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当今文学界，书写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依然是个热点，其角度有家族变迁、有民情风俗、有政治历史等。作家们往往通过不同的视角切入乡土世界，试图绘出乡土中国转型的密码图。故而诞生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家作品，成为文学创作的重镇。作家王方晨则另辟蹊径，在他的文学世界中注重对人性与人欲的深入剖析，向读者展示他所理解的乡土人生与人性，进而完成了对乡土人性的哲理性解读。如小说《大马士革剃刀》，其对人性的独特思考打破了传统叙事将人性与人欲理性化分割的西方理解惯性，展现了了中国传统人性的混沌性、互渗性。到了《大地与人》三部曲（《老大》《公敌》《芬芳录》）中，他对转型期乡土中国的人性探索更为独特而沉潜。具体而言，作家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肌理对人性做了一种整体性、通透性的中国式理解，揭示了现代人在“转型期时空”中陷入欲望狂欢时的个体迷失与超越的焦虑。

一

自近代以来，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导致了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上传统文化的悬置和现代文化的缺席，于是传统乡村失去了既有的宁静，自然这种不完善的机制也激发了很多人的欲望或野心。他们往往借助宗法势力或政治投机去达到个人的目的，进而不惜对乡村制造更大的伤害或灾难。这种伤害不仅是个人的，而是指向了乡村现代意识的建立。“对强权的认同和对权力的崇拜，成为乡村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宗法乡村所注重的血缘关系，致使乡村道德大都带有这种向权势依附和献媚的特征。”“这样的一个个人都被卷进权力崇拜的魔阵之中，只能永不停息地向上攀爬，人性渐失而魔性渐生，不再是人了。”[1]无疑，权力崇拜在现代乡村社会关系的建立中作用不可低估，是整个关系网中牵一发动全身的绳结。对此，王方晨有着自己的思考，因而在文学观念上与陈忠实、李佩甫等作家有所不同。他对乡村权力的文学表达是牢牢站在乡村文化场域上的，将个人的权力欲与心灵寄托问题的分裂、冲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并原原本本拿给读者去反思。

权力欲是人欲的一种社会化的体现，表现为权力认同和权力崇拜，其实质就是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道路上，权力崇拜让一些掌权者变本加厉谋取更多的个人私利，阻碍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作家将人性放置在乡村这样一个文化场域中，让我们看到其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所呈现的真实情态。《老大》中，庄镰伯内心极度险恶，善于玩弄阴谋权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不惜背叛自己的内心。在核桃园这个“小王国”中，为了获得了村长和族长的信任，他可谓费尽心机，其目的无非是想成为核桃园的当家人，在那些“窝囊”的村人面前为所欲为。例如在那些饥馑的岁月里，他带人去族长家里杀羊，“老大手持刀子，站在他的眼前，没有动弹。他融入黑暗中啦”；他带人推着羊骨头架子大张旗鼓到镇里给调查员送礼，让镇里人和村里人从此都怕他。“我干了多年的大队支书，呵，不识一字，我领着三百多户人家过了近二十年。为什么？我看这些人不顶事，窝囊。”权力让他获得了掌控他人命运的快感，让他实现了建立核桃园王国的愿望。《公敌》中的韩佃义从某种意义与老大有相似之处。他当上了村书记后，将塔镇的企业、党政机关逐步搬到了佟家庄，让佟家庄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暗自品尝着吞噬塔镇的快意；还将村治安队牢牢掌握在手中，对那些个胆敢来犯的外来者动用私刑，让他们畏惧佟家庄；他投其所好，拉拢腐蚀上级干部，将其当做自己的靠山。最终，权力欲的满足就是他成了佟家庄、翰童集团的神，被人们恭恭敬敬地称为“韩爷”。“提起老人宅，别说塔镇，就是在全县，也都得埋头思量一下哩……”“从老人宅走出的女人，在塔镇再不会有人敢动一指头。”在这样一个个独特的文化空间中，权力之于人必然是至上无比的。

然而，权力欲带给人的满足充其量只是一种短暂的快感，而不是心灵层面的慰藉。而且随着快感的消失，无聊感、空洞感、迷失感会继续侵蚀人的精神世界，循环递增的快感只会导致生命的枯萎。无论是庄镰伯还是韩佃义、佟黑子，试图将权力玩弄于股掌中，试图以肆意妄，试图以逍遥快活，以掩饰内心的空虚和孤独，注定迷失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例如庄镰伯的邪恶之举看似无往而不胜，但根本无法缓解他内心深处的潜在恐惧和负罪感，走向火场自焚成了他的归路；韩佃义虽然躲进韩林，妄图与那些埋在地下的先人的鬼魂相伴来消除内心的焦虑，而佟黑子在祖屋中自杀离开了这个让他迷惘让他痛苦的世界……所以说，权力欲绝非无所不能的，作为一种欲望有其自身的存在场域。

在《大地与人》三部曲中，权力叙事突破了传统二元对立式的思维，被放置于既有的文化语境来考察其存在的现代性困境。一方面，权力欲的形成和延续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它是整个传统乡村文化的一种整体性体现，是很难对其做简单剥离和评判，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语境中权力欲很难触及也根本无法解决人的心灵世界的依托问题。

二

在乡土叙事中，欲望叙事的另一重要构成是围绕着性欲展开的。其中，权力与性的纠结中让这一问题显得格外突出，隐含了很多社会政治、历史文化、道德伦理和人性人情的纠葛。通常情况下，乡村恶势力、权力掌控者肆意妄为，做出欺男霸女的恶行，以占有更多女性作为自己的荣耀，像《古船》中的赵炳、《白鹿原》中的鹿子霖、《后土》中的王远、《湖光山色》中的詹石磴、《玉米》中的王连方等。他们或者是族里的长者，或者是村干部，依仗权势强行占有村里的女性，满足自己的私欲，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的不归路。王方晨在《大地与人》三部曲中对性欲书写做出了批判性的探索。他立足于现代人性的建构，从现代人的自我救赎出发批判了沉溺于性欲的“土皇帝”意识。

在《大地与人》三部曲中，乡村权力者拥有女人的多寡不仅是为了满足自我的生理快感，而且畸变成为一种身份象征，一种四处炫耀的资本。他们通常热衷于对女色的掠取，用以满足自己的野心和虚荣。这种畸形主要体现为，一是利用手中的权势，将占有女色作为炫耀的资本，其作为无非是为了证实自己作为一个强大男人的欲望与威慑力。传统乡村社会对性资源的分配有着一套完整的不容逾越的规范，因而无视、冒犯所产生的快乐与性占有的满足必然让逐欲者趋之若鹜。如《芬芳录》中的村长蝈蝈，满身淫邪之气，猎艳成为其人生的头等乐趣，想方设法去哄骗占有村里的妇人，而且让很多女人很快向其臣服，俨然红杏村的“西门庆”。“芒种家的、满财家的，还有村西头皮皮家的，记不清爬过多少遍，满财家肚子上的那道疤，都快让他给磨平了。”更为严重的是，杏花村乃至整个塔镇对此却不谴责惩戒，而是将其视为羡慕的对象，认为这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有个红杏庄的风流子，名唤蝈蝈，活得可够滋润呐，他睡遍了全村的女人！”另一方面，那些臣服的女人们也给他带来了肆意妄为的便利，他太了解她们的内心需求。例如妻子彭大麦千方百计跟踪、咒骂他的丑恶行径，却又无法拒绝那种发自内心的无可名状的性欲，只能像很多女人那样屈辱的生活；而柳柳自与蝈蝈的偷情纵欲中获得了释放压抑后的快意后，蝈蝈成了她在红杏村重回青春的一次次期待，在矛盾与麻木中挣扎。故而，小说在此传递了一种凄美与灿烂杂糅的复杂性情感。畸形土地上绽放的恶之花，虽然妖冶无比，但注定了快速飘零的结局。

性的放纵在给人不断制造快感的同时，会在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更多的冲突和无寄托感。“由于欲望世界是无序的，所以欲望世界的相互冲突在所难免。”[2]在性欲的驱使下，快感成了个体所追求的唯一目标。而无序所产生的压抑、掠取、冲突不断积聚能量，最终会冲破理性的堤岸形成难以遏制的后果。像《芬芳录》中镇干部胡梅梅，其丈夫是县城的干部，“又胖又黑，头又大”，婚姻已经名存实亡，自己一个人生活在小镇上。为此，镇政府食堂的大师傅桂桂为她寻找英俊青年，供其淫乐，而小志就成了她包养的“宠物”。胡梅梅设计征服了小志，造成了少年小志在肉欲中迷惘而痛苦。“她想得到的，准能得到，她还没有失算过。她不相信会让猎物溜掉……确信无疑猎物溜掉，她会恼羞成怒。”但是，肉欲的疯狂碾压的是少年那颗柔弱而美好的心。小志愤怒地质问她：“你以为我没有心，是不是？”小镇寻梦的青年，最终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累累伤痕中走向了回归。显然，这一回归带有象征意蕴。《公敌》中韩佃义荒淫无度，坏事做绝，甚至当着曾经的恋人金枝在办公室卧房中与两个青年女子，建起小白楼供有钱有权的人去淫乐放纵，沉迷于欲海中掩饰自我内心的空洞和迷惘。“那几年韩佃义学得多瞎包儿啊，简直不叫个人啊。他每天晚上都要躺在女人堆里睡觉。你知道吧，他还喝人奶哩。”他的跟班儿佟黑子喜欢出没小白楼，让手下为其挑选各种女人享用，甚至在无聊至极时使出各种花样来玩弄女人。其实，性快感没有真正治愈他们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反而让他们一步步陷入到迷惘中去。我们知道，作为个体的人活着不仅仅要获得肉身的快感，更需要爱情、亲情、友情等情感的归属。“性欲因爱而获得尊严。”[3]没有爱的性欲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因而过度的透支意味着迅速的走向生命的衰竭。

三

人是由各类欲望相互依存又矛盾的复合体。在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中，强烈的欲望往往会让个体冲破理性的闸门。因此将欲望作为叙事主题是出于对人之本性的尊重。饮食、美色、金钱、仇恨、财富、权力，等等，在人类历史上演绎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故事，归根到底是人性问题的外在化。百年中国乡土叙事，复仇主题一直为作家们所关注，如《白毛女》《红旗谱》等红色经典中的阶级仇恨与抗争，又如《现实一种》《米》等先锋小说中发轫于伦理的、人性的复仇故事。在当下的复仇叙事中，作家不再仅仅局限于故事本身，而是对复仇做出更多独特的理解。为此，作家王方晨在《大地与人》三部曲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即从现代人的精神归属出发，揭示出复仇的快意与绝望，并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反思，铸就了一种现代复仇叙事哲学，为现代人性的建构提出了新的维度。

“有怨必诉，有仇必报。”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延续着这一复仇哲学。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复仇”的文化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文学中的复仇叙事自然相应时代的变迁，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呈现出各种新的文化性理解和审美意蕴。在王方晨的小说世界中，复仇叙事是一种世俗化或日常生活化的现象，是乡村现代转型中由于阶层、财富、权力、宗族等领域中的矛盾冲突演化而成的仇恨故事。但它们通常沿着非理性的惯性发展，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不幸和灾难。《老大》中庄镰伯的仇恨是源自于童年时代的家庭变故所产生的心灵创伤。母亲在他小时就跟着一个陌生人跑了，无疑给他带来耻辱和伤害；相依为命的父亲在支前时也失踪了，他失去了最后的呵护和安全，变得孤独无助。基于此，在他的情感世界中“城市”、“他人”就是地狱，就是他要复仇对象。在现代心理学看来，这种成长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心灵是布满创伤或扭曲畸形的。“孩子长大啦，长成了一个把太阳看成蓝色的人。他的抑郁，近于疯狂。生活中，他通过欺侮他人获得快感，拥有安全感，让村里人害怕他。”但是这种畸形心理在带来快感的同时也时时刻刻在折磨着他，让他在时常在梦魇中艰难度日。“在他自以为得到的时候，却又很快被新的罪恶代替啦。他并不知道，苦难在他的血液中，沉积了多厚多重。苦难和他自身，融合成一体啦。”仇恨的种子一旦萌芽，就难以遏制成长的欲望，让庄镰伯逐渐异化成了一只人见人怕的恶狼：他在权力者面前极尽欺骗，在弱者面前施暴恐吓，甚至强暴恩人的女儿，侮辱、逼死自己的爱妻，设局杀死知青崔老师，用金钱去左右周围人……庄镰伯的一生在快意与痛苦中煎熬，是一个极为复杂而矛盾的复合体。最终，他带着对村人的嘲笑和蔑视走向了火场，意图去寻求自己的解脱。传统“快意恩仇录”在王方晨这里成了彻底被质疑的对象：有怨必报的价值究竟何在？复仇者的精神如何被安置？人性中的复仇意识在现代文化中意味着什么？显然，这里的复仇叙事带给读者太多深层的思考和启发，正是对现代苦难和人性的一次揭秘。

在《公敌》《芬芳录》中，王方晨对复仇叙事做出了进一步探索。《公敌》中的韩佃义青年时代被棒打鸳鸯，离家出走，而且老韩家的地位在村里受到了威胁，可以想象，一系列的耻辱和仇恨促使他走上了一条漫长而阴险的复仇计划。他斗狠拼杀，他蚕食塔镇，他腐化干部，他败坏民风，他荒淫无度，他羞辱昔日恋人……他发泄着内心的仇恨，享受着“恶之花”的快意。特别是在吞噬塔镇的阴谋实施过程中，他一次次感受到难以言说的快意，进而又不断产生新的恶欲，但是却难以回避内心深处的荒凉和空寂。他躲到韩林中，睡在自己给自己挖掘的墓穴里，妄图来回避自我。显然，这是作家的一种隐喻，是对人性困局的一种解读。“唯一要紧的就是灵魂的意向、灵魂的内在态度；这种内在本性是不容扰乱的。”[4]《芬芳录》中小志被大厨桂桂作为讨好权贵的欲望工具“献给”女干部胡梅梅，心中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屈辱和痛楚。因而当时机到来时，他瞬间产生了复仇的念头，将胡梅梅淹死的河里，然后嫁祸于桂桂，完成了他对塔镇的复仇。三部曲中，无论是庄镰伯、韩佃义还是小志，长期遭受的压抑促使他们走上复仇的路，通过掠取金钱、权力和女人来不断宣泄内心的愤懑。但是作为一种欲望，复仇除了带给人以肉身快感之外，根本不可能提供丝毫的精神慰藉，复仇者注定所要面对的是欲望淹没生命的困局。

在三部曲中，作家同时也塑造了一系列拥有现代意识的人物意象。无论是在金钱、权力、性还是仇恨面前，他们有着独立的思考和坚守，像《公敌》中的佟志承、《老大》中的庄道潜等。面对各种欲望，他们自始至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拒绝成为欲望的奴隶，有着自己对欲望的思考和拒绝，是现代村庄真正的精神守护神。

注释：

[1]丁帆主编：《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133页。

[2]吴炫：《中国当代思想批判》,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 225页。

[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4][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