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

非虚构包括了报告文学但不等于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非虚构文类中的一种主要文体。非虚构文学以对易被忽视、遮蔽的存在的深切关注和作者亲历亲验的在场性书写，拓展写实类作品写作的时空，接通了这类文学形式与普通人生活的关联，复活了作品的生活质感和个体生命气息，存真了现实的多种真实，从而呈现出了一个更为全面多样的对象世界。考察行进中的非虚构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琐屑和偏窄，思想性与文学性不足，以非虚构之名行虚构之实，甚至有与资本合谋赚取读者对于非虚构的消费，等等。非虚构文学的逻辑存在于它的命名之中，“诚实写作”是其基本的伦理准则。有必要进一步确认非虚构文学的逻辑，规范其写作伦理，使非虚构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有信度、有温度、有力度的写作方式。

关键词：

非虚构；逻辑；伦理；问题；治理

 

诚然，在非虚构和报告文学之间，我不是一个“暧昧者”。本世纪初，有评论家宣告：“有一种文体确实正在衰亡，那就是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真正的衰亡是寂静的，在遗忘中，它老去、枯竭。所以，我赞同编者的议论，让我们确认‘恐龙已死’。”对这样的预言，我当然不能认同，作文参与了回应。后来报告文学创作的情形已经作出了回答。此后，“国刊”《人民文学》大张旗鼓地倡导“非虚构”：“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但是，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限，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倡导非虚构，又“说不清”“何为‘非虚构’”，这自然引发报告文学忠诚者的反弹，一时称名之争成为文坛的热点。理性告诉我们应当接纳非虚构这样的指称和存在，并且从非虚构倡导者的若干理念和写作实践中，反观反思报告文学，从中借取合理的要素，以优化报告文学的叙事。基于这样的态度就被视为报告文学的立场不坚定，于是我就多了一个“暧昧者”的头衔。

在我看来，非虚构与报告文学并不是一个冰火不容的概念。非虚构是一个包含了报告文学但是大于报告文学的文类指称，如同纪实文学包含了报告文学但不等于报告文学一样。显然，如果划定了基本的逻辑线，认知其中的属与种的关系，就不会也不必要在两者之间生起冲突。经过一段时间的质疑和争议，现在评论界和学术界似乎已经接受了非虚构，非虚构也正成为文学界的一个热词。但另外的问题又出现了。考察热闹中的非虚构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它正在走向它的倡导者所期待的反面，或者说至少已经存在这样的倾向：琐屑和偏窄，以非虚构之名行虚构之实，甚至与资本合谋赚取读者对于非虚构的消费等，成为值得关注的另一种“非虚构”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确认非虚构文学的基本逻辑，规范它的必要的写作伦理，使非虚构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有信度、有力度的写作方式。

一 历时态中的非虚构关联称名

在论述非虚构文学的逻辑与伦理前，我们对与其具有关联性的称名作一梳理，以了解它的历史前缀和现时状况。观察文学史我们可以知道，文体的称名有一些是属于“追加”的，比如“散文”这个词语出现得较早，但具有文体意义的“散文”就很滞后了。小说也是，早先“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谓，与后来的小说文体表意并不相同。但与非虚构有关联的报告文学就不是这种情形。在非虚构之前已有的报告文学，是一个具有特殊规定性的现代文体称名，它是一种晚近发生的文体。“报告文学乃至通信文学的名称，是Reportage的译语。这是从外国Report而新造的术语，“这种文学样式，当然不是从前就有。这始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报告文学是最新的形式的文学”，这是日本文艺家川口浩对报告文学所作的解说。“Reportage”中的“Report”，有报导、报道等义项，正与新闻相关。川口浩认为报告文学“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意指报告文学基于近代社会的大众的新闻传播而发生，而近代新闻传播所依赖的是机械印刷工业。对于这一点塞尔维亚的巴克说得更为明确：“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就是报纸。它的存在是为了要给读者以新闻（News），读者在他早餐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世界动态记录的日志，他要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何发生和如何发生等。”因此可见，报告文学的文体称名是切合得体的，它是一种基于新闻而成的新闻文学。由此，报告文学就具有新闻性、现实性和文学性等基本特性。报告文学的名称于20世纪30年代经日本译介到我国，很快在写作和初步的研究方面有了及时跟进。“去年夏季，‘文坛’上忽然有了新流行品了，这便是所谓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在中国的‘标本’，据审定，并不多；而众所周知，则是《包身工》。”这是茅盾1937年的一段表述，他所说的夏衍的《包身工》，就是“去年夏季”“新流行品”中的一件，发表在洪深、沈起予主编的《光明》创刊号（1936年6月）。《光明》社评认为“《包身工》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在报告文学史上，《包身工》以其题材的现实性，叙写的真实性、文学性与政论性的有机融合，成为经典作品。

20世纪50年代比较多地将新闻文学作品指称为“特写”。“从全国解放以后，对报告文学的称法就很不一致了。有一个时期，‘特写’这个名称很流行，它的性质近似报告文学，却又不能全包括报告文学的多种形式。”这里的“特写”是从苏联引进的文体名称。苏联著名特写作家奥维奇金1954年随团访问中国，1955年他的《谈特写》在《文艺报》发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奥维奇金介绍苏联的特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写真人真事、有真实姓名、地点、时间的特写，在苏联叫做记录特写，或写实的特写”“但特写并不限于去记录真人真事，特写也不限于只是去描写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所谓‘新人新事’。有一种特写，它的任务是着重提出生活中的问题，概括一定的社会现象，战斗地帮助人民发现和解决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特写“叫做深思的特写，同时也叫做研究性特写。”“它允许作家有更多的可能去想象、虚构，在形式上是特写，在内容上基本上与小说差不多。”奥维奇金主张特写要“直接干预生活”，他的文章对于中国的文学界不无新意，加之当时取法苏联的社会文化心理导引，一时影响很大，直接促成了“干预生活”类作品的写作，引发了有关特写的讨论和争议。何直（秦兆阳）、以群、刘白羽等分别撰写了《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谈直接干预生活的特写》《论特写》文章，对特写的真实性问题、特写能否干预生活等作了深入的探讨。这种探讨总体上是学术的，但也具有特定的时代色彩。

就在非虚构即将被我们隆重倡导而报告文学称名已有可能为人丢去的时候，事实上已有被置换的典型案例：《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第三、第四辑都设有报告文学卷，而在第五辑中，卷名则被主编由报告文学替换成了纪实文学。“‘纪实文学’的出现绝非偶然，实际上人们意识到报告文学的现有概念，已经无法概括所有纪实类文学作品的全部，需要有所突破其局限，故以‘纪实文学’概念来容纳进更为宽泛的内容。”“我们不妨套用国际通行的‘非虚构’概念，把‘纪实文学’确定作为纪实类文学作品的总称”，德国文学界传来一条关于报告文学的新闻。德国的《国际文学》和阿文提斯基金会于2003年设立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Lettre Ulysses Award for the Art of Reportage），并在当年进行了首次评奖，评委的构成是国际性的，获奖者也不拘一地。俄国女作家安娜·罗列乔夫斯卡娅的《让俄国蒙羞的车臣人》，获得2003年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一等奖。中国作家江浩的《盗猎揭秘》、周勍的《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调查》，也获得过这一奖项。由此可见，报告文学是一种具有一定历史时长、至今仍在使用这一称名的国际性文体。非虚构是由美国命名、具有广泛影响的概念。而“国际通行”之说就未必如此。2015年白俄罗斯写实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诺贝尔奖委员会并没有指认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文体归类。

二 21世纪非虚构文学的价值

非虚构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杜鲁门·卡波特、诺曼·梅勒等作家采用“非虚构小说”的文体形式，将传统小说的虚构和想象力与新闻报道的写实方法结合起来，开创了美国小说的新的写作方式。

我注意到柯岩和徐迟在其分别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报告文学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报告文学卷序》中都提到了Nonfiction。柯岩说：“美国还有什么非虚构小说……也许，在某些非虚构小说中有某些篇目的某些章节也是报告文学，或与报告文学十分近似；也许它们可以发展成又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徐迟对此也有介绍：“现在在国外也流行着所谓‘非小说’（Nonfiction），似小说而实非，无虚构亦非虚构，它确是非虚构的‘非小说’的一种作品的形式或体裁。似乎‘纯文学’并不怎么欢迎它们，但是读者们却是乐于接受它们的。”柯岩主编的报告文学集于1986年出版，说明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关注美国的非虚构小说。学者王晖、南平于1986、1987年在《当代文艺思潮》《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介绍过美国的非虚构写作，并用此概念评论中国的非虚构文学。但显然，在当时非虚构之类的称名并未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反响。

时间推移至21世纪初，非虚构文学在中国终于得以引人瞩目地再一次出场，原本只是《人民文学》的一次文学策划或策展也大获成功。非虚构是应运而生，得势以成。首先以满足读者真实性和真实性心理为要务的非虚构写作，顺应了时代大势和人类审美变化的需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社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社会都充满了各种变异感、复杂感、纷乱感和虚幻感——这些在以往艺术里虚构和想象的世界现在竟然成为了一种现实。”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世界变动日新月异，变幻无处不在，人类生活充满着故事性，甚至传奇性。现实存在有时似乎比小说更小说，它常常逸出了小说家们的想象。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世界，求取真实信息以及时获得对现实存在的了解，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正如吴炫所说，“当现实本身充满了艺术化的虚幻感的时候，‘现实真实’本身便成为当代人对艺术性的一种追求和苛求。”对于这样的变化，已有读者的选择作出了明晰的标示。报告文学作家邢军纪曾和欧洲文学界人士作过交流，“奥地利作家协会主席海泽内格教授就说，当下欧洲文学界或者说社会上最走红最受欢迎的文体是非虚构文学作品，如果要给这些文体排序的话，第一是非虚构文学，第二是诗歌，第三才是小说”。而在非虚构的策源地美国情况也近似：“虚构文学在美国读者心中的地位日趋下降……而非虚构文学的读者却在不断扩大。”

而在中国，报告文学的理想状态也与国际的大势是一致的。所谓理想状态就是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受到文学界和社会关注好评的同时，也赢得了读者之心。但报告文学一度自身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失去了如20世纪80年代那样读者的普遍好感。现在看来，当时认为报告文学正在“老去、枯竭”，用语是有些极端，但何尝不是对这一文体猛击一掌，从而使从事报告文学者“三省吾身”？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当然需要宏大叙事，需要有《国家行动》《中国863》《东方哈达》等反映重大题材的大体量的厚重之作，但也不能缺失反映大多数的普通人的生活的作品和有内涵的个人性言说。题材的相对取大而逼仄、叙写的单一和模式化以及文学品相的不足等，成为读者诟病报告文学的基本问题。而《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设计，击中的就是报告文学的软肋。“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可以说关注现实与历史，容纳宏大与细微，兼顾家国与个人等这些非虚构写作的期待，恰好可以弥补报告文学的不足和缺失。

从《人民文学》推出的代表性非虚构作品以及其他发表出版的可读之作来看，非虚构文学以对易被忽视、遮蔽的存在的深切关注和作者亲历亲验的在场性书写，拓展写实类作品写作的时空，接通了这类文学形式与普通人生活的关联，复活了作品的生活质感和个体生命气息，存真了现实的另一种真实，尽管这样的真实也许并不鲜亮，但它毕竟也是一种色彩，从而呈现出了一个更为全面多样的现实世界。尤其可贵的是非虚构作者沉入生活的信心和行动能力以及以真诚之笔呈现对象真实、真相的勇气，使作品凝聚着一种对于此类写作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格。这是作品赢得读者的要素。评论家梁鸿的转型之作《梁庄》并无离奇的叙事和惊人之语，作者只是把你与我见过的景象，以平实之语加以特写与细述。梁鸿将已被媒体和以往的写作标签化、符号化的乡村作了真实的改写。在美丽新农村的另一面，是乡村的寂然和凋敝。这种寂然和凋敝是城市化进程中一道令人反思的伤疤。非虚构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个人叙事内置为文本内存。这与通式的报告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不要以为这样的写作全都是无意义的私人书写。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裘山山的《家书》等，将个人史与大时代的叙写交融一体，人生命运之况味流溢其间，大历史的面影也在当中。《沈从文的后半生》主人公是作家，作品的叙事主线是后半生的人生历程和遭际，但决定其个人命运的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无处不在。无疑，这样一部作品是沈从文自己的小历史，但又是一代文化人的命运史。作为同龄人，我对《家书》更感兴趣，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家书，总有儿女情长，家长里短，而生活的五味流溢其间。但不同时空中连缀起来的家书，自然有着时代行进、历史变迁留下的投影。在这里家的生活史与国的大时代有着丝缕相联的关系。

洪治纲在谈到非虚构文学价值时，注意到了它的多边跨界意义：“‘非虚构写作’还使文学创作走向更为开放性的文化语境之中，其中的不少作品已延伸到社会学、历史学或人类学等其他人文领域，成为它们的某种文本参照。”我以为这一点特别重要，是非虚构文学有别于小说诗歌之类书写价值特殊性之所在，也是这一类写作漫溢生活的多向各面的一种伴随成果。比如疾病与文学原本就具有关联，因为它是生命的一个构成部分。薛舒的《远去的人》、方格子的《一百年的暗与光》、周芳的《重症监护室》等非虚构作品，作者将视点移位到另异的对象，阿尔茨海默症、麻风病、生命垂危患者成为作品叙事的主要对象，这些作品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类别的生命写作，别有意义。其中有非常态中的人性景观、社会历史的流变，也有疾病本身的记写。它涉及文学、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或可成为某个专门学科有价值的参考读本。

三 非虚构文学的问题与治理

就文本的生成方式和文本与其书写对象所构成的真实性关系来划分，人类的写作方式基本就是虚构性写作和非虚构性写作两种。这种划分基于的是相对主义而不是绝对论。真实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上的理解，也有具体写作实践中的实际把握。而且在不同的写作方式中，它的内涵所指是多种的。有人认为，在虚构性写作和非虚构性写作中，还有一种浑成了虚构与非虚构的情况。在我看来，这样情形中的虚构和非虚构，其中的比例是无法量化计数的。因此，这种写作类型应该归为虚构性写作。如果这样归类，那么很可能就有人以为写作根本上就不存在真正的非虚构真实。如果从绝对论的本质主义来看，这样的持论当然是成立的。对象的存在是第一种真实，作者对它的认知是第二种真实，作者对认知的叙述是第三种真实，媒体对作者叙述的处理是第四种真实，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是第五种真实。每一种真实之间都可能发生真实性的流失。但问题是取消相对真实的存在，实际上也取消相对虚构的存在。因为在小说等传统的虚构性写作中，也有客观真实性存在，非虚构小说就是现成的例子。这样会导致虚无主义的极端。非虚构性写作的成立是由作者的写作态度、写作方式、写作流程等决定的。非虚构文本的生成需要经过采访、田野调查、文献查阅等方式获取材料，文本所写与被写的对象之间具有一种客观实在的直接对应关系。其中有的写作还需经过某种真实性审查获得认可，才能正式发表或出版。

回到非虚构的原初语境，需要注意的是“非虚构小说”，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语词，其中心词是“小说”。我们现在截取了它作为定语的“非虚构”，使之成为一个作为主语的“非虚构”。非虚构与非虚构小说之间当是一种不等式的关系。“非虚构即是真实，不可编造。过去，美国的一些非虚构文学作者也会编造一些文学场景，一些‘复合型人物’。……但是时至今日，非虚构文学已经不再接受这种编造行为了。”海斯勒（何伟）在接受访谈时所说的这段话，告诉我们美国的非虚构是有变化的，由过去可以“编造”的非虚构小说，变为现在“不再接受这种编造行为”的真正的非虚构了。

无论是非虚构写作，还是非虚构文学，据说是一个问题。一般认为，非虚构写作比非虚构文学所指外延更大。但一些人倒并不在此探究，他们更愿意接受前者的概念，而对后者颇为质疑。这里的实质涉及到非虚构而又文学之间的逻辑存在问题。在虚构文学中心论者看来，两者之间是没有逻辑关联的，他们认定的逻辑是要么非虚构，要么文学，非虚构不可文学，文学无法非虚构。这里的关键词是文学，文学是一个含义复杂也含混不清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学书写中，文学（文学性）的要素和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少讨论小说、诗歌的文学或文学性问题，好像只要有了虚构想象、幻想夸张，作品就一定很文学似的。其实不然，不少小说不忍卒读，文学性寡淡，没有诗意的诗歌依然诗歌着。判断文学与否的关键，并不是有没有虚构想象。虚构想象对于文学而言是必要，但不是唯一的、必须的。在非虚构文学中，它当然应该具有文学普遍需要的形象、情感、趣味等，但作为叙事文学样式，它不像小说那样需要通过虚构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小说反映可能的存在，非虚构文学再现已经发生的事实。在我看来，非虚构文学的文学性主要存在于它的非虚构的真实性之中，这是它文学性生成的基础。“在创作非虚构文学时，不能够编造，这就意味着你要竭尽全力去发掘事实，去收集信息。创造性部分来源于你是如何运用这些日常素材的，在调查中就存在创造性。”这是写作了“中国三部曲”的何伟的经验之谈。其中就包括了文学性生成的要义，如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关注，对人物“平淡生活中的戏剧性”的发现等。在小说写作中需要通过想象建构故事塑造人物，在非虚构写作中则需要通过深入的采访，“发掘事实”“挖掘细节”，从生活存在中选择具有故事性的内容，以适合的结构方式和具有个人性的语言方式呈现真实。文学性就存在于被选择和结构的真实之中。这是非虚构文学中文学性的一种独特性。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真实的叙事中充满着故事性，也具有某种传奇性。我们读这样的作品，如同观看悬念电影。徐剑的《大国重器》，其中有不少机缘巧合的人和事，但这些人和事不是虚构而得，而是作者沉入对象之中的用心发现。

言说非虚构文学的逻辑和伦理，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在我看来，其基本逻辑就在它的命名之中。非虚构性是它的核心逻辑，如果缺失了这一点，那么这一类写作也就没有了它的逻辑支点。作者选择了非虚构写作，就选择了与此相关的写作态度、写作方式，对读者作出一种真实的、诚实的写作承诺。尽管实际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非虚构，但作者的一切努力都应指向非虚构的达成，避免主观故意的虚构。这是非虚构文学的伦理底线。非虚构文学中文学生成有着自己的逻辑，其要旨是文学性存在于叙写对象的真实性之中。在全媒体时代，非虚构文学书写对象新闻性已经弱化，因此这类写作应致力于寻找、发现新闻后面的故事性，在真实故事的结构和叙述中获取作品的文学性。非虚构是一个宽口径的命名，它接纳一切有意义的书写，任何人为的偏执只会走向它的反面。我们检视进行中的非虚构写作，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比较容易发现。至于对问题的治理臆想，其大意包含在如下的言说之中：

其一，以非虚构之名，行虚构之实。照理，非虚构的价值正在于它的真实性，作者应当倾力为之，使作品名副其实。但是，当非虚构成为获利的捷径时，它就成为一些人用以包装虚构赚取读者消费的手段。有些平台机构深知图书市场对非虚构作品的更多期待，利用读者的求实阅读心理，通过设计、策划等，将虚假的材料编造成貌似非虚构的文本。极端的案例是2019年推出的《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选题极具非虚构性，题目中的关键词吸引眼球，文章在咪蒙公众号发出后，引来众多朋友圈的关注。后来证实自称为非虚构写作的文章，内容多为基于流量需要的编造。“咪蒙事件”也许是个别情况，但它反映出的问题是严重的。非虚构的这种悖论，是对这类写作的一种直接的伤害。虚构的非虚构比我们鄙夷的广告、报告文学性质更为恶劣，后者是公开交易，前者则是伪装后的欺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但与非虚构写作界不够严谨的写作作风和评论界的一些不准确的解说有关。有一些非虚构作家的作品，地名是移植的，人物只有姓而没有名，作品中的叙事没有具体的时空规定性，有一些真实性的要素被虚化了。这样的作家一方面写作非虚构作品，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承担相关的责任。还有的作家，一边写作非虚构文学，一边又声言虚构是达到真实的唯一的途径。也许作者所说有着自己特殊的意指，但读者看到的只是他的自我矛盾，这种矛盾会使读者对非虚构到底是真实还是虚构感到困惑。非虚构形成某种热潮后，评论界对此关注、研究多了起来，其中许多文章是具有建设性的，但确实也有一些文章在涉论非虚构与虚构时含混不清，甚至是脱实向虚。“‘非虚构’并非只在乎一个‘非’字，其恰恰强调的是‘虚构’本身，也即对虚构进行一种元认知，在虚构与非虚构间完成某种辩证，从‘是’中跃出，以‘非’辩‘是’，最后进入文学，形成新的面向和转化。”这篇论文的选题很有新意，作者的总体性论述也是比较学理的。但这段表述多少有些玄幻，我不知道这样的定论基于怎样的学术逻辑，其结果可能会对非虚构写作造成一种作者并不愿看到的误导。

其二，本来应当是开阔的非虚构，正在走向逼仄。非虚构的命名对它的开放性作了前置性的规定。非虚构倡导者的初衷是明确的，他们不满意作为新闻替代品的报告文学题材过于偏向宏大一面，指望非虚构文学能“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漫溢成一条波浪宽广的大河。非虚构写作的兴盛确实也弥补了报告文学的一些缺失。但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当初报告文学的问题，变成了非虚构自身的问题。一是题材的类型化：《梁庄》获得好评后，“梁庄”成为了选题取材的模式。乡村当然是非虚构书写的富矿，但都市更是需要开掘的题材领域。但现见的都市非虚构写作不多，优秀的作品更是不多见。二是题旨的轻量化：作为对原先报告文学宏大化的反拨，非虚构的选题转向对大众生活的关注，这是一种进步。但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作品容量不足，分量不够。有的只是现象叙写，有的偏向个人生活书写，缺少更多的生活内涵和时代关联。我们看美国《纽约时报》推荐的2017年最值得关注的50本非虚构类图书，它们的题材是多样的，涉及政治、经济、生态、科技、社会许多方面，多见大题材作品。另外，非虚构与报告文学之间持续的关系紧张，某种程度上也造成非虚构写作无以开阔。我们说非虚构包括了报告文学但不等于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非虚构文类中的一种主要文体，这样的逻辑认知意指着非虚构与报告文学之间应当具有兼容关系的。但是，实际上两者之间基本上是分而治之。无论是报告文学的排行榜，还是非虚构排行榜，彼此之间的融通甚少。这样，在非虚构写作这里，就少了一些兼具题材价值思想意义和文学达成的开宏大气之作。

其三，非虚构文学，有非虚构，但少文学，文学性相对不足。我们以前也曾这样指说报告文学，以为只有报告而没有文学。看来这是此类写作的一个难题。当然，我们不能以从小说文体中提炼出的文学性条条，强求异类的非虚构文学作品。非虚构作品应当具有自适其体的文学性要素。自然，这样的要素不一而足，也会见仁见智。在这里，我很愿意推荐冯骥才《非虚构写作与非虚构文学》一文，作为我们对此话题探讨的参照。冯骥才是一位资深的小说家，同时他又以《一百个人的十年》《炼狱·天堂》等作品，闻名于非虚构界。作为非虚构作家，冯骥才是自觉的。他以为非虚构“受制于生活的事实，它不能天马行空般地自由想象，不能对生活改变与随意添加，必须遵守‘诚实写作’的原则。”这里的“诚实写作”，划出了非虚构文学写作中的伦理准则。对于非虚构的文学性，冯骥才给出了三个要点：思想、细节和语言。“我认为在非虚构的写作中，文学的价值首先是思想价值。”因为在他看来，作者对生活的洞察决定了对于生活的再现和开掘的能级。以思想为美，构成了作品重要的审美性内涵。“我把细节做为文学的重要的元素。细节是文学作品‘最深刻的支点’，它还能点石成金。”“再说另一个非虚构文学的文学要素，就是语言。文学是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语言与文字是否精当与生动不仅关乎表现力，还直接体现一种审美。”冯骥才所说确实是经验之谈，也深得非虚构文学的要义。我们所说的非虚构写作文学性不足，主要就是指作品思想性的缺失，叙事的平面流水、缺少细节支撑以及语言不能及物有度，具形得意，表达力偏弱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