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新世纪以来，美国文学界涌现出了一系列新的批评方法，有力地挑战了以症候阅读和“怀疑诠释学”为主导的文学批评范式。本文以贝斯特（Stephen Best）和马库斯（Sharon Marcus）2009年提出的表层阅读为中心，梳理了这一阅读模式兴起的背景、核心观点、代表性著述、学术反响和后续发展。本文认为，表层阅读的提出与美国文学研究近年来所遭遇的各种外部和内部危机密切相关。随着当代社会、政治和技术环境的急剧变化，文学研究赖以为生的基础假设和理念也在发生转变。美国学界从症候阅读到表层阅读，再到描述的探索轨迹或有助于我们审视当下中国文学批评所面临的问题，并反思本土理论建构的焦虑。

关键词：症候阅读；怀疑诠释学；表层阅读；描述；文学批评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界对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发起了多次“逆袭”，并涌现出了“远读”（distant reading）、“非批判性阅读”（uncritical reading）和“表层阅读”（surface reading）等诸多新的研究方法（Kay 451-52）。这些新的研究方法不仅反映了学院代际的更迭（其发明者多为1980年代以后获得博士学位的少壮派学者），也揭示了“文学研究的基础假设的变化”（Williams）。本文以表层阅读为中心，勾勒了新世纪以来美国文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和动向，一方面旨在拓展国内学界对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认知，另一方面也试图以他者为镜审视当下中国文学批评所面临的问题，反思本土理论建设的焦虑。

一

症候阅读的问题

2006年，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为纪念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政治无意识》出版25周年而举办了一个研讨会。2008年，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又联合举办了一个名为“我们当下的阅读方式：症候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及其后果”的会议。会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贝斯特（Stephen Best）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库斯（Sharon Marcus）将部分修改后的会议论文结集为一个特刊，于2009年在《表征》（Representations）杂志上发表（Best and Marcus 2-3）。在特刊的导言中，贝斯特和马库斯针对美国文学批评界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症候阅读，正式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表层阅读”概念。

症候阅读模式认为阐释（interpretation）就意味着如杰姆逊所说的“寻找显表意义背后的潜在意义”（Best and Marcus 3）。批评家必须将文本中在场的元素当作某些潜在或隐藏之物的象征，并探究导致文本的缺席、空白和省略的原因。尽管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中首创了这种阅读方法，但它在美国学界的普及主要得益于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一书。症候阅读最直接的思想渊源是19世纪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和商品的论述以及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和梦的解说（3-6）。利科（Paul Ricoeur）曾将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和尼采并举，称这三人为“怀疑学派”的大师（32）。怀疑学派的核心特点是怀疑意识的幻象，试图通过阐释破除幻象从而达到扩展意识的目的（35）。这种“怀疑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现已成为许多批评家的第二天性（Best and Marcus 5）。

然而，症候阅读所假设的表层/深层的二元对立以及它对刺破意识形态幻象的激情，在逻辑、认识论和政治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专家弗拉克（Winfried Fluck）指出，怀疑诠释学虽然假设我们不应信任文本的表层，并认为真实的文本意义总是被压抑和隐匿的，但悖论的是，这个被隐藏的真相其实总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由于马歇雷（Pierre Macherey）和杰姆逊等症候阅读的倡导者都是阿尔都塞主义者，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将要辨识的症候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症候阅读就如同一个作弊的侦探，把自己的观点呈现为小心谨慎的侦查工作的结果，并为之赋予权威性，但其实这个侦探在着手调查之前就已经知道凶手是谁。因此，症候阅读经常以重言的方式（tautologically）运作：阅读者把症候当作某种潜在真相的表达，然后又用潜在的真相来解释他们所选取的用于代表这种真相的症候（51-52）。阐释的目的不仅仅是恢复已知的事物，更重要的是要去发现未知的事物。但由于症候阅读是一种“完全可预测”的阐释模式，它并不适合对于未知的探索（58-59）。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斯特劳布（Kristina Straub）对此深有感触。她坦承，在从事了三十年的以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酷儿理论为指导的文学研究之后，她对千篇一律的政治化解读感到厌倦。虽然她仍然想知道自己做出一个阐释的出发点，但却不再想知道行进的方向。在怀疑之余，她更渴望惊奇（surprise）（140）。

波士顿学院的克莱恩（Mary Thomas Crane）从认知理论的角度认为，杰姆逊对无意识的定义过于狭隘，他关于症候的论述也颇成问题。尽管杰姆逊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进行了改造，不再把无意识当作个人的被压抑的情感和欲望的积蓄，而是更大范围的被压抑的政治和社会矛盾的场域，但他还是坚持精神分析学说的基本假设，即我们是因为压抑才无法触及无意识。但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之所以意识不到绝大部分心智过程，乃是因为这些过程太繁复、发生的速度太快。压抑导致的无意识只占我们意识不到的心智过程的极少部分。即便是著名的弗洛伊德式口误，也早就被认知语言学家证明与压抑无关，而是和大脑中词语的存储和检索机制有关。在症候阅读理论中，症候表征着被压抑驱逐到无意识的矛盾，阅读就是去诊断症候背后的被压抑的内容。一旦压抑不存在了，那么症候也就不再指涉潜在的矛盾，症候阅读也就丧失了其逻辑和意义。症候阅读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宣称能够读出普通读者注意不到的、作者本人又试图压制的意义，赋予接受过理论训练的读者特殊的能动性，让阅读行为变成了一种英勇的行动主义（79-83）。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尼尔伦（Christopher Nealon）对症候阅读的文化政治进行了详尽分析。在他看来，对症候的诠释与左翼学院批评家寻找一种可以替代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或战斗行为模式有关（22）。症候阅读模式的出现与欧美1960到1970年代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彼时工人阶级已经不再能扮演马克思所想象的革命引擎的角色，在这种语境下，症候阅读就意味着以一种更灵活的方式去寻找文本中的历史性行动。除了革命行动，其他行动也可以有历史意义或美学重要性。在《政治无意识》中，杰姆逊将革命的失败纳入了他的阐释体系，试图在文学作品中辨识出能够揭示失败的裂隙（23-24）。尼尔伦认为，培育革命意识并不是学院批评家的职责。有关次贷危机的报道所引发的网络评论“清晰地表明在危机中，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进行系统性思考”。批评家最擅长的恐怕还是“维护和安排文本”这种博物馆性质的工作（48）。

除了这些直接针对症候阅读的发难，一些理论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充当了瓦解症候阅读可信度的“神助攻”。酷儿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曾将人文学科盛行的怀疑阐释学命名为“妄想狂式阅读”（paranoid reading）。此类批评以揭露（exposure）为信仰，以为将某些东西揭示为问题，就离问题的解决倘若不是只有一步之遥的话，也至少是在解决的路上了（139）。对揭露的执迷还依赖于将那些观看“真相”的人设想为天真无知的大众。可是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些被各种媒介浸染的大众会对“意识形态是自相矛盾的、拟像是没有原本的、或性别表征是人为的”（141）等宣称感到震惊？塞吉维克以酷儿理论的两部代表作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麻烦》和米勒（D.A. Miller）的《小说与警察》（The Novel and the Police）为例，检讨了妄想狂式阅读的缺陷。在《性别麻烦》中，巴特勒反复使用“揭示”“揭露”“去自然化”“去神秘化”等词语来理解以扮装表演为代表的坎普文化（139）。塞吉维克认为，巴特勒对坎普文化的解读是一种“X光凝视”，只看到这个亚文化没有血肉的骨架，却没有认识到坎普的目的是探索一系列修复性（reparative）实践，这种以爱为动机的探索不仅是社群性的，还具有复杂的历史性（150）。米勒在其著作中继承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一贯精神，即“对现代自由主义主体的谱系中的隐藏暴力进行揭露和问题化”（139）。然而，塞吉维克反问道：“在一个任何时刻都有40%的年轻黑人男子身陷囹圄的国度，还有必要去揭露权力的伎俩吗？”（140-41）。受精神分析学家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启发，塞吉维克呼吁一种修复性阅读，就像同志群体对待扮装表演那样，对一个文化客体进行组装，赋予其丰富性，以便这种客体能成为令人满足的对象，为不成熟的自我提供养分（149）。

塞吉维克对批判理论在媒介时代的效力的怀疑，直接启迪了贝斯特和马库斯关于“政治现实主义”的论述。他们在导言中写道：去神秘化的阐释活动“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以及其他地方的酷刑场面，通过互联网瞬间传遍全球的时代已经变得多余，对卡特琳娜飓风的实时报道，无需多言就能让人看到政府对其非洲裔公民的抛弃；很多人一看到‘任务完成’之类的政治措辞就知道是谎言”。文学批评家惯于将他们的工作等同于政治行动主义，“但过去十年的灾难和胜利都表明”文学批评并不足以带来社会变革，它也不是政治行动主义的代名词（Best and Marcus 2）。

2004年，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也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对由怀疑诠释学所驱动的意识形态批判提出了一连串的质疑。当看到《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中，共和党政治家以“缺乏科学确定性”为由否认全球变暖问题时，拉图尔指出，现在的“危险不再来自对扮作事实的意识形态观点的过度信心[……]而是来自对可靠事实的过度不信任，因为事实被伪装成了坏的意识形态偏见”。然而美国的博士生教育仍然在确保好孩子们学会知道事实都是虚构的，自然的、未经中介和不含偏见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我们都是语言的囚徒，我们总是从一个特殊的立场发言等等，但危险的极端分子正在用同样的社会建构的观点摧毁能够拯救我们生活的证据（227）。拉图尔认为，批判理论的解释结构已经和阴谋理论（conspiracy theories）越来越像，只不过前者会使用更“高大上”的原因，如社会、话语、知识/权力、力量场、帝国、资本主义，而后者总是将问题归结于人性的贪婪和邪恶（229）。某种形式的批判精神已经让我们误入歧途，鼓励我们和错误的敌人进行斗争，但问题从来不是要远离事实，而是要离事实更近（231）。目前的批判工具只是在将批评家塑造为洞察真相的精英，而“把世界上的其他人都转变为天真的轻信者、恋物者、宰制的不幸受害者”（243）。在拉图尔看来，批评家不是揭穿真相的人，而是集合者。他/她不是去掀掉轻信者脚下的地毯，而是为参与者提供一个聚集的场地。他/她不是偶像破坏者，而是认为事物一旦被建构，就必然是脆弱的，需要小心照看和谨慎对待（246）。

拉图尔对批判理论的批判性审视，对批评家职责的重新构想，以及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主体/客体、自然/文化、思想/物质、语言/世界等二元对立的拒绝，不仅让他成为美国文学批评界最活跃的一些领域（如动物研究、物理论、生态思想和后人类理论）的盟友，也为文学研究的“重新定向”“重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Felski 737-38，742）。美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在2015年专门召开了一个名为“与布鲁诺·拉图尔重组人文学科”的会议，并在2016年发表了一期会议特刊。

二

表层阅读的操演

贝斯特和马库斯在特刊导言中指出，表层阅读中的表层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文本表层，如纸张、装订、印刷样式、词语念出来的声音，也不是症候式阅读所设想的一个如衣服包裹皮肤那样的具有隐藏功能的层面（layer）。表层是“文本中显而易见的、可感知的、可理解的东西；那些既没有被隐藏也没有主动隐藏的东西；那些从几何学意义上说有长度和宽度，但没有厚度，因此也不涵盖深度的东西”。表层是“要求被看着（looked at），而不是我们必须通过自我训练才能看穿（see through）的东西”（Best and Marcus 9）。

二人认为，许多阅读方式都可以归入表层阅读。比如，以物质性（materiality）为表层的图书史研究和认知性阅读，以文学语言的复杂结构为表层的新旧形式主义，以及将拥抱表层当作一种情感和伦理立场的阅读。图书史审视书籍的阅读、出版和流通，把书籍当作联结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的物品。文学的认知性研究关注大脑在阅读过程中的物质性运作。新旧形式主义坚称理解文本的关键在于文本本身，特别是其形式特征。拥抱表层意味着接受、遵从文本，而不是怀疑和攻击文本，拒绝把文本的表层当作欺骗性的伪装。苏珊•桑塔格在1966年发表的《反对阐释》一文就是这一立场的早期范例。桑塔格的宣言明确反对源自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阐释模式，呼吁我们去体验艺术的“纯粹的、不可转译的、感性的直接性”。艺术批评的功能“应该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它意味着什么”（Best and Marcus 9-11）。

马库斯本人2007年出版的专著《女人之间：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友谊、欲望与婚姻》就是表层阅读的一次有益实践。该书通过对1830-1880年间的日记、书信、回忆录、传记、小说、行为指南（conduct books）、时尚杂志、儿童文学、法律论争、人类学研究等各类文本的历史性考察，详细分析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女性中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论证了女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性别、性态（sexuality）、婚姻和家庭的历史的重要性（Marcus, Between Women 14）。在该书的第一部分“弹性的理想：女性友谊”中，马库斯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对女性之间的友谊普遍持接受态度，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友谊能培养同情心、利他主义等女性美德，而这些美德可以让女性成为婚姻的贤内助。因此尽管那个时代极其重视异性恋婚姻，但却不仅不压制、反而积极提倡姐妹情谊。女性之间的友谊一方面巩固了她们的性别角色和阶级身份，另一方面也为女性提供了像男人一样行事的机会，比如参与竞争、自主选择、欣赏女性美，使得她们能够摆脱男女关系中的被动角色（26）。以表层/深层模式为特征的症候阅读是一种挖掘被社会拒绝承认之物的优秀方法，但由于维多利亚社会几乎没有压抑任何形式的女性关系，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理解维多利亚小说中女性之间的社会纽带。用症候阅读的方法来解读维多利亚文学中的女性友谊，就如同用这种方法来论证婚姻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被压抑的内容一样荒谬（75）。

为了取代症候阅读，马库斯提出了“只是阅读”（just reading）的阐释方法。在解读文本时，她关注的不是文本深处隐藏的东西，而是那些在表层就呈现出来的、但却被批评家所忽略的东西（75）。马库斯发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婚姻情节（marriage plot）实际上依赖于“女性和睦情节”（the plot of female amity）。在这类故事情节中，女主人公通常很早就确定了与其他女性的友谊，但她在男女恋爱关系中却遭遇到各种误会和障碍，多亏女友的帮助和成全，女主人公才最终实现其结婚的梦想。马库斯认为，女性和睦情节是维多利亚小说中“失窃的信”，正是因为它就藏在光天化日之下，反而被批评家们视而不见（82）。马库斯随后列举了这个情节在各种不同的小说文类以及不同类型的婚姻情节中的表现。如在分析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雪莉》（Shirley）的双重婚姻情节（两位女主人公分别嫁给了一对兄弟）时，马库斯指出，女性和睦情节对女性之间的竞争做了无害化处理，当男性的追求成为女性友谊的障碍时，被追求的女主人公无条件地选择维护友谊，拒绝男性追求者，避免了三角恋爱的矛盾。小说表明在一个富足经济（bountiful economy）中，女性无需争夺男性的爱慕，每个女性都能获得她想要的男人（97）。马库斯还以夏洛蒂·勃朗特的另一部小说《维莱特》（Villette）作为反例说明，如果女主人公拒绝女性友谊，那她也就无法获得婚姻（102）。

斯坦福大学的柯恩（Margaret Cohen）关于海洋冒险小说（sea adventure fiction）的研究可说是表层阅读的另一个范例。柯恩认为，一种批评方法总是从一套特定的研究对象中衍生出来的。杰姆逊及其后继者的症候阅读主要针对的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叙事，对于不符合上述两种范式的小说，如她所关注的海洋冒险小说，这种阅读模式就会无的放矢（“Narratology” 57）。海洋冒险小说曾是19世纪英法美等大西洋沿岸国家的一个主要文类，但在当代已沦为“文学档案”，鲜有读者问津。柯恩通过阅读大量海洋冒险小说以及同时代的有关航海的非虚构文本，提炼出这一文类所特有的信息操演（information performance）的美学模式（68）。她注意到海洋冒险小说的情节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行动的操演展开的，这种操演要求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水手/航海者，具备一种利用高超的技术和精细的实用理性来应对险境的能力。柯恩追随康拉德将这种能力称之为技艺（craft）。读者与小说人物的互动多为分享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并依靠小说和周遭世界所提供的信息在想象的层面解决这些问题（63）。在解读海洋冒险小说的开山之作、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时，柯恩仿照罗兰•巴特的“写实效果”（reality effect）概念，提出了“可操演性效果”（performability effect）。巴特注意到，现实主义小说包含大量对于情节毫无推动作用的细节，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向读者保证叙事发生在一个文本之外的现实世界里。柯恩认为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采用的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的情节公式，产生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写实效果。鲁滨逊在孤岛上的求生经历乍看并不可信，然而当笛福将鲁滨逊的经历分解为一系列具体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行动时，读者就能理解鲁滨逊的成就是可操作的，如果他们处于鲁滨逊的位置，具备鲁滨逊的技艺，也可以采取同样的行动，取得同样的成就（The Novel 72-73）。

柯恩还从海洋冒险小说的视角出发，对文学现代主义的发生进行了饶有趣味的重新阐释，得出了与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和症候阅读颇为不同的结论。杰姆逊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普遍认为，现代主义小说表达了文学的危机，引发这一危机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抽象、碎片化和劳动的降格。由于这一危机，现实主义的总体性立场不再可能，因此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小说家逐渐放弃了用镜子映射世界的计划，从现实主义撤回到审美主义，开始探索语言和诗学的能力。柯恩指出，这种常规的看法没有指出劳动的特定性，把劳动当成了一种“去语境的抽象”。她通过考察海洋冒险小说的演变提出，麦尔维尔、康拉德等早期现代主义作家的审美转向是在回应一种具体的被贬低的劳作，即因蒸汽轮船代替帆船而导致的航海技艺的衰落。那些从海洋冒险小说中发明出现代主义的作家其实是在探索现代性的边缘，为小说寻找新的冒险地带。换言之，文学现代主义代表的不是一种后撤，而是对现代性的未知边疆的探索。康拉德的印象式书写就是这种探索的标志（“Narratology” 68-69）。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探讨康拉德的小说《吉姆老爷》。由于不了解海洋冒险小说的类型模式，杰姆逊把小说中对海洋冒险小说的贬低性指涉理解为康拉德对于大众文学的不安（The Novel 267）。康拉德实际上深受海洋冒险小说的影响，他在包括《吉姆老爷》在内的《马洛三部曲》中尝试通过一个类似航海工作的认知模式来塑造事件、人物和现象性世界。在GPS出现之前的时代，航海者缺乏对船只位置的实时信息，为了判断位置，他只能依靠一系列的局部观察，如测量地平线与太阳之间的夹角来确定船只所处的纬度。这种交叉核对局部观察以便获得准确定位的航海技艺对于《吉姆老爷》来说至关重要。小说的叙事者马洛就是通过梳理吉姆的案子和生平等局部准确的信息，来理解吉姆的所作所为，而读者又必须重复马洛的工作，整合小说中出现的不同叙事视点和信息来理解整部小说。也就是说，康拉德把航海工作（navigation）移植到叙事（narration），不同之处在于，航海者的目的是定位，而作为叙事者的马洛和读者的目的则是通过信息的整理获得对事件和人物的理解（“Narratology” 69-72)。

三

争议与发展

截止2018年5月，贝斯特和马库斯的导言已经在谷歌学术中被引用了803次。在绝大部分文学论文只有个位数引用率的美国学界，这无疑是一个醒目的数字，说明表层阅读已经在学界引发了强烈的关注。当然，这种关注也不可避免地混杂了忧虑、质疑和驳斥。

罗格斯大学的维多利亚文学和文化研究专家考齐（John Kucich）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未完成的历史主义计划：怀疑赞》的文章中，就公开为怀疑阐释学进行了辩护。作为马库斯的小同行，他首先肯定了马库斯在《女人之间》一书中打破女性主义的思维盲点，修正了长期以来将女性友谊理解为与性欲有关的、势必对异性恋婚姻造成威胁的观点，为描述19和20世纪的女性经验提供了丰富的批评语汇（63）。但他并不赞成马库斯在书中提出的“只是阅读”的方法以及随后发展出来的表层阅读概念。考齐认为，对怀疑阐释学的攻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呼吁“常识性的”研究路径和纯粹探究文学的美学价值，二是试图效仿社会科学的严密性。前者有可能导致文学研究在学院体制中进一步被边缘化，后者则瓦解了人文学者独特的阐释技能（65）。贝斯特和马库斯对杰姆逊的“永远历史化”的信念的否定，也让考齐感到不安，称他们“与怀疑阐释学的论战因此滑入了对政治导向的拒绝”（71）。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莱利（Ariana Reilly）同样对表层阅读背后的政治态度深感焦虑。在她看来，表层阅读并没有提出新的分析模式，只是在新瓶装旧酒，而且这个新瓶危害不小（633）。表层阅读的拥护者并非是对现有的批评方法感到不满，而是对批判理论的许诺与当代世界现实之间的落差感到失望，他们把这种落差归结为前代批评家的失败（639）。尽管贝斯特和马库斯辩称，他们并不主张“政治静默主义”（political quietism），但莱利认为，这种政治静默主义将“笼罩在任何一种由表层阅读所主导的未来”（641）。莱利还以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罗慕拉》（Romola）为例，说明自负（egoism）是任何“有意义的、被激励的行动的前提条件”（641），反对表层阅读所呼吁的谦卑态度。因为如果我们压抑自己的怀疑性自负，培养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我们将逐渐只看到事物现存的样子，而不是它们本应成为的样子（642）。雪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巴特罗维奇（Crystal Bartolovich）也对表层阅读所隐含的失败主义政治提出了异议。她认为，表层阅读转向“文本自身”的诉求标志着文学批评从政治和理论领域的撤退（116）。在世界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刻，人文学者更有责任回应主流经济学家忽视的大问题，以此来重申人文学科的价值（120）。

布朗大学的女性主义学者韦德（Elizabeth Weed）指责表层阅读是对批判理论的“构陷”（166），因为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实际上背离了“显现与藏匿之间存在着连续的、一贯的关系”的理念（167）。韦德还在文末质疑道：“如果我们忘记无意识，如果我们像贝斯特和马库斯所建议的，让理性说服自己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源来思考性暴力、厌女主义、恐同主义、种族化的仇恨以及类似的问题？”（173）。其言外之意似乎将精神分析视为人类思考性别、种族问题的唯一资源。普林斯顿大学的中世纪研究专家普尔（Sara S. Poor）则从学科差异的角度，坚称“文学总是关于表层所掩盖的东西”，症候阅读至少在德国中世纪研究的语境中是持续有效的（148）。她还以吟遊史诗《所罗门和莫洛尔夫》所隐含的对犹太人的恐惧为例说明“在英语文学研究的语境中，返回表层阅读或许是必要的”，但这种回归对于一个抓住表层阅读不放，拒绝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等深层阅读，很少涉及历史语境的德国中世纪研究来说却是“无稽之谈”（150，152）。

面对表层阅读所引发的争议，贝斯特和马库斯选择了继续探索。2016年，他们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性别研究教授海瑟爱（Heather Love）联手又为《表征》杂志主编了一期名为“跨学科的描述”的特刊。在导言《建构更好的描述》中，三人围绕描述（description）这一横跨多个学科的学术实践，进一步展开了对主导阐释范式的质疑。海瑟爱曾在2010年发表了一篇名为《近但不深：文学伦理与描述转向》的论文，提出了一种借鉴社会科学的描述性文本分析方法。人种学、身势学（kinesics）、常人方法学和微观社会学等以观察为基础的社会学领域发展出了一套密切关注研究对象的实践，但他们主要依赖描述而非阐释，不涉及形而上学和诠释学。海瑟爱认为，文学批评家可以参考这些学科建立足够近、但却不深的阅读模式（375）。海瑟爱对深度的拒绝与贝斯特和马库斯所倡导的表层阅读可谓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

马库斯、海瑟爱和贝斯特在特刊导言中指出，人文社科的学者向来认为描述是不可能客观、准确的，因为它总是渗透了阐释，总是和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尽管对于研究对象的描述是任何研究的基础，但描述总是被当作次要的、琐碎的、无聊的工作，学术研究被要求超越描述以便去“发掘意义；辨识潜在的原因和规律；区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发展出提供秩序、视角、历史和语境的框架和滤镜”（Marcus, Love and Best 4-5）。然而，近年来，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开始不约而同地关注描述。如媒介考古学、数据挖掘、话语分析和哲学领域中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都为信息的搜集和分析赋予了新的价值。拉图尔甚至在《重组社会》（Reassembling the Social）中不仅盛赞描述是“最高和最罕见的成就”，还鼓励学者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书写一个“真实而全面的报告”（3）。既然描述是教学研究的核心方法（2），那么如何才能建构一个更好的描述呢？为此，三位作者提出了一些区分描述好坏的标准。比如，不再假设描述者能够轻易地用词语来描述世界，而是意识到这种描述的困难，以此来重新构想世界与词语之间的关系（10）。其次，通过给予描述者与被描述对象同样多的关注，来回应描述的客观性问题。也就是说，既注意描述什么，也注意如何描述（12）。三位作者称：“当我们摆脱了任何东西都必须和宏大的理论联系起来或是生产出剩余知识的要求”，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描述，哪怕是重言式的描述。这样的描述行为不太可能生产出学院体制所熟悉的学术文类，但却可以产生“对于世界和工作的鲜活性（liveliness）而言至关重要的形式、数据和洞见”（14）。

四

结 语

表层阅读的提出与当下美国文学研究所遭遇的各种外部和内部危机密切相关。和国内中文系一样，美国英文系向来是人文学科的大系。然而，过去十年间，美国英文系的毕业生数量正在明显减少。仅2012年到2014年，英文系本科学位的授予量就下降了8%（Jaschik）。生源的减少不仅直接导致了办学经费和教师编制的压缩，也为学科的发展埋下了隐患。鉴于整个人文学科都在高校体制内逐渐被边缘化，美国学界对症候阅读和批判理论的清理，无疑有重塑学院批评与大众阅读的关系、重新恢复文学对年轻世代读者的吸引力的目的。其次，批判理论三十多年来在学院的惯例化操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部分活力的丧失。毕竟，如赛义德（Edward Said）所言，“即便是最激进的理论和批判动作在无休止的、空洞的重复之后，也会变成陷阱”（Bartolovich 117）。随着美国右翼保守势力的东山再起，信奉自由、解放的左翼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批判理论在当下语境中的有效性。而表层阅读的提出恰好顺应了这一政治潮流的变化。另外，表层阅读理论也是对数字人文大潮的回应。如马库斯指出的，随着量化和计算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美国文学批评正在从缓慢的细读转向高速的远读，从对隐含意义的挖掘转向对显表意义的解读，从少量代表性文本转向大型语料库(“Erich Auerbach’s Mimesis” 314)。在大数据时代，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症候阅读显然不再可能继续维持其主导地位。

自张江教授在2014年提出“强制阐释论”，或更准确地说，“反强制阐释论”（陆扬 78）以来，中国学界正在展开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全面反思。不过，表层阅读及其他非批判性阅读理论在美国的兴起似乎表明，西方学者也已经意识到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所面临的困局，并正在积极探索新的研究路径。或许，中国学者更需要做的是反省本土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症候阅读、意识形态批判是否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主导模式？这种深层阅读模式是否也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是否也需要寻找新的阅读方法，以适应当下不断变化的文学图景和阅读公众？我们中的很多人所秉持的批判立场，是否也是因为批判能够唤起权力和能动性的幻象？在学院批评日益圈子化、边缘化的今天，这种指点江山、俯瞰众生的快感是否依然值得迷恋？为什么学院批评家对流行文本的解读总是与粉丝读者的解读大相径庭，仿佛二者阅读的不是同一个文本？我们是否有责任对这种差异做出解释，与阅读公众进行更平等的沟通？我们可否暂时摈弃以“仇恨、嫉妒和焦虑”为标志的妄想狂式的阅读立场（Sedgwick 128），用更谦逊的态度对待文本，尤其是我们知识结构之外的大众流行文本？在热切地赶制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之前，我们是否可以拿出一些耐心和专注来描述本土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为什么我们总是推崇大而泛之的理论推演，而对具体的、细致的现象描述不屑一顾，仿佛只有理论的建构才是最高等的智识活动？

在《小说的准备》中，罗兰•巴特花费了大量篇幅来讨论日本俳句。他认为这种短小的形式能够“让世界、文字和体验精巧地并存”（Freedgood and Schmitt 5）。在解释俳句的缺乏阐释性（或对阐释的挑战）时，巴特引用了著名的禅宗公案“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在他看来，第一阶段是愚蠢的阶段，傲慢、反智的重言；第二阶段是阐释的阶段；第三阶段是自然性、也就是俳句的阶段。俳句反复告诉我们的是：“‘真理’存在于差异中，而非化约（reduction）中”, “不存在普遍的真理”（Barthes 81）。[1]假如我们也可以用这桩公案来类比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那么文学阐释，特别是“看山不是山”的症候阅读似乎只是一个中间过渡阶段，而抽象、化约性的理论似乎也并非最高境界。那么，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究竟为何？

 

注 释

[1] 此处的中译参考了李幼蒸的译本（《小说的准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但中译本的部分文字没有英译本明晰。

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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