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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2019年第10期|野莽:大年三十在火车的硬座上回忆二姨

来源:《北京文学》2019年第10期 | 野莽  2019年10月18日15:03

今年这个春节,妻子在欧洲,儿子在美国,我一人回老家和父亲共度,没买到卧铺,只在网上抢了一张硬座。临行之前,突然接到姐姐的微信,说二姨去世了,就在今天。我吃了一惊,但很快镇定下来。二姨小我母亲一岁,母亲小我父亲一岁,父亲今年九十二岁,这样算来二姨也有九十岁了,这在中国属于高寿,民间称作喜丧。

二姨生前,我并没留下太多的遗憾。离开老家三十多年,每次还乡,无论春节还是其他的日子,看望二姨是我必须的事,母亲在时接她来我们家,母亲走后我就到她家去,最初是一个人,后来我还带上妻儿。接到姐姐的微信我推算了一下时间,今晚我在车上度过,明天也只能赶到十堰,依照老家的民俗,三天后才是下葬的日子,那一天是正月初二,我可以赶回竹溪,在灵堂见她最后一面。姐姐却又告诉我,她家定在明天出殡,而明天是大年三十,出殡要赶在天亮前,那时我正在从北京开往汉中的火车上,天意不让我和二姨告别了!

我坐在K261次列车16车厢63号硬座上,掏出手机,用手指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我的回忆,写一段发布一段,愿她刚刚出窍尚未远去的灵魂,从空中穿过火车的铁皮能够看到,看到她最喜欢的外甥在马上就要过去的今年最后一天,在途经老家不能加速的火车硬座上,在召开乡村大会一般坐着、站着、蹲着的人丛中,泪流满面地悼念着她。这篇无法用其他工具写下的文章也许会从今晚写到明晨,正如同她的灵魂从人间跨入天界,那么就容我慢慢地写,也让我的二姨慢慢地升天吧。

我的外爷原是当地大户凌家的地主,娶了甘氏贡生的女儿为正房,生下三个女儿,本来还有两个儿子,却都先后夭折,我的母亲和她两个妹妹就成了父母的心肝。三姊妹中二姨和我母亲最好,长得也最像,如果不是眼睛近视,她们是可以姊妹易嫁的。而事实上,她的爱情、婚姻、家庭,以及此后陷入的苦难和孤独,也的确与酷似我的母亲不无关联。

凌家的三个小姐花落谁家,是乡邻们乐于议论的一个话题。我的母亲十九岁时被我的父亲读完洋学还乡娶走,这事总算有了一个着落,人们的眼光就又转移到了二小姐的身上。二姨的终身大事比起我母亲简单多了,在我父亲担任剿匪反霸工作队长的革命队伍中,有一个同姓也类似同名的工作队员,我父亲叫彭云程,那个人叫彭玉成,他在只见过我母亲还没见过我二姨的前提下,就请我父亲玉成他的婚事。二姨的名字也和我母亲的读音相近,一个叫凌淑凤,一个叫凌淑芬,父亲把这个工作转交给母亲。母亲觉得这人正直、坦荡,讲义气,又有工作能力,就为她的妹妹做主,让他成了我的姨父。

这位姨父对我父母媒妁之恩的感激,体现在我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作为右派家属被遣放到一座大山里,他对我们一家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本是一件正常的事,但在一个非常的年代,能够做到却非同寻常,当时有很多亲戚、朋友和同事,甚至受我父亲恩泽的人,害怕受到株连而疏远了我们。二姨却经常到我们家来,进门放下带来的礼物,静静地坐在一把小木椅上,叫着我的小名,和我轻声说话。记忆中的二姨文静如古装戏里的青衣,永远轻言细语,想象不出姨父后来被捕的时候,释放的时候,平反的时候,她是不是也这样的水波不兴。

那时候的每年春节,一般都在正月初一,姨父会以妹夫身份准时来给他的右派姐夫拜年,其实他还年长一岁,并且还当着国家干部。次日是正月初二,根据礼尚往来的风习,父亲又带着我和弟弟去他们家回拜,他就让我们和他的亲侄儿们排成一队,一个一个地领压岁钱。一般人家的压岁钱是一到两角,他却大不一般地发两元,这里面自然包括压岁之外的扶贫成分。发完钱他每月工资可能还剩一半,不过也够他喝酒和抽烟的,他喝酒抽烟都很凶,家中长期弥漫着如影随形的烟酒之气。我的二姨感念丈夫像待自己亲侄儿一样待她两个外甥,虽有抱怨,却仍如青衣一样不发高声。

我不像别的孩子,用这笔可以自由支配的压岁钱买鞭炮、烟花、甘蔗和水果糖,却都存起来买成了书。那时的两元钱可以买十本小说,鲁迅的杂文集平均一角多钱一本,最便宜的几分。我的二姨眼睛近视但不失英明,她将我痴迷于书的事暗记在心,以后每次来我们家,除了带些吃的,还会给我带几本书来。那些书新得像书店的陈列品,它们的真正主人是二姨的小叔,即姨父最小的弟弟。从她把书交给我时的嘱咐又嘱咐,千万不要打折和弄脏,看了要像没看一样,给我的感觉是她把丈夫弟弟的书偷偷拿给自己姐姐的儿子看,万一事情败露,以后她就偷不成了。

如此严格的要求,换了别人很难做到,而我从小就养成了看书的好习惯,事先洗手,擦干了,一手固定着一手翻页,不使劲掰,也不卷成一筒,吃饭时绝不看书,以免把饭菜和汤汁洒在书上。我最讨厌有人用食指在舌头上蘸了口水来翻动页码,或利用看书的工夫把指头伸进鼻孔里面挖掘,用力时还偏头扭颈,嘴也配合着一张一合,秽物落在书里全不在意。我往往用眼角斜看他们,希望引起对方的觉悟,如果我的书不幸被这样的读者借去,归还时染了斑点,卷了边角,破了封皮,我会恶心和心疼很久,然后用橡皮擦,用砚台压,用胶水尽量恢复原貌。若在两页之间发现一只夹死的蚊子,我会将此人怀恨在心,发誓永远不做他的朋友。

二姨偷着带给我看的书总共有多少本,现在我已记不全了,印象深的有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书名含一个“秋”字的还有《小城春秋》《晋阳秋》。但在我眼里它们统统比不上欧阳山的“一代风流”,第一部叫《三家巷》,第二部叫《苦斗》,第三部叫什么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说我喜欢傻子周炳,二姨说她也喜欢他;我说我喜欢陈文婷,二姨说她也喜欢她;我说《三家巷》里的周炳和陈文婷有点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和冬尼亚,二姨说她也这么认为;我说我还喜欢区桃和胡柳,二姨纠正了我一个字说,那个“区”字是念“欧”吧?

在我的记忆中,那些书里没有一本古典小说,没有一本外国小说,没有一本红色小说,如红极一时的《红岩》《红日》《红旗谱》等,我读这些小说完全来自别的渠道。二姨带给我的小说都是一些小资情调,时代是民国,故事是恋爱,主人公是有知识的青年男女。那时候我认为我的二姨是我的知音,而我的父亲不是。

我对二姨的唯一报答,是我在十八岁的时候给她做了一次水泥灶台,那时一般人家的灶台都是石灰搪的,我刚从一个乡村砌匠那里学会使用水泥,急于表现,就带信让二姨准备好水泥、粗沙、细沙,以及代替泥铲、砌刀的简易工具,在一个晴好的日子里我就去了。那一次我惨遭失败,明明按照乡村砌匠的程序和方法,可是灶面就不能像他做得那样光滑,我都有些无地自容了。最后还是二姨为我下台,她把责任全部推在水泥的质量上,反而心疼着我,说是害我白跑了这远的路。

灾祸开始降临在二姨家中,先是天灾,姨父酒后骑自行车摔伤了头部,昏迷几天医院救不过来,二姨急得直哭。父亲深夜打着电筒进到山里,去请一位名叫黄谷斋的草药先生,医院却不允许外医入内。姨父的五弟像鲁智深一样冲了进去,大呼人命关天,若是误了他哥哥的性命他也不要命了。院长这才害怕,放黄谷斋进来施展奇术,结果救了姨父一命。接着又是人祸,极左运动初期,姨父因酒后发表言论而被抓捕,判刑六年,二姨也因此成了现行反革命的家属,失去工作,家境一时比我们更差。

二姨一生未孕,在我的父亲成为右派之后,她曾想过领养我的弟弟,觉得自己亲姐姐的孩子本来就有二分之一的血脉来自她的祖上,又是从小看着长大,知根知底。但是她的婆婆,姨父的母亲没有同意。老奶奶让他们领养本家老六的孩子,也就是自己的亲孙子,并且为这孩子取名二喜,意思是两家共同的好事。

姨父以反革命罪入狱,表弟二喜不能不为自己前途忧虑,先与养父母家日渐疏离,后来索性回到生身父母家,那里只剩下了我的二姨一人。我的母亲远在两百里外的南山,我和弟弟也不能帮她做点什么,只有我的父亲偶尔还去看她,过年带着我们去给她拜一个年。与过去不同的是,监狱里的姨父不能再让我们排队领他的压岁钱了。

二喜在他是我二姨儿子的时候和我关系很好,他不按规矩叫我表哥,却叫我哥哥,我也视他为我的亲弟弟。离开二姨之后,我们仍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兄弟关系,后来他参军入伍,还从部队写信给我。那时中国正出兵保卫越南,全国的新华书店都摆满了一种名叫《南方来信》的小册子,南方就是作战的前方,来信就是战士写给亲人的家书。二喜所在的队伍要开赴前线,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透露了这个消息,回信里有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得:“希望你做一个活着的英雄。”

结束那场运动的第三年冬天,我的父亲平反;第四年春天,我的大伯平反;第五年秋天,我的姨父平反;不久我保姆的丈夫也平反了。我们家所有被冤屈的社会关系无一例外都被澄清,二姨好像回到了她照片上的少女时代,肤色红润,笑容满面,我的母亲也是。但是好景不长,这样回光返照似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姨父因为受整,因为坐牢,因为长期大量地喝酒和抽烟,曾被父亲深夜请来的奇医黄谷斋治好的旧病又复发了,终于不治,二姨这次真真正正地成了孤人。

那一时期,我们两个家庭的结构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母亲三十多年积劳成疾,已提前退休回到老家,想和父亲共度晚年,父亲平反后又离开老家,被派往母亲刚刚离开的南山工作。他们像是两颗在黑夜里遥相守望的寒星,天亮以后也未能聚合,只是交换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命中注定家中唯有的一人由父亲变成了母亲。有一次父亲放假回来,二姨也来看望母亲,我对他们三人提出一个建议,我建议二姨以后就住在我们家,和母亲朝夕相处,还像她们小时在娘家一样。母亲就笑,父亲也笑,二姨自然也在笑着,但我看得出他们都没认为这是笑话。不过二姨笑罢了说,她还是要回去,她毕竟还是他们家里的人。

后来二姨领养了三姨的女儿,取名彭丽。此时我的三姨和三姨父相继去世,这个彭丽成了我双重的表妹,她没有娘家可回,就日日夜夜地厮守在我的二姨身边,招夫生子,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父亲平反的第二年我也返城有了工作,几年后我离开老家竹溪,相继到了十堰,到了武汉,到了北京,有了妻子,有了儿子,有了自己的家,每次回老家都去看望二姨。她仍像我小时一样叫我小名,提醒一些怕我忘记的事,比方问我去看了吴家干妈没有?吴家干妈是我姐姐的婆婆;问我去看了嬷嬷的坟没有?嬷嬷是我去世的保姆;问我去看了老院子没有?老院子是我和父亲当年相濡以沫的旧屋。但她有时听到我和母亲因事争论,竟敢当着我们的面表态说我是对的,母亲听了看她一眼,争论就停止了。

母亲意外去世,二姨截然不像我的想象,没有号啕大哭,只在下葬那天,她坐在母亲的墓地久久不走。母亲的墓地也是她未来的墓地,全家同意我的建议,一次在五峰山下买了五个墓位,后排正中一个是母亲的,左边一个是父亲的,右边一个是二姨的,前面两个留作机动。第二年的清明节她的决心更大,说是母亲大她一岁,今年她和姐姐一样大了,她要再活以后到了天上她不成了姐姐?她说得平静而又安详,像是深思熟虑,主意打定,这下把我们都吓着了。我说,二姨,您要是跟我妈走就是坑我,您要是跟我走就是帮我!她听不懂我的话,睁大一双越发近视的眼,此时她已近乎盲人。

我说,我的母亲之死是因医生失职,法院公正判决以后还有人骂我不该追责,说八十岁的老人死也正常。您是她的亲妹妹,基因相同,长得都一样,今年也是八十,您要死了不更证明她是该死?二姨的脸上因愤怒而有了血色,从她未来的墓位上站起来说,我不死了,我要活一百岁,活给那个短寿的畜生看看!

母亲去世之后,父亲一度精神崩溃,想起他在那个年代的九死一生,如今他熬过来了,母亲却先离去,常常独自披衣坐在床上,什么也不做的苦苦思想。我怕他这样会出毛病,想起母亲在时,我曾建议二姨搬到我家来住的事,问他能不能把二姨接来,身边有人说话,过些日子就会好些,我只当她是我的母亲,还可以把两人一道接到北京,以后就是正式的一家人。不料父亲是同意了,二姨却比上次的态度更加坚决,她说,上次姐姐还在,姊妹同住古有先例,她都没有下定决心;这次姐姐没了,和姐夫同住岂不成了再嫁?尽管我是他最喜欢的外甥,我的劝说她仍不能听从。

我坐在火车的硬座上,坐在拥挤的人群中,坐在微明的夜灯下和渐亮的曦光里,从昨晚到今晨,想着和写着二姨的一生。再过三天她就虚岁九十,为了母亲和我,以及那个只许老人活到八十的人,她已竭尽全力地履行了她在墓地许下的诺言,虽然没有活够百岁但也比母亲多活九年,我感谢她。

我还要告诉她今晚我赶不回去了,明天我也赶不回去。但是在我赶不回去的路上,我能看见我的二姨安静地住在了我的母亲身边,九年前我们为她买下的那个墓位。我在我身体内部的灵堂为她点燃一炷心香,祈祷她的一缕香魂去往天庭,从此和我的母亲像少女时代一样耳鬓厮磨,形影不离。如此想来这真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

作者简介

野莽,中国当代作家,祖籍湖北竹溪,武汉大学毕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出版长篇小说《纸厦》《寻找汪革命》等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集《窥视》《死去活来》等二十部,散文随笔集《墨客》《竹影听风》等八部,系列方志小说《庸国》五卷,长篇传记《刘道玉传》两卷,学术著作《诗说新语》《诗经今译》等五部,外文版小说集《开电梯的女人》《打你五十大板》《玩阿基米德飞盘的王永乐师傅》三部,以及电影电视《祝你好运》《高爸再见》等,共计五十余部,一千多万字。获国内文学奖二十多次,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