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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2019年第10期|徐可:汨罗江畔,屈原与杜甫的相会(节选)

来源:《北京文学》2019年第10期 | 徐可  2019年10月16日09:00

戊戌年端午节过后不久,我专程去湖南汨罗,叩拜中华民族的诗祖屈原,却意外与杜甫相遇。

提起汨罗,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屈原,他已经成为汨罗的文化标签;即使我们对汨罗一无所知,但我们肯定知道屈原。汨罗江因屈原而名动天下。每年端午节,当我们吃着粽子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屈原,想起他在汨罗江畔沉江自尽的壮举。有一年端午节,不知是谁发起的,我们几个大学同学分别以《端午》为题写了一首诗。我在诗中写道:“自古忠良多冤死,至今犹惧汨水寒。”

说来惭愧,在此之前,我其实并没去过汨罗江。所谓的“汨水寒”,不过是想象而已。屈原是我非常崇敬的伟大爱国诗人,自从中学时代开始读楚辞,屈原就成为我的精神偶像。虽然他的作品生僻字太多,读来似懂非懂,但是贯穿其中的忧国忧民的思想,高洁无瑕的品质,不屈不挠的意志,却令我长久感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读着这些或深沉、或慷慨、或忧伤、或优美、或悲壮的诗句,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三闾大夫的形象:峨冠博带,衣袂飘飘,头颅高昂,目视远方。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三峡大坝尚未兴建之前,我曾经乘船从湖北宜昌出发,游览过大小三峡。穿越雄伟险峻的长江西陵峡,到达屈原故里秭归,我弃舟登岸,拜祭屈原祠墓。说实话,那时我对屈原还了解不多,内心的感受也没有那么强烈,仿佛只是履行一个仪式而已。后来读《史记》,读《屈原贾生列传》,当我读到这句话:“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当司马迁来到汨罗江畔,凭吊屈原投江自沉处,想起他的高洁品格,不禁感极而泣,涕泪长流。在《史记》中,司马迁极少像这样任由自己的感情泛滥,可以想见他受到了多大的感动。司马迁的眼泪也感染了我。再读屈原,我对他的理解似乎加深了不少。从那时起,我一直渴望有机会去汨罗,朝拜我心中的这座丰碑。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

更没想到的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竟然也长眠在汨罗江畔。

杜甫同样是我非常崇敬的伟大爱国诗人。读杜诗,那就更早更多了。从小到大,我读过多少杜诗?有多少杜甫诗句萦绕在我脑海?记不清了。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应该是上初中时,从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听到的,当时听了血脉偾张,激情澎湃;然后我们知道了全诗,知道了诗名,知道了诗歌的作者。中国的读书人,恐怕谁都能脱口而出几句杜诗,从“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欣喜,“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豪迈,“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闲适,“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真诚,到“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无奈,“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忧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浩叹,他的诗句如斧凿刀刻般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想忘都忘不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对他的经历却关注不多。尽管知道诗人一生坎坷,晚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我确实不知道诗人最终归宿何处。所以这番相遇,在我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汨罗江,多么幸运。屈原与杜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虽然相隔千年,却先后把自己高洁的灵魂托付给她。一条江,安置了两颗伟大的诗魂,这是怎样的缘分和荣幸,又是多么罕见的奇迹。这样的河流,恐怕全世界再难找出第二条了吧?

汨罗江,是湖南省北部的一条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称汨水,北支称罗水,两支至大丘湾汇合而成汨罗江。这里正是屈原怀石自沉的地方,所以又称“屈潭”。汨罗江慷慨地收容了两位诗人,而两位诗人则把最高的荣誉给了汨罗江。这是诗人的不幸,却是汨罗江的幸运,是天下诗人的骄傲。

公元前279年的某一天清晨,湖南长沙汨罗江畔,一位中年男子在江边长时间徘徊。他身材修长、长发飘飘、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一会儿高声吟诵着什么,一会儿停下脚步久久地凝望远方,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舞。江面白雾茫茫,江堤绿草茵茵,只见这位男子踏着露珠,不知不觉来到了渡船亭内。

不远处一位打鱼的老翁,注意这位男子好久了。此时他收起渔网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一番,忽然眼睛一亮,神情变得恭敬起来。他对男子深深一拜,拱手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男子的思绪被打断,回头一看,来者渔夫打扮,60多岁,须发灰白,自己并不认识,遂拱手回礼道:“在下正是屈平。你是何人?”老渔夫说:“您不认识我了?我和你是同乡,你当左徒的时候,我见过你,一晃又几十年了!”屈原忙问:“你怎么也到了这里?”老渔夫说:“我一叶小舟,一张破网,天当被,船当床,四海为家。倒是屈大夫您,不是在朝廷为官么,怎么也到这里来了啊!”屈原长叹一口气道:“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没有地方可以容得下我,所以我就被流放到了这里。”

渔夫劝道:“圣人不拘泥于外物,而能随同世俗一起进退变化。既然世上一片浑浊,您何不随波逐流呢?既然世人都醉眼蒙眬,浑浑噩噩,您为什么不去痛痛快快地喝他个一醉方休呢?为什么要独自忧思国事,保持志行高洁,而遭受放逐的厄运呢?”

屈原正色道:“我绝不能跟着别人胡说八道,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坏的说成好的。乌鸦就是乌鸦,凤凰就是凤凰,我是楚朝廷宗臣,对社稷危亡,生灵涂炭,怎能袖手旁观?我宁可跳进汨罗江葬身鱼腹,也决不能让皓皓之身,蒙上半点污垢尘埃!”

屈原越说越激动,好像又在朝廷上跟奸佞之徒唇枪舌剑一样。渔夫知道说服不了屈原,无奈一笑,用木桨敲着船舷,哼着小调慢慢划走了。老百姓听说后,都称赞屈原的品德高尚。屈原殉国后,人们把这座渡船亭改名为“独醒亭”,以激励后人学习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这是流传于汨罗的一则传说,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类似的记载:“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浑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两千多年前的那个五月初五,汤汤流淌的汨罗江水,有幸收纳了诗人洁净的躯体和灵魂。从此,汨罗江成了中国人景仰的河流。从那以后,每年的端午节,人们都会来到这条江边,吃粽子,赛龙舟,吟诵着他美丽的诗句,缅怀这位伟大的诗人。“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一千年以后,另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追随着他所景仰的前辈诗人屈原的脚步,也来到汨罗江边。

据史书记载,杜甫晚年,漂泊西南,先是辗转于天水、成都、奉节、江陵、公安等地;唐大历三年年底漂泊到湖南,流落于岳阳、长沙、衡阳等地。这一段时间,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生活非常困苦。唐大历五年(770),臧玠在长沙作乱,杜甫欲由长沙去郴州投靠舅父,但行到耒阳却遇江水暴涨,只好掉头北行,乘船由湘江转汨罗江,途中贫病交加,在昌江(今平江县)病死在船上,时年五十九岁。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并最终长眠于此。据民间传说,在他离世前,已半旬不得食物,县令闻讯送来酒和肉,诗人饱餐一顿之后,当晚或次日即在凄风苦雨中病逝于一叶扁舟中,正应了他自己的诗句:“乱离难自救,终是老湘潭。”(《楼上》)关于杜甫的死因,史学界向有五种说法,分别是病死、赐死、自沉于水而死、食物中毒而死、消化不良而死,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甚至有人提出:“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传说虽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杜甫与他景仰的先贤屈原一样,也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汨罗江上。

一代诗圣,就此凄然谢幕,令人扼腕!

这似乎是一个偶然的巧合。然而,考察两位诗人生活的时代背景,他们的人生轨迹、政治理想、人格品德等,是那样惊人地相似,甚至是高度地一致。也许,我们不能把他们的选择完全归之于偶然。

两位诗人的家庭出身、时代背景和人生轨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名门之后,都生活在由盛转衰的历史转变时期,都因言获祸遭到流放,最后都安息在汨罗江畔。

屈原,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出身贵族。他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三个王朝,这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时期——战国末期,楚国由盛转衰。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联齐抗秦,遭到上官大夫、子兰等奸佞党人的谗害,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城,听到这个消息,屈原悲愤交加,他留下了流传千古的《怀沙》,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出身士族。杜甫的一生也经历了三个王朝: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时期。这个时期是大唐帝国从开元盛世转向衰落的时期,他的诗歌记录和反映了这段历史。杜甫为人正直,忧国忧民,敢于仗义执言。唐至德二年(757)五月十六日被授为左拾遗,很快就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而被贬职出京,随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最终病逝于湖南,与屈原同眠于此。

当然也有不同。屈原当过大官——左徒、三闾大夫;做过大事——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而杜甫仕途不顺,除了短暂担任过左拾遗——一个七八品的谏官外,在政治上几无作为。

如果说,人生轨迹的相似是一种巧合的话,那么,杜甫与屈原在政治伦理思想、爱国精神、性格品德等方面的高度一致,则是一种心灵契合的结果。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创立了“楚辞体”,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创造了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时代,被后人称为“诗神”“诗祖”“诗魂”。

杜甫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爱国诗人。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被誉为“诗史”。杜甫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称为“诗圣”。

屈原和杜甫都以爱国爱民、忧国忧民而著称。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有所作为,造福国家与百姓。

屈原的主要政治和伦理思想可归于儒家的范畴。他始终不渝地忠君爱国,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能力超群,“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大力改革,致力于国家强盛。他讲仁义道德,“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提出美政主张,主张贤臣辅政,学习先王商汤、夏禹、周文王、武王,对尧舜的高尚行为和目光远大更是极力颂扬。“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九章·哀郢》)他关心民生疾苦,“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九章·哀郢》)即使被楚王放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仍以国事为重,眷念楚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祸福。

杜甫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有着儒家思想的家学传统,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杜甫习惯以儒自称,如“乾坤一腐儒”(《江汉》),“有儒愁饿死”(《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儒术岂谋身”(《独酌成诗》)。杜甫秉持儒家的社会理想,一心为国着想,念念不忘国家的命运。入仕前,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对人民的苦难十分同情。入仕后,他以稷契自比,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任左拾遗时,他勤勤恳恳,宵衣旰食,常常“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挂冠之后,他挂念国事,“中夜起坐万感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他在《塞芦子》《春望》等诗篇中倾吐了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困难深重的沉痛哀愁。直至晚年潦倒时,还念念不忘国家命运,“欲倾东海洗乾坤”(《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与屈原一样,杜甫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他衷心希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展示了一种豁达博大的胸怀。

在人格品质方面,屈原和杜甫都是正直刚强、品格高尚之人。他们注重个人品行修养,不愿与奸臣同流合污,更不愿为一己私利而趋炎附势。

屈原品行高洁,正道直行,虽遭谗害也不改初衷:“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他为了实现崇高理想,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面对渔父“举世浑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的劝告,屈原慷慨回答:“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屈原沉江自尽,与其说是以身殉国,毋宁说是以身殉道、以身殉志、以身殉节。他是为了保持灵魂的洁净而自尽。在无力改变现实的绝望感下,他选择了放弃现实,用自杀寻求解脱。他通过毁灭自己,升华精神,最终达到了对污浊世俗的超越。

杜甫是一位正直、善良、有着阔大胸襟和宏毅精神的优秀诗人,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人格美在杜甫身上几乎都有体现。他一生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为了国家和正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他不怕献出生命,“济时敢爱死”(《岁暮》)。疏救房琯事件便是他正直人格的完美体现。为拯救并无深交的宰相房琯,他冒死直谏,逆鳞抗争,差点掉了脑袋。直到生命里程即将走完之时,还关心着国家命运和人民的痛苦,托付友朋,完成自己未竟之事业:“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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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可,江苏如皋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启功研究会理事,编审,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散文家、评论家。致力于散文写作实践、散文理论研究和启功研究,主张真情写作,认为优秀的散文必定具有高远的境界和思想的力度,并倡导回望传统、弘扬中华散文的古典美。出版有《三读启功》《为了我们的明天》《三更有梦书当枕(之一、之二)》《背着故乡去远行》《写在文学边上》等,译著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六个恐怖的故事》《热水河》等。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报人散文奖、丰子恺中外散文奖、中国海洋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