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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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回乡时，下了火车，总要在姑姑家歇歇脚。说是家，其实就是她在城里的出租屋。那样的房子我在其他城市住过。楼下是房东，楼上隔出许多间来，住着形形色色的房客。每次，我都跟在姑姑身后进入一个拥挤的小院，接着是上楼梯。楼梯很陡。听见有人来，邻居们都出来看。我才发现，那些脸都是熟悉的。往年，这些脸总是出现在我回乡的路上，某块田地里，某个地垄上，某个羊肠道上，或者在某个向阳坡上，守着两头牛或者一群羊。现在他们都迁居在城市里，让我觉得这画面像是一个被意识偷偷挤扁了的梦。

姑姑租的房子是一大一小两间，进门先是大点的那间，中间用一个衣柜隔开，里边放一张床，外边放着个长沙发。沙发是姑父给人刷墙的时候捡来的，上边套了姑姑亲手缝制的沙发套，一块一块的布头砌成魔方似的形状，有些是我熟悉的，取自我送给表妹们的旧衣物。门口的墙根放着煤气灶，连着锈迹斑斑的大铁罐，接着是个红色大水桶。红桶对面是一张小窄床。我们一进门，屋子便显得拥挤。姑父起身把沙发上的位置让出来，取了小矮凳去门口坐着。姑姑一边说要吃手擀面，一边把那张窄床上的被褥抱走，只留两张旧报纸，又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大案板来。姑姑把早已和好的面拿到案板上，弯着腰吃力地擀起来。我回过头看房子后边，一扇小小的窗户开在高处，一块灰色的天镶嵌在那里。

菜板上躺着的那几块肉，是因为迎接我才买的，这是小表妹后来告诉我的。“肉多贵啊，我妈平时可舍不得买。”等面条下锅，屋里马上雾蒙蒙的。人隔着雾气说话，像隐者。隐去这破败简陋的背景，乡音混着渐熟的面香气，好像一下子回到了故乡的小山村似的。姑夫的一句话打破了幻觉，他说，在这城里住着，哪有咱们村里舒服。要不是为了孩子，谁来这鬼地方！

这一次，我是回来给父亲治病的。他腿上的静脉曲张已经盘满两条腿，像无数个蚯蚓挤在里边，十分吓人。前一天我就同父亲约好，我从外省坐车回来，他坐车下山，我们在姑姑家集合，然后一起去医院做手术。姑父看看手机，便起身去接父亲，他骑了电动车去，过了好一阵，我才从楼梯间看见他和父亲一前一后爬上来。姑父扛着一个大编织袋，那是父亲的行李。父亲在后边吃力地挪动双腿，腋下夹着一个印有化肥广告的布包。他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不住地解释：“我记得上次就是从那一站下的……”姑父一下子就提高了分贝：“那你倒是接电话啊！我到那儿了都找不到个人！”可父亲那个只在下山时才有信号的手机还没有跟他形成默契。手机不住地响的时候，他一直以为那是别人的手机呢。

父亲还没端起饭碗，姑父的手机便响起来，说又要去车站接人。姑父没有固定的工作，大多时候，他都在劳务市场候着。粉刷房子他干，砌个砖、装卸点货物什么的他也干。再有点技术难度的活，他就只能摇头了。不顺心的时候，他便回趟山里的老家。反正理由也很现成：棒子该锄苗了，院子里长满草，该收拾收拾了。再不，就说前一天晚上梦见掉牙了，该回去看看老妈了。在我们那里，梦见掉牙预示着亲人要离世，所以这个理由谁也说不出什么。一不顺心，他就把老家的山村当作退路。

去接人姑父是躲不掉的。这几年，姑姑家就像驿站一样，成为山里那些亲朋好友的落脚点。他们来的时候，包里会拿些土特产，走的时候，满嘴谢意。时间一长，姑父接送竟成了必须的事情。姑父很多时候都不想去，可又怕一旦拒绝会丢面子，怕故乡人说他进了城就忘本，他只好慢吞吞披了外套下了楼梯。

我姑姑是绝对的好脾气。在老家，所有家务都揽在自己身上。这自然没什么好说的。在那个闭塞的小山村，男人是要被宠上天的。女人天生就是劳碌命，忙了田里，忙家里，吃饭的时候，要给男人把饭菜端好，把筷子平放在碗沿上。男人一边吃饭，一边挑三拣四。女人虽然嘴上要回上几句，但眼睛却瞟着男人的饭碗，等碗里的饭食见底，要马上把碗接过来，再去盛一碗。假如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是要被人耻笑的。如今，进了城，姑父想干活，便去干活，不想干活，就在家里玩手机，反正房东开着wifi呢。这样的时候，姑父会提前做好饭。姑姑终于吃到热乎的饭食，内心反倒是感动的。如果说在城市里有什么好处的话，这算是一个吧。

那天，我把父亲送到医院，办完住院手续之后，又回到姑姑家，在那里寄居一晚。姑姑、姑父正计算着电费，算来算去，还是算不清楚，又来找我算。夜间，被子里的湿气直往身体里钻。我开始理解躲在被窝里大声唱歌的表妹，这样的环境里，睡眠之神需要先把那层层湿气逼出去，才能跑进人的身体里。姑父抱怨道，为啥不晒被子？姑姑说，今天晾衣绳上晒满了。晚上十点半的时候，姑姑忽然进来拿手电。说她要出去给门口的饭店洗盘子了。“这个时间，饭店要关门了。我得赶紧去！”姑姑打着哈欠说。不一会儿，我听见木门被撞上的声音。

感觉也就不多会儿，一阵水流声忽然把我的梦冲断了，睁开眼，发现屋里黑乎乎的，透过门缝，看到暗黄的灯光和人影来回摇晃。我起身，看到姑姑正在洗脸，轻声问，姑姑，你刚回来吗？她却笑起来，说她这是又得出去了。我按亮手机，看到屏幕上显示凌晨四点半。我这才知道她一天的时间被分为好几份：天不亮，就去早餐摊打工，端豆腐脑，拿油条、茶蛋，收拾桌子。五张桌上，一早上至少也有好几百号人用早餐。九点下班以后，她直奔包子铺，在那儿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包子像白兔一样接连不断地从她手指间跳脱出来。下午三点，又要去一家大些的餐厅刷盘子。那时，饭店的员工都下班了，回宿舍休息，姑姑从一扇小门进去，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对付山一样堆在那里的盘子。刷盘子的工作她一天要做两次，到晚上十点的时候，她还要去。再剩下的时间，她还得赶回出租屋整理家务，洗衣、做晚饭。在特殊情况下，她才会请假，比如我来的这一天。

姑姑出门了，我重新回到床上。暗夜里，听到隔壁屋里响起刀子剁在案板上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一个关于蚯蚓的笑话。话说一条蚯蚓因为寂寞，又找不到朋友玩耍，只好把自己剁成几十截，组成一个球队。我忽然觉得姑姑就是这笑话里的蚯蚓？她在刀子与案板的撞击声里，用笑容包裹着自己忙乱的生活。只不过，蚯蚓是为了排遣寂寞，而她，是为了生计。可我的姑姑永远都是一副微笑的面孔，从未抱怨过。无论老家亲戚谁住院，她都会抽空做些家乡特色的饭食，特地送去。

闹铃响了以后，小表妹赖了一会儿床才起来。姑父看着我们洗漱。一家人的早餐会在姑姑打工的早餐摊解决。我想起姑姑凌晨时的交代：你跟着妹妹过来吃就行了，也不用给钱，他们会在我工资里扣。

后来我才知道，姑姑打三份工的工资还不到一千五，远不及别人一个月正常工作的收入。如果说到这里，姑姑大约会讲“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句话成为她生活里的解药。上次听到她说这句话是在几年之前。当时我母亲正在住院，她同我一起在医院里陪护。当时她还没有举家迁到城里，她刚把城里保姆的工作辞掉。医院走廊里的灯光顺着门缝钻进来，压在她一起一伏的胸口。她说，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我在的那家，夫妻俩都跟我一般大。人家坐在那里，上上网，几个电话就把钱挣了。我呢，天天给他们洗衣、做饭，趴在地上擦地板，推着他们三岁的孩子去小区里玩耍。当时，她的小女儿我的小表妹还不到两岁，是山村里众多留守儿童中的一个。她每天吃很多饭，把碗刮得一滴米都不剩，天刚擦黑，就抱着小被子要睡觉。天一亮就跑到堂屋跟一张旧桌子比高矮。因为姑姑说过，你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好好吃、好好睡才长得快，你再长高一截我就会从城里回来。小表妹总是看着门前山沟的羊肠小路上有没有人爬上坡。并且她总是忽然应一声，然后扭着头告诉奶奶，我听见妈妈叫我了。姑姑听到这些，心都碎了。可是每一天，她只能抱着别人的孩子。一个月以后，她再也干不下去了。

几年之后，因为山村没有了学校，想要读书就得翻山越岭去很远的地方。一拨拨年轻父母都带孩子进了城。姑姑为了小表妹能与别的孩子一样，便随同这支陪读大军来到了城市。他们顿时填满了城郊那些村落里空着的房间，像工蚁一样，四处忙碌。

平时，他们接送孩子，打些零工。一放假，便回到老家侍弄庄稼。

我走在小巷里，看着孩子大人忙碌行走的身影，那些相互催促的声音，相互道别的声音……它们像细雨一样落在我的耳膜上，清新而潮湿。这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口音都来自我故乡的那些山村。原来那些被抽离的乡村里的喧闹和希望都隐匿在这里。乡村里最鲜活的那一部分正在向这些小巷里、临时的出租屋里抽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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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把父亲安顿好，又回到姑姑家取东西。在巷口竟然碰到了多年不见的表姨。她被皱纹占据的那张脸，瞬间将我对她原来长相的记忆全部擦掉。她拉着我的手，感叹时光流逝得太快，硬是要带我去家里坐坐。

那是民居小院里楼梯下边的一间小出租屋。她先打开灯将黑暗驱走，才让我进去。我这才发现这屋里几乎不透光，墙上仅有的一扇窗户跟8K纸差不多大。屋里摆放着一张床，一个简易的布衣柜。一张桌子上放着张小男孩和小女孩的照片。那是她的孙子和外孙女。照片后边是许多形状不一却排列整齐的瓶瓶罐罐。

表姨从外边洗了根黄瓜，递给我。

她家原在我们老家对面那座山背后的小山村，交通极为不便。我去她家那次，还是因为表姨父去世。当时表姨还不到四十岁，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她不知所措。下葬那天，屋子里人来人往，她却始终对着墙上的砖缝发呆。直到有人在院子里喊“起棺”的时候，她才疯了般冲出去，抱着红漆未干的棺材痛哭。众人一时都红了眼。后来，她的孩子们都去城市里打工，又结婚生子。

表姨说，她来城里已经八年了，这八年的时间里，她一直负责照顾孙子和外孙女。每天，送孩子们上学回来，她便开始打扫这套民居楼包括厕所在内的所有公共场所，以此来抵消房租。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她生活的全部。打扫完之后，她要步行五站地，去给一户人家当保姆。主顾是跟她同样年纪的一个老太太。表姨谈起这位主顾的时候，马上换成一副虔诚祈祷的样子。她说，我希望她能维持现在的状况，千万不要恶化，这样我照顾她也不会太吃力。

她每月工资只有1200元，儿子、女儿都离婚了，他们从不提向她交生活费的事。表姨解释说，他们没个文化，能挣多少钱啊，只要他们能再成个家，孩子们我都能管着。她那1200块钱早就被各种计划填满，两个孩子中午在辅导站吃饭，这就需要600块钱，剩下的600块钱就要填满生活所有的口子。

几天之后，表姨给我打电话，说要去医院看看我父亲，并且特意交代，她带饭过来给我们吃。临近中午，她领着孙子、外孙女来，进了门就从一个大手提袋往外拿东西。一大包豆角焖面，两个碗，两双筷子，两个瓶子。我走近了看，一瓶是韭菜花，一瓶是咸菜，这时才明白她家桌子上那些瓶瓶罐罐原来是装咸菜、韭菜花用的。最后，她又拿出来一塑料袋葱白。她一边把豆角焖面往外盛，一边说，城里什么都太贵了，给你们拿点这些东西能顶菜吃。她又一再强调，这咸菜、韭菜花都是她亲手做的。有这个，不用炒菜，孩子们也能吃特别多饭。

她的外孙女弯下腰直往床底下看，那里有别人看望父亲拿的两箱奶。我当即说，把这牛奶拿回去，给孩子们喝吧。表姨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孙子问，奶奶，我们不喝奶，可是我们能不能提前一个礼拜吃火锅？表姨说，不能,必须得等到12号。原来，11号是表姨领工资的日子。吃一顿火锅她需要提前跟孩子们预约，否则这生活怎么能维持下去。

两天之后，表姨忽然又来了。这次，她是自己来的，坐的时间也久些。她说，她当保姆的主顾住院了，看样子情况不太好。表姨看着天花板上的一块白，说，快让人家好起来吧。她后边的话没有说，她太担心失业了。

她走以后，父亲接了个电话，就往被子下边摸，竟然摸出一百块钱来。父亲说，这是你表姨给的。我跟父亲盯着那一百块钱，许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那表姨夫死后，表姨又找了个老伴。这个大她十几岁的男人，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在别人遗弃的土地里种满玉米棒子，连那些不住人的院子都不放过。一年有三个季节，他在地里忙碌，只为年底能去城里过冬。在那间幽暗的出租屋里，两个老人盘点着卖掉玉米的收入，琢磨着怎么能攒下点钱来，他们也像两棵老玉米一样，伴着耳边楼梯上过往的脚步声，计算着自己的春天什么时候可以来临。

那些节省的计划，一遇到两个孩子立马就全不作数了。几声“爷爷”“姥爷”不仅能把他的嘴角变得松弛，乐得合不拢，就连口袋也松了。表姨说，你表姨父来了，嘴上说得最多的就是：买，买，买！

攒下的钱并非要养老，而是为了给儿子寻门亲事。或者等儿子哪天领回来姑娘的时候，她不至于空着手。

她那一对早年丧父的儿女，怀揣着一夜暴富的心思四处奔波，在某个日子忽然回来，在他们冰凉的地板上打地铺睡。他们所有的孝心都汇聚于此了——坚持让表姨睡在床上。再过几天，他们又都走了。许多个夜晚，霓虹闪烁，表姨领着孙子和外孙女走在回出租屋的小巷里。感觉小巷无比悠长，身边的两个孩子像极了她的儿女，好像她从未将他们养大过。她在山村那段悠闲的时光，恍然如梦。她放过的羊、养过的狗、种过的庄稼，不过是梦里的布景。

几天后，表姨的主顾终于出院了。她像亲人一样赶着去探望。就在她庆幸自己的祈祷灵验时，那位主顾说，医院去除了她的病根，待她痊愈之后，表姨就可以不来上班了。表姨呆呆地站着，不知道如何接话。

那天下午，她忽然头晕得厉害，要不是主顾家的女儿及时扶住，她就栽倒在地上了。她被诊断出高血压，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她那颗前一天还为主顾祈祷的心顿时空了。

那时，我父亲已经痊愈，我准备离开这座城市时去看望她。她辗转于各种销售老年保健品的场所，听课或者体检。来回走很多站，只为了能从那里领到五斤面、一小袋大米或者一袋洗衣粉。对于那些推销者的各种营销手段，她总是一脸得意地说，他们休想从我身上得到半毛钱。

在黑暗的小屋里，她忙碌着，床下塞了许多分过类的破烂。现在，她只能以此来解决一日三餐了。送我出门的时候，她嘴里说着话，眼睛却粘着那些垃圾箱，每路过一个垃圾箱，她都会放慢脚步，目光开始在里边快速搜索。

那天风大，送我到巷口，一股风忽然寄居在她宽大的衣服里，显得她的面庞更加消瘦。

我抬起头，目光掠过那些出租屋向上看，只见那些色彩艳丽的衣服都被风灌满，绳子上像挂了无数个被分割成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人一样。这些“人”被风吹起，气球般一直往上，好像要够天上的太阳似的。但再努力都是徒劳，不一会儿，这些衣服就泄了气，垂在绳子上，轻轻晃荡。那天的太阳有点冷，好像升起的时候忘了带光。

全文见《北京文学》2019年第10期

作者简介：刘云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天涯》《散文》《散文选刊》《文艺报》《作品》等报刊。曾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并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已出版散文集《木头的信仰》，长篇童话《奔跑的树枝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