将这些问题放回到历史与现实的更为深入的层面,则有些看似对立的问题就会得到化解。

六、回到文学之“思”

我们曾经将文学等同于宣传,而忽视了文学有着自己的源头性的独立关怀及其表达与干预的独特方式。

我们曾经标举文学的“审美”性以抵抗文学被“异化”。但是,文学并不是孤芳自赏的“审美”,更不是供人欣赏的艺术品。

90年代以来我们又挖掘文学的“娱乐”性,为文学走向市场鸣金开道。但是,文学的使命从来不是为了迎合市场趣味,更不能将文学等同于商品。

寻找与重建文学的价值,以应对当下的文学危机,必须回到文学起源处的“思”。

(一)它是对世界、人类与自我的终极关怀,一种终极之“思”。

(二)它是一种独特的话语,它是非确定性话语,具有整体性、超越性和包容性,又具有批判性与否定性。

(三)因此,作为一种终极之思和独特的话语,文学是对于人生、社会的独特干预力量,最终关乎人类存在的德性与福祉。

在世界和人类愈加理性化的当代,文学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读者的问题,而是需要不需要这样一种话语方式存在的问题。在当下文学娱乐化、消费化的时刻,谁能承担真正文学者的责任?我们文学者,你们的文学之“思”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