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方晨，山东金乡人。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老大》《公敌》《芬芳录》《背后》《老实街》、作品集《王树的大叫》《祭奠清水》《北京鸡叫》等，共计八百余万字。作品多次入选多种文学选本及文学选刊，并译介为多国文字。曾获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中国作家》优秀短篇小说奖、齐鲁文学奖、泰山文艺奖、鲁迅文学奖提名等。作品先后入选全国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全国短篇小说排行榜。

现在来看，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元旦由《凤凰》报社主办的“未来之音”艺术晚会，的确很排场。晚会萃聚了陀台市各界名流。

就在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早晨，《凤凰》报社社长邓大人告诉我鸣沙庄出事了。昨天上午这位其貌不扬的男人还曾向鸣沙庄打过电话，而且那时候他的声音是那样欢天喜地。我不信一夜之间会发生多么重大的事。

邓社长那天上午对我说他要在下个世纪好好活一场。他时年四十岁，下个世纪少说也有他的三分之一。这天一早，他碰见我就说：

“老王，你要抢在十点之前赶到鸣沙庄！”

从陀台到鸣沙庄乘车只需半个多小时。现在离十点将近两个钟头，很不必要慌里慌张的。瞥了一眼办公桌上的电话，我走出去从车棚里叫出车。

出城前，找到一个电话亭，拿起电话拨了号码。那边传来我妻子的声音。我说出事了。她慌得要命，忙问我是谁。我便快活地向她解释出事的可不是她亲爱的丈夫，而是鸣沙庄，报社要他专门去看一看，让她和她的小家伙不要等他吃饭。

回到车上，司机问我跟谁打电话呀，放着办公室电话不用。我说社长大人不是很爱偷听私人谈话嘛，他可能对我们嫉妒。

司机身材魁梧，一点不笨。他随和地微笑着把车开动了。

赶到鸣沙庄刚好九点半。我径直走进鸣沙庄的村署。那是个由银色铁栅栏护住的球形建筑。司机将车开回陀台。

我还没有同迎接我的人打招呼，背上分明觉得有人在附近紧盯着我。回过头，通过铁栅栏，我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正不动声色地从栅栏外走开。他发现我打量他，马上低头看着脚下。

村庄的上午，暖和得令人不断产生困意。四处静悄悄的，我觉得就像所有的人都在缄闭了口，目不转睛地把视线结束在一个索然无趣的物体上。

村署的小李把我引到宽敞高大的客厅里。小李声音很轻，仿佛生怕惊醒了什么。这一发现使我忽然意识到，从昨天起，所有人的说话声好像都减低了三度半。人们都变得恭恭敬敬的了。比如听邓社长说他要在下个世纪好好活一活，我根本没想到打击他，旁敲侧击地告诉他，人们试图改变自己的想法纯属徒劳无益。这两天我所遇到的人，全像站在一条河的岸边，虔诚地等待着对岸驶来的船只，将他们安全摆渡过去。

茶色的玻璃钢桌面纤尘不染。小李为我接了杯水，对我说：

“村署的车全被砸，电话里就是这样说的。”

我和小李从拉开窗帷的窗子里向院子望了望。

那里停着三辆车，一红两黑。从这里看，它们的样子活像三只大甲虫，但是看不出有什么地方损坏。

小李告诉我十多年前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老客的上海车只要一开到村里，人们就从墙后面朝他投掷石块。

那时候的小李十一二岁，见别人这样做也跟着学。那辆车被袭击过两次。老客的司机在受伤后说什么也不再为他开车。

“村里人见了那车就眼红，因为村里谁也没有坐过这种车。”小李说，“也就是上海吧。我那时候不懂事。听见别人喊老客的车来了，就早早准备好石块监视路口。有人喊砸，就把石头抛出去。看着老客的车开得远远的，用石头投不着了，别人就说，坦克我们也不怕。当时我觉得石头是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

小李觉得把话扯远了就停了下来。

我们又交谈了一会，他问我是不是先吃午饭。我虽然觉得这样做不符合我历来的工作习惯，但还是答应了。

小李安排好之后就独自离开了村署。我目送他在栅栏后面被分割成一条一条的，心想他走在路上可能会睡着的。

我坐了下来，随意按了串电话号码。拿着话筒听了半天，那边没人。在电话的沉寂中，回旋着一种美妙的轻微波动的杂音。我仿佛觉得自己正准备向时间的城堡通话。

后来那边传来一个童稚的声音，纯美无比。我们便饶有兴趣地对话。他问我是谁。

“我是十年前就已赶到河边。”我说，“现在仍然坚持等待最后一班渡船的老王。”

“是你呀！”他叫道。他显得兴奋异常。

按照我对我家小外甥观察的经验所见，他现在肯定把话筒巧妙地挂在肩膀上，用下巴压住，仿佛在表演一种杂技。

“别忘了我们约定的时间，请准时到。我们会欢迎你。”孩子继续说。

我说：“谢谢，现在你不想为我唱支歌吗？”

“但是请你不要张口。我们的声音不一样。”

“好吧。”我说，我正把耳朵贴近话筒等着。

那孩子说：“可我并没有答应你现在就唱啊。”

我问是不是等我过了河以后。他说对的。

电话那边猛然又寂然无声，让我想到电话的另一端在我和孩子通话的时候，又向远处延伸去了，在时间的城堡被接到绝对的真空里。

现在，空气静寂，就像世界所有的人，都在噤若寒蝉地等待某种庄严时刻的来临。鸣沙庄里没有人声和牲畜家禽的鸣叫。

我放下电话从客厅向远处望。

十二月温和的午日下面，鸣沙山呈现着深深的青黛。它的样子也好像翘首而望。

小李与我分手时闪烁其辞地向我透露，鸣沙庄出的事实际上并不是汽车被偷袭，而是老客奇怪地失踪。

老客是鸣沙庄这座闻名全国的农民城的创始人。他在十多年前干起塑料加工发了家，马上赞助开办《凤凰》报社，是《凤凰》报社的第一家赞助者，因此“未来之音”的客座上必有此人。

《凤凰》报开办的第二年我来报社工作。当时《凤凰》已创出了可观的利润，后来渐渐成为一家极为赚钱的报纸。邓社长一向是看重跟老客的情谊。

但是我很困惑不解：老客为什么在一年前忽然引退，而至于如今忽然隐匿行踪？凝望着远处的鸣沙山，我感到小李的言谈对此多少有些冷漠。

老客家是幢红瓦覆顶的别致的两层小楼。家里只有他妻子胡秀英一个人慵懒地斜靠在沙发上，呈现着我想象中的那种长久缄默的冥思状态。

胡秀英见我们进来就很客气地请我们坐下。她的丝毫不焦急的口气使我感到疑惑重重：小李关于老客失踪的话是不是真的。

她的讲述验证了我的疑虑是错误的。

“老客真的两天没有回来。他是那天一早出去的。他想出去谁也拦不住他，同以前一样。”

“你有没有问他去干什么？”

胡秀英用所有人在这两天所特有的声音说：

“别想！他会恼怒的，他想告诉你的不用你去问，他不想让你知道的你问他会发火。我没有阻拦他因为我起初以为他夜里还会回来，就是在夜间零点和凌晨两点这段时间。他以往都是这样。”

我问她老客这样做有多长时间了，小李在一旁说：

“是的，有半年了。他每天早晨离开鸣沙庄，晚上就在那个时间回来。”

“我等到零点就再没睡。”胡秀英接着说，“后来听到院子里有动静就出去看，天还很冷，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回到房子里看看钟表已经超过两点了。”

我说那可能是他已经回来了，可是他又临时改变主意，马上离开了。

胡秀英十分自信地看了我一眼，慢慢说：

“我听出来那动静不是老客的，但我还是出去了。你要知道我早已有种预感，老客最终会一去不返的。我很担心那个时刻来临，既然来临了，我不觉得有什么意外。我在桃符上看出了预兆，二十六日晚上桃符上面出现了五颜六色的花纹。以前桃符上面有种朽木味，那天这种味道一点也没有了，而且我还能闻到类似桃花开放的那种香气。也就是那种香气把我闹醒的。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等我满身大汗醒来，马上就去橱子里取桃符。取出来一看，花纹很明显。我当时就想这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的征兆，但是我已经被所有不平凡的事情吓破了胆，我浑身打战，准备把它再压在橱子里。可是门开了，老客从外面走进来，也就是零点一刻的光景。当时我正想桃符的事，被老客意外一惊，桃符落在地上。老客走进来时的脸色让我想起桃符出现花纹确实是一种预兆。他没有先对我讲话就弯腰把桃符捡起来，上面的花纹仍旧很明显，桃花的香味比刚才更浓了。他反复打量了一下，桃符的断茬还像是新的桃木。那种肉红色的。我当时一心怕失去他，他的动作我看得很清楚。他把桃符随手丢在橱子里，样子不像往常回来时的疲惫不堪。他很兴奋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我请他休息，他没有反对，向我可亲地一笑，他的那种笑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第一次看到。我觉得他肯定会走的。”

胡秀英提供的线索小李也没有听到过，所以小李的脸上也露出全神贯注的神态。

我们问她是不是能够将桃符拿出来给我们瞧瞧。她看来是个挺随和的女人，她走到另一间房子里，过了一会就回来了，手掌里果真有一个摔坏的桃符。

我们接过来仔细地观察着，发现它的确朽败了。这种东西我还是头一次看到，所以兴趣很浓，但是上面镂刻的痕迹根本不明显，整体紫黑色。

胡秀英向我们解释说，老客很信奉预兆，他每次做什么大事都要看这个桃符。她也不知道老客是从什么年月开始保存这个旧俗用的东西。只要桃符上说是吉利的他就不顾一切地干，结果总是桃符说得对。比如老客在十多年前准备加工塑料制品，桃符挂在墙上，他一连观察了两天，他后来就告诉妻子他准能发财。她说：

“小李知道我们发财了。”

说完，她的脸上不由得掠过一层阴影，仿佛舞台上的烟火布景。

小李的身体动弹起来，拿眼睛盯着房间墙壁上的一种电子装饰。

我还想从胡秀英的口里再得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她好像很疲劳，便主动告辞了。

在路上，小李低声对我说：

“她在说谎。她的日子并不好过，十年来她没有真正快活起来。老客也一样。他们两个整日忧心忡忡。”

我想起最初见到老客的时候是在《凤凰》报社。邓社长正跟他谈论着什么，在他走后邓社长对我说刚才那人是我们的东道主，今天他来是要送给我们一部宝塔牌汽车。邓社长对于接受别人的赠礼向来是不做虚假的推辞的，当天他就把我派到鸣沙庄为他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服务。过不久，陀台脉石冶炼公司就在鸣沙庄红红火火地开办起来。

老客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一些，但他的沉稳如山表明他已历尽人间苦风酸雨。他曾向我解释他名字的来由，他从十四岁就离家出走，在新疆各地生活了十几年，又从新疆流浪到塞北锡林郭勒的一个大牧场。他在鸣沙庄实际生活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年，村里人称他“老客”，意思是他这一辈子老做客人。

他当时苦笑着说：“别把这当成好话，他们想打死一个人只要他们发怒。”

后来我们有一次下榻在陀台市的万家乐宾馆，当时我还没有结婚。那天夜里我醒来时见他痴呆呆地盘腿坐在床上，样子很吓人。

第二天我告诉他夜里的情形，他表现得有些慌张，最后说：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以后他就再没有提及这事，但我已经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秘密的痛苦。这种隐藏着的痛苦才是各类痛苦中最深重的，它使他在独处的时候内心狂躁不安，因此我同意小李的说法。

小李和我看见有人正攀爬村署的栅栏。他离开我跑过去，把那人拉下来。

我赶到跟前，那人撒腿就跑。我认出来这人就是上午那个窥视我的人。

“他叫李文嗣，我叔父。疯子。”小李说，“没谁理他，他今天好像对那几辆损坏的车感兴趣。”

我没有再问，小李也没有再说。

李文嗣在街头一家商店前停下来，向我们张望。我清楚地发现，那眼光就像从发黄的绿猫眼里射出来的一样。

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本来是平淡无奇的日子，却由于某种特定契机的产生，立即变得神秘玄妙起来。因此，我准备像法国作家让-纽索一样提醒你，如果你对生活掉了胃口，就多请注意日常中那些与你擦肩而过的人吧！

在鸣沙庄很短的时间内，我发现了许多使人感兴趣，并想彻底弄个水落石出的事情。

我向陀台打电话告诉妻子和邓社长，我有必要在这里停上几天。

邓社长对我的工作态度大加褒扬，并且说要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小李同我在鸣沙庄宾馆的一个单人房间里，谈论了一些有关老客的事情，但我全部觉得跟老客的失踪没有多少联系。

我提出疑问，老客是否还活在世上？

小李急迫地摇摇头。“像老客那种人不会轻易去死的。”他说。

我的疑问仍然具有某种可能性。

“那么，他能到哪里去？”我说，“如果他需要旅游，他根本不必要采取这种方式，而且根据我们获知的情况，他不可能走出太远，也许就在鸣沙庄周围的大山里。”

“他就像一个会使用遁术的人。”小李说，“有人曾经跟踪他，他会突然从你的视野消失。但是人们仍然相信他还活着，可能就在某个时候就会回来。”

老客从鸣沙庄经济事务联合处董事长的位置上引退的缘故，小李也一概不知。消息在今年元月十二日的《凤凰》报上已作过报道，也仅仅是含糊之辞。

我同小李分析，他可能在引退之后感到心境极度荒凉，或许有时候产生了悔意，凭他那种强烈的自尊性格是不会主动提出复出的。在相对枯燥闲散寂寞的生活中，他便产生了寻找寄托的冲动，而结局在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他的自杀会成为可能。

但是小李坚决反对我的这种推断。他说：

“我们鸣沙庄的人都相信他会回来！”

小李的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鸣沙庄的人对于老客失踪的无动于衷的沉着态度。

我们在分析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沉默了。

小李走到房间的门口，站住了。

外面风刮得正紧。

他又走回来对我说他要离开，明天我们还可以去找胡秀英，或许从她那里能够再打听一些能说明问题的情况。

我调低音量看了一会儿电视，准备睡觉。

门被人轻轻地叩着。我打开门，吃了一惊。

进来的竟是小李的叔叔李文嗣。他一边搓着手掌，一边用他那猫一样的目光环视我的房间。我见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服，衣扣扣得很整齐。看样子他并不打算坐下。

“我曾经发过疯，可他们一直把我当作疯子。”他开始对我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在十多年前的春天，那时候公路还没有修到鸣沙庄。要想到山外去，走的都是山中那些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步行去陀台卖羊毛回来，坐在路边的石崖上歇着。那女人连喊都没来得及，就忽然跌到山崖下去了。后来有人看见路旁有她丢掉的零散东西，断定她是从那里掉下去摔死的。那些人连她的尸体都没有见到，只在山涧找到一些撕碎的女人衣服，上面沾着鲜血。那是十多年前春天的事情，鸣沙庄的油菜田里满是耀眼的黄花，蜜蜂、蝴蝶一群一群地从早到晚嗡嗡响。”

我警惕地盯着李文嗣的脸，问他：

“那女人是谁？”

李文嗣的眼连眨也不眨地闪着黄绿色的暗淡的光，他这样回答：

“那女人叫碧喜。我的女人。”

“你的女人？”

“是的。她死的时候是两个人。她怀了我的孩子。那天我正在油菜田里锄草，我看到鸣沙山后面的云，一个劲儿地闪着红光。我知道碧喜出事了，当天我就锄掉所有的油菜。以后好几天蜜蜂就在枯萎下来的油菜棵里钻来钻去，不久草就长出来把油菜遮住了。我好不容易才等到她长大成人，我比她大十岁。”

“从那以后你就疯了？”

“第二年春天田里又长出来油菜。我去锄，我的哥哥抢去我的锄头。我连夜把它们拔下来。那是我哥哥种的油菜。现在那里只长青草和灌木。”

李文嗣的脸上没有表情，但是他的目光却在瞳仁深处动荡起来了。

我听着他的这段动人的经历，止不住同情起他来，想请他更详细地讲一讲他的事情，他却抓住我的手让我跟他出去。

风已经停止下来，雪花开始飘落。

我们脚步轻轻地出了寂静的宾馆大门。在大门口，我听到从村署那个方向传来一阵玻璃破碎的响声。

李文嗣领着我走到村庄平整的街道上，趁着灯光的阴影来到一条长椅的后面。

村署栅栏的顶端正有人从里面爬出来。那人穿着一件奇怪的衣服，在那里活像一只巨大的刺猬。

我惊奇得要站起来，李文嗣按住了我。

那人已经从栅栏顶上，跳到地上面，又迅速地向前走去。

等他走后，我们又来到另一条长椅后面，那人走向村口，仿佛一个怪物。在鸣沙庄游艺场的一侧，那人被一丛松树遮住了。等我们赶到，那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和李文嗣返身往回走，我抱怨他不让我冲上去。他说那人中了蛊，明天还可能会来。

李文嗣想回家了。我一个人走回宾馆。

在我刚刚躺下时，听到一种辽远的怪异的声响。这种声响在冬夜的沉寂中一闪而过，根本没有回音，仿佛在它传播时很快被什么物质吸收尽了。

我赶快看看手腕上的表，指针正指示零点三刻这个时间，我暗暗记下来。

黑暗中我睁着眼仰望天花板，那个形状奇特的人在天花板上出现了，重复着那种翻越栅栏的动作。我只好将电灯打开，照得房间里亮堂堂的。

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不希望有人来拜访我，但我的耳朵里分明涌起一股喧声，好像飞机从高空飞过。

我想，那是蜜蜂在歌唱。

十二月三十日，鸣沙庄仍旧悄无声息。

我避开街上沉默的行人，走到李文嗣的小屋。

那小屋建筑在一个小山坡背后，墙壁涂成了灰色，山坡的阴影罩在小屋上，一点也不惹眼。看来这里很少有人来过。屋旁的草整齐地枯仆在地上。有几只白鹅在竹篾编成的笼子里探出头，对我干叫了两下。

屋内的景象跟在外面看到的鸣沙庄的印象迥然不同，却跟十多年前的农舍没有什么两样。屋子只有两间，他带我走进里面的一间，我觉得那里仿佛在举办中国二十世纪中叶的农具展览。墙边有序地排放着铁锨、锄头、板镢、三齿铁叉、三齿木叉、钉耙之类。它们之间悬挂着沾满粉尘的蛛丝，随着我们打开门时涌进的空气微微飘扬。在角落里，有一块圆盘一样的石头，石头上面叠置着发出冷光的青茓子，以及柳编的簸箕、草筐之类。

李文嗣拿起一把断折的扫帚柄，轻轻敲了一下一只满是破洞的罶篓，惊起一只昼伏在瓦楞间的黑色蝙蝠。

这家伙张开难看的翅膀坠落下来，在即将落在下面的物体上时，又猛地向上飞起，于是就像一把奇形怪状的梭子一样，在房间里穿行，激起空气中静止的尘埃。

我和李文嗣急忙退出来，把门关上。

在我退出房间的一刹那，我的视野里扫过一种用高粱叶编成的东西。

我很快断定那是一件下雨时穿的蓑衣。

李文嗣已经把房间的门关上了，我没有提出来让他再次打开。

蝙蝠在里面飞行的声音传出来。

凭借我在瞬间获得的印象，并加以延伸，我猜想在那墙上挂着的蓑衣一旁还有一只用来挂东西的木橛。也就是说，李文嗣可能有两件蓑衣。

昨天晚上有人从村署的栅栏里面向外翻越的情景闪现在我的脑中。我想那个像大刺猬一样的人穿的一定是一件蓑衣，同李文嗣收藏的蓑衣一模一样。

我不由得看了看李文嗣，在他脸上没有发觉什么。

他脸上的肌肉好像从没有动弹过，仿佛丧失了表情。

收藏着粗陋农具的房间里声息全无，可能那只蝙蝠找到寄身的地方了。外面的鹅零零落落地叫了两声，仿佛记忆的碎片一样，闪着磷光，从深水里摇摇荡荡地浮上水面。

李文嗣这样说道：

“我收藏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农具。自从出了那件事之后，我就开始捡那些被人淘汰不用的农具收藏起来。那是一九八九年冬天，我当时病还没好。其实我心里什么事都清楚。那天晚正下着雪，我迷迷糊糊地躺着，看到满山遍野都是盛开的油菜花，蜜蜂和蝴蝶像一片片云彩。你知道我整天就是靠想这个过日子的。只要我哪天看不到油菜花，我就会真的发疯，或者会自杀。我忽然觉得那时候有一道很宽很深的影子飘移过来，把我的油菜田遮住了。我在这时候听到院子里的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接着我听到声音消失了。后来我打开门，发现门前石阶上放着一沓钱。院子里有几行脚印。我穿好衣服沿着这脚印走，走了不远脚印多起来，我没有再往前走下去。那时候我看到高高的鸣沙山好像一位正在远去的雪人。从那以后我就不再胡想那些过去的事，我找不到别的事可做，就每天捡别人丢下的东西。十年过去了，我将它们整理好，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些。碰巧也有用，半年前，老客来到我这里，向我借锤头和铁钎。”

他停下来，听着外面的脚步声。

小李推门进来，说：

“老王，你怎么在这里？我们正四处找你。跟他聊什么！”

李文嗣不动声色地瞥了他一眼。我还在想李文嗣关于锤头和铁钎的事，见小李急匆匆的样子，只好随他走了。

小李领我到村署看了看玻璃被砸碎的汽车，以及客厅里被摔哑的电话。我没想到破坏的程度这么严重，但我对昨天夜里看到的事情只字未提。小李被别人叫去，我抽身走出村署，想继续同李文嗣的谈话。我刚走到鸣沙庄游艺场，就碰上了胡秀英。她的神情跟昨天一样，一走到我跟前就请我随她去她家一趟。

胡秀英身穿一件毛衣。在她肩上有一个线头挑了出来，想想可能是什么东西挂出来的。她在家里告诉我昨晚鸣沙山响起来了。我说我也听到了。她说：“你知道为什么响吗？鸣沙山一百年没有响过了。那是一种含铜物质很多的沙砾，它在流动时就要发出响声。”她拿不准这是不是一个好兆头。

我没有想明白胡秀英把我叫来的意图。她显然犹豫不安，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她低头想了一会儿，终于这样说：

“老王，这里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你回陀台吧。”

她的话出乎我的所料。我马上站起来对她说：

“也可以，但我还是想在元旦之前见到老客。‘未来之音’没他在场，我无法向邓社长交代。”

胡秀英很过意不去，她绞着双手，斜睨了一眼肩头挑出来的线头，说道：

“我替老客谢谢你们，我想他会回来的。”

我便告辞向外走。在我走到门口时，一堆黑褐色的东西跳进我的视线中来。

我转身用不可辩驳的口气对胡秀英说：

“他昨天回来了。”

那女人摇着头，猛地哭了。

我再次询问她，她仍旧矢口否认，并且又反复说她从桃符上看到预兆证明老客绝不会回来了。

我的疑心更大了，相信她在说谎。我还想再问她，但是看见她可怜的样子就只好暂且离开，也没有去李文嗣那里，便径直回到宾馆。

在宾馆房间的写字桌上压着一张纸条，我拿起来一看，见是胡秀英留下的。上面说让我去她家一趟，她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我想她所谓重要的事情无非是请求我离开鸣沙庄。

胡秀英让我满腹疑惑。

小李没有在老客家找到我，就又来到我在宾馆的房间。

他兴奋异常地告诉我，他从老客家里发现了新情况。在他闯进老客院子里时，看见胡秀英拿着一件蓑衣，从客厅走入一间放杂物的小房子里。他说那件蓑衣保准出自李文嗣之手。当年李文嗣是编蓑衣的行家，他编的蓑衣不但用料少，而且遮风挡雨的性能非常好，鸣沙庄家家户户都以得到李文嗣的蓑衣为荣。小李那时还是小孩，有时候就跟在李文嗣后面，到那些邀请他编蓑衣的人家去。李文嗣机智风趣，同人家边说话边飞快地织。由于后来人们不再使用这种防雨工具，渐渐没有人再请他，织好的蓑衣也就不断地丢弃了。但是小李记得李文嗣曾经保存了两件完好的蓑衣，他闹不清怎么有一件竟会落在老客家里。老客是不会将这种东西留到现在的。

我告诉他我怀疑老客昨天来过。他拧着眉头想了好半天，叫道：

“是啊，但她为什么掩蔽他回来的事实呢？她还说她不知道老客到哪里去也是假的吧？”

我决定独自一人调查老客的情况，就告诉小李不要把我们说的话传给别人，胡秀英知道后会更加不安的。她肯定有难言之隐。

这天夜间零点许，鸣沙山又发出了响声。

三十一日早晨，我又去找李文嗣。

那时候他正蹲在地上整理一套缰绳，把那些有破绽的地方拧足了劲编好。我赶到时他根本没有动，两只很漂亮的手巧妙地做着他的活计。他接着我们昨天的话讲下去：

“老客借走的锤头和铁钎，一直没有还。”

李文嗣也有些疑心这件事，后来他听到村里有人对老客的说法，才知道老客每天一早就从村里出去，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消失掉，在夜半时分才回到村里。有人见他半夜从外面走到村口，想同他说话，他也不愿理睬。

李文嗣那时候想起自己有半个月时间没见到老客了。

半月之前，也就是老客向他借东西的前两天，老客曾突然闯入他家里来，向他慢慢谈起了很多以前的事。他提到的有些人李文嗣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他讲得最动情的就是他的父亲。他父亲是鸣沙庄的一个小石匠，常去山外卖他做的小石磨。

那一年陀台刚刚解放。人们看见他父亲把一个大肚子的漂亮女人领进村里。他们在黄色的油菜田中间的小径上走走歇歇，然后站在一个山头上向鸣沙庄眺望。

三天后，鸣沙庄这个当时只有一百零三口人的小山村，就已经是一百零五口人了。

老客的父亲欢天喜地地用积攒多年的钱置办了二十五亩荒坡地。他整日整夜在荒坡上开垦，在草根树根交错的新翻的土地里播下了油菜籽和玉米。他和他的那个漂亮女人在秋后收了两囤粮食和五十斤油菜籽。在经过当时村中一家最阔气的门楼时，他止不住高兴地嘿一声。但在第二天，他就只好低下头同那家的主人一起，并排站在用木头搭起的台子上了。在人们的督促下，他打了那个白发老头一个耳光。老头也打他的耳光。他们来来往往地拍打出响亮的耳光，以吸引台下的人欢呼雀跃。台子上有个裤筒一只长一只短的年轻人对他们说，老客父亲打那老头两下，只准老头回敬一下。

在他回到家里时，他当着自己的女人和孩子的面啪啪地打自己的耳光，据说他打自己的耳光的数目正好是那老头比他少打的数目。

他的女人看着他的脸都被自己打紫了，哭着劝阻他。他怒气冲冲地推翻扑过来的女人。

第二天晚上，老客的父亲从外面回到家里，发现那女人抱着老客的儿子不辞而别。

当时老客的父亲没有想到别的，他放下肩上的工具就向村外走。他不敢问别人，又怕别人看见，但他很快就走出了鸣沙庄。

那时正是秋末，山上熟透的自动坠落的野果子腐烂了，发出阵阵好闻的香味。从山口吹来的风虽然凉爽却有些冷。他在这样的风中听到了孩子的啼声。据老客对李文嗣讲，那个女人因为留恋老客的父亲，走得很慢，正像来鸣沙庄的时候一样，走走停停。

老客的父亲在青龙咀找到了他们母子。

青龙咀是鸣沙庄去陀台的必经之地。

村里人重新看到老客的父亲，是在一月之后的黎明时分。老客的父亲抱着老客返回鸣沙庄，那个漂亮女人没有跟他一起回来。

老客长大了才知道那女人是吓怕了才想偷偷逃走的。老客十岁时，他父亲告诉他，他母亲是在青龙咀死去的。

老客的父亲每当向儿子讲述这段往事时，总在他听到风中的儿啼这里截住，然后大幅度地跳跃过去。如果老客逼得紧，他就简要地说：

“你母亲正坐在青龙咀的石头上看着你哭。她的脸色很白，我远远看见她的脸发着寒冷的光……”

老客从小就怀念母亲。

在他十五岁那年，他父亲临死的时候才告诉他，他并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

老客在鸣沙庄十五岁以前的经历，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创伤。他在外地的流浪生涯虽然少有人知，但是村里人相信那也绝对不是快乐的。

李文嗣将他和老客那一次交谈的内容有选择地讲述给我。现在他已经把一根缰绳给捻好了。他把它放在收藏农具的房间里，我又一次看见墙上挂着的那件蓑衣。它仿佛一张动物的皮一样地贴在那里。

李文嗣从里面走出来，回到我的对面。

“你是不是还有一件蓑衣？”我问。

李文嗣眯缝了一下他那放射着潮湿的黄绿色目光的眼，说：

“是的。我有两件编得最好的蓑衣。当年村上有人需要蓑衣，我就毫不推辞地替他们编。但是只有一家我从没有去过。那就是杜义田家。”

“杜义田是谁？”

“碧喜的父亲。一九八〇年秋天，我刚刚高中毕业。鸣沙庄是陀台当时最穷的一个山村，已经有七八百口人。我能读完高中全靠我的哥哥李文治，那时候小李子只有三四岁。哥哥盼我能考上大学。回乡以后我就准备养貂，没过半年，那些貂全死了。我在鸣沙庄的名声开始不大好。杜义田不让我和他女儿来往。那时候人们对于庄稼地里以外的事情深恶痛绝，一直到老客回来，到一九八九年他的那辆上海车从青龙咀滚下山崖，人们的看法才有所改变。老客的那辆车已被人用石头砸得很难看，连挡风玻璃都没有。从一九八九年开始村里的事情出现了转机，老客重新买回一辆车，并且没用半年公路就修到了鸣沙庄。他自己出钱为村里铺了水泥路面。谁也不知道他当时有多少钱，有人说他是借的，但他花得起。这时候碧喜已经死了，我在她没死之前编好了两件蓑衣，但一直没有用过，我就把它们保存下来。那时候她真的怀了我的孩子。”

“另一件蓑衣现在哪里？”

“二十八日晚上，我刚睡下，老客就闯进来。他说，他需要一件蓑衣。我当时不想借给他，但在他转身的时候我改变了主意，把我的那一件给了他。剩下的一件是碧喜的。我在门口看见他并没有继续朝村里走，他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

“那天晚上，村署的三辆汽车被人砸坏了，你以为是谁干的？”

“是我。”

李文嗣的回答让我惊异不已。我盯住他那因长久不表露感情而造成的近于麻木的面部，他说道：

“破坏汽车的是两个人。还有另一个人，是老客。那天晚上老客借走我的蓑衣之后，我老睡不着，就走出屋。我一直想做一件有破坏性的事，就想到了汽车。”

他认为他想破坏汽车的念头产生得自然而然，根本不可抗拒。

他走上街头就转向村署。他知道村署一到夜间就走光了人。他到村署大门旁，发现门没有上锁，他一推门就走进去。他那么顺利地干掉了三辆汽车，以至他回家后还兴奋得满面挂笑。他在天亮之前从窗玻璃上面发现有一片雾一般模糊的笑容，才想到自己是在微笑着，至今脸部的肌肉都有些发酸。

我们走出他的小屋，屋旁的几只白鹅被我们惊动了，朝我们叫唤了几声。等确定我们对它们不会造成伤害后，才安静下来，抻长脖子去啄嵌在墙缝里的残雪。

地上的雪早已化光了，空气清冽。鸣沙庄的各家企业污染很小，平时也听不到太大的噪音。今天因为临近节日，村上的外地人也不多，几家小商店开着门，只有几个人进进出出。我看见几处高大的建筑物上，正有人爬上去，静静地悬挂一些节日的标志和一些鲜艳的招贴画，但是整个村庄仍旧处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寂静中。

李文嗣把我送到一座石桥上，跟我说今晚他请我吃饭。我答应了他。

我现在根本不相信他是疯子了，虽然他的目光仍像猫眼，我想那是因为他往常不大出门的缘故，他在阴暗里沉思默想惯了。

他刚想转身回去，却又停下来，向我身旁靠近，神秘地低声说：

“看见了吧，前面那个撇着腿走路的人。他是老客前几年的司机，姓高。如果你想对老客了解得更清楚就去找他。”

李文嗣指示给我的那个人渐渐向我们走近了。他的上身很胖很圆，下肢又细又长，脚长得很大。他发现了桥头上的我们，便犹犹豫豫地想掉头走另一条路。

李文嗣喊住了他，他就继续走过来，在李文嗣的介绍下伸出胳膊跟我握手。他的手很凉，在我的手里仿佛几根冰凌。

李文嗣离开了，我和老高边走边小声谈。

“老客近来的行为很异常，人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吧？”我问。

“不知道。”他回答。

“他的失踪人们必定感到焦虑，但是竟没人提出找他，这总像有些薄情寡义。”

“不知道。”他这样说。

我有些沉不住气了，想想他可能是职业的缘故，没有养成爱说话的习惯。在我想的时候，他说话了：

“我们在等。”

“等老客？”

“人们不相信他真的失踪，大家都不愿意说话，心想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又会回来。”

我松了一口气，觉得忽然理解了鸣沙庄人的心情。我说：

“村署的电话被捣毁，你知道谁干的？”

“知道，但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也不敢保证有人会在村署那里放上一枚炸弹。没有谁想防备别人这么干，大家都没想到保卫。我心里觉得他这样做自然有他这样做的理由，也许这两天里还会有些公共设施遭到破坏，但是我相信他会厌倦的。总有一天他不会再那样做了。”他的宽阔胸怀令我不知所云。

“你有没有想过会是老客干的？”我问。

“那也说不准。不过我告诉你我有好几天总想跳进村署干点什么。前几天我打了老婆一顿，就是因为我心中烦躁得难受，总想拿什么出气。等到那天早晨听说村署的汽车被人砸坏了，我才觉得那口气吐出来了。后来我跟老婆道了歉。天！她说她还想把针放在汤里呢。就是这样，你想，这几天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大家越是没动静就越可怕。”

我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老高请我去他家坐坐，他愿意跟我谈论老客的事。我当时很愉快地答应了。

他家的房子跟老客家有着同样的格局，比老客家阔绰的地方就是他的客厅里铺了猩红色的地毯。四处收拾得干净整齐，说明他妻子是一个勤快的家庭妇女。他的庭院里有一个用水泥柱子支起的葡萄架，光秃秃的葡萄枝上吊着一件厨房里使用的竹箅子，我从窗子里可以看到这些。

在老高的妻子离开客厅后，我对他说：

“你不是第一个跟老客开车的吧？”

这个跟他姓氏的意思一样身材的男人，声音低沉得仿佛有人在背后替他说话。他回答是第二个。第一个司机在村里被砸伤以后，老客付了五千元休养费就辞职不干了，他接着就开那辆上海车。

他说老客当时外出很节俭，从没有买过什么供自己消遣的奢侈品。老客当时像一部运转不停的机器。老高开车的时候总觉得汽车开动靠的就是这架机器输给的动力，他怀疑如果老客下了车，这车还能不能开得走。

“这部机器的内部很涩，内部齿轮的转动使他付出了很大代价。”他说。

老高的这些话跟以前老客留给我的印象一致。我便想引导他向我感兴趣的问题上靠拢。

“老客的车史构成了他创业的一部分。”我说，“没说错的话，你开的那辆车是一九八九年报废的，而且还有可能是你和老客故意将车推下山崖的。那辆车并不是没有维修好的可能，再低限度它还可以再开两年。”

老高听了像受到寒流的袭击，他的肩膀猛地一抖。接着，他沉吟着看住放在膝上的一只自然弯曲的大手。他终于没有说话。

我继续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四十多年前一个从陀台来的女人神秘地在那个地方死了，过了三十年也就是在十多年前，一位叫碧喜的女人又从那个鬼地方闪落下去。那个地方叫做青龙咀，它的样子仿佛一只探出去的大张的龙嘴，十分突兀险恶，下临万丈深渊。”

老高点着头，说道：

“是的，那是个可怕的地方，就像龙一样可怕。想一想竟有一个沉鱼落雁的女人坐在那个地方歇脚，头皮就要发麻。以后修的公路多起来，我情愿绕着青龙咀也不愿再从那里经过。李文嗣为碧喜的死发了疯，后来他就整天关在小屋子里把人们丢弃的农具收集起来。你已经见到他了，你我都明白他并不是真疯。”

“他收藏农具是在那一件事出现之后。那天他发现有人在他门前放了一沓钞票。”

“钞票？”

“是的。一个下雪的天气，有人偷偷放了一沓数目可观的钞票就离开了。他现在还保存着那些钱。”

“还保存着？”

“据我猜想他一直认为那是老客给他的钱。”

老高拿出一支珞珈香烟释然地抽起来，眼睛朝前方平视着。那种神态使人不费力就可以想象出他像隔着一层玻璃，朝很远的飞速移近的地方凝望。

过了好大一会儿，老高才试探着问我：

“李文嗣跟你讲了很多的事情？”

我承认了。

“你可能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说，“那就是老客的母亲是被他父亲推下山去的。他父亲远远看见他母亲脸上的青光，就呼喊着她的名字跑过去。她因为极度害怕，见到老客的父亲就慌，她抱起老客就要向山下跳，幸亏老客的父亲及时赶到才把他从她怀里抢过来。她说那是她的儿子，她要带走。他们两个人就在青龙咀上吵起来。老客的父亲一失手，把她推到山崖边缘，她站立不稳，一头栽了下去。母亲的叫声吓得老客不敢再哭了，老客说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流过泪。这些事都是老客对我讲的。我相信他母亲的死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在我们经过青龙咀时他会无端地大叫，声音像野兽一样。我当上了他的第二任司机，在路过青龙咀时，他猛地呼喊起来。我因为还不了解他的这种毛病，紧张地回头一看，车就像冰块一样从山道上滑下来。”

他戛然止住了，狠狠地抽了一口烟。烟卷几乎跳出火焰，很快烧到他的手指。他没有把烟蒂扔到烟灰缸里而是丢在地毯上。“我迅速扭转方向盘，车头撞在石壁上，停下了。”地毯的烤焦味散入室内的空气中，竟然使我的紧张程度减轻了。

“就是这些。”老高轻轻地说。他那仿佛隔着一层玻璃的目光投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上，回忆的神色逐渐褪了。

“请你注意小李。”他说，“在二十九日晚上我看见小李在街上奇怪地走。他穿着蓑衣，但我还是认出了他。”

我从陀台来的电话中得知我的妻子已经进了医院的产房，但我决心不见到老客就不离开鸣沙庄。

老高在提醒我注意小李后又对我说：

“一些事情你知道了也无益处。”

我从他家里出来就回到村署。小李正闭目养神，见我回来就转告了电话的内容。

眼前的小李，你不会将他跟袭击村署联系起来。但是也许人们心里早就明白这些，只不过谁也不愿说。我告诉他刚才我在老高那里。他心不在焉地听着，脸上有一种快意的微笑。

“老高二十九日晚间看到过你，你去干什么了？”我问。

小李听着的样子仿佛我不是在跟他讲话。我又说了一遍。

他连连否认，说他那天晚上从我那里出来就回家睡觉了。老高碰见他是可能的，但他不可能再去干什么。他倒觉得老高可疑。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是在十年前。”

小李就这样讲述道：

“那天夜里，我去邻居家看电视。在我回家时我看见一个人从胡同里走出来，样子很古怪。我觉得好奇，就悄悄跟在后面。那时雪刚停下。那个人戴着皮帽，裹着长围巾。跟了一段时间我认出他是谁了。看样子他也发觉了我在跟踪他，后来我忽然找不到他的影子了，但是他留在地上的脚印很清楚，我就沿着脚印追。那行脚印又走回来，拐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就是老高。他是位退伍军人。从那以后他就不再为老客开车，经常站在家门口出神地望着什么。如果别人从他家门口经过，他就会装着干一件事。我想他可能遇到了不幸的事情，但是谁也别想从他嘴里得到什么。后来情况好了一些，他在有他股份的一家小工厂当工人，一直到现在。在他心里隐藏着一种东西，他总有一天会发泄出来，而在二十九日晚间我看他的样子就有些鬼鬼祟祟。我一直忘不了那件事。”

小李是个狡猾的青年，我现在看出来了。他在极力把视线引到别人身上。

现在我觉得不妨把二十九日晚间我和李文嗣看到的情景说给他听听。果然他在听完之后便嘿嘿笑着挠挠头皮说：

“那就是我。”

我对他说：

“你呀，这叫做贼喊捉贼！”

他怔怔地看了我一眼，说他仅仅是窜入村署摸摸情况，演示一下作案的过程。这样做是因为他十年前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刑警。

“那么，你那件蓑衣是从哪里来的？你不是说鸣沙庄只有两件蓑衣吗？”我问。

小李表现出深深的惊奇，说道：

“我是从我叔叔那里拿的，本来就只有两件了。在翻越栅栏之后我发现那三辆车的玻璃已经被人敲碎了，那汽车绝对不是我干掉的，这个你要相信我。我因为觉得挺失望，才打开客厅的门弄坏电话机的。这叫做剜肉补疮吧。不过今天我已经把它修好了，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可没有破坏到底。我在那天晚上去叔父家发现蓑衣只剩下一件，我就披上了。除了我叔父，谁也不会保存这东西。但是想穿着它干点事儿的家伙大有人在。它总是给人一种感觉。”

“一种感觉？”

“一种……这么说吧。”他说，“就是跟现在迥然不同的一种感觉。它使你想到流逝的时光，另一种纯朴的东西，一种古老……和谐。而我们现在从心底里对新时代不大适应呢。比如说，我就不想总守着电话机，我想手里捏着石头向什么东西砸过去。我们就像不断走向更明亮的光线里，而我们深深感到自身非常暗淡，于是我们就想得到那么一种感觉。就是这样。”

“你的叔父也就是整天沉浸在你所说的这种感觉里面，是不是？”

“是的。我一走进他的那间堆积着旧时代农具的房间，就不想再出来。那一口生锈的铡刀，我总想听一听用它切草的哗哗声。”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向往的神情，“还有老客，他也是寻找那种感觉去了。所以人们心里明白，并不去寻找他回来。”

我跟小李便不再说话。我几乎被发生在鸣沙庄的事情搞得头昏脑涨，但是我觉得此刻开始有点轻松。我的脚就像已经接触到了时间的深邃的河水。我正伫立在浅滩上，但是一夜之间我将会站在另一条岸上。

我没有放弃对老客失踪及有关事情的调查，我问小李去青龙咀的路程远不远，小李说并不远。他向我描述了一下青龙咀的概貌，我在记忆中找到了这个地方，便决定亲自到那里看看。他要从别的地方借部车，我谢绝了，说我想一个人走去。小李说别等到天黑，山下的路很难走。

鸣沙庄的气氛犹如以往，沉静神秘。

太阳透过淡薄的云层，照射着远处的山峰。

顺着青龙咀的山势，生长的树木很多。从石间生长出来的荒芜的枯草匍匐在石上。

我沿着从前人们砍柴的小道，来到山下的一片平坡。

从下面回望崚嶒的青龙咀山崖，眼中就出现了那些命运悲惨的人从山崖上翻落的影子，像降落的黑鸟。耳中也似乎听到山谷里还在回荡着女人多年的哀鸣。

平坡前面是一条清浅的溪涧，尚未结冰，断断续续地流淌着一点清水，不时消失在矮树丛生的地方。有一种阴森之气正紧紧地围困着我，使我想到这里就是痛苦之渊。我经过几天努力追溯的时间就像一条巨大的蛇一样，盘踞在青龙咀下面的石头和树林中。

太阳移到南边山顶的一侧，但它似乎根本照射不到这个幽蔽的地方。在我抬头望天时我发现了一双隐藏在柘树丛后面的眼。我赶快寻找这个人，心想幸好这里也有人家。

透过掩映的树木，我看到一个身穿方格花纹衣服的女人，挟着一只蓝布包袱，正向前面的树林走去。我想如果这里历来就有人生活，一定可以为我的种种猜测提供依据。

我跟踪了过去。那女人的脚步不紧不慢。她肯定知道有人在尾随她。她从一块石头上跳到另一块石头上，那种山里人的轻捷的步子，在我的眼中仿佛归窠的小松鼠。

在那片干爽稀疏的小树林尽头，有一个竹篱围成的小院落，竹篱上还悬挂着秋季攀缘植物的变干的果实。竹篱的柴门歪倒在一旁。院落里有一座石砌的小屋。

那女人穿过树林，走进院子。

这种静谧的山间野舍给我的感觉，在我看到它的一刹间我以为就是小李所说的人们想寻求的那种感觉。

那女人临进屋时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发现她面带一种胆怯的笑容，仿佛怕我跟进去。我犹豫了片刻还是跨入了这个庭院，在小屋门口探首向里面打量了一下。

我的脸上立刻感受到一片凉爽的目光。在小屋中央端坐着另一个女人。我肯定她并没有拒绝我入内的意思，便轻轻地走了进去。

那女人使手势示意了一下，我发现在她的侧对面放着一把竹椅，便坐到那个地方，觉得正合适。

现在我留心地观察着这个女人，她好像很长时间没有挪动过位置。她的头发梳拢在脑后，打了个桃子一样的发髻，显得干净利落，平添了几分庄严。她上身的衣服做了个镶黑边的偏襟。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不俗，但并不使我在她跟前感到不自然。因为屋里的光线比较弱，她的苍白的脸色便有些发青。

我说我没有想到这山涧里还有人家。她慢慢地回答，以前这里还有几户，不久前都搬出去了，但她们觉得还是清静为好就留了下来。

“没有刚才那个女人，我不会找到。”我小心地说。

“那是我的儿媳碧喜。”她向我介绍。

“碧喜？”我吃惊得无可言状。

“她正在里面喂孩子，她出去做了一点事。”

我将信将疑地环视一下屋里，见一面墙有一扇小门，从那小门里传来婴儿的啼声和做母亲的女人那种柔和的哄孩子的声音。这一回我还发现屋内靠墙的平柜上有一部电视机，机顶上披着一条白色线巾，天线从墙上部的窄窄的窗洞里引出去。在屋子的角落竟还有一个男人。他一直就没有动静，连看也没有向我们看一眼。他的样子很怪，仿佛在沉思。他的肩上落满了灰尘，白白的，像一层烟雾。

屋内的摆设让我联想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那种丰足人家的生活。

“他是我的男人。”跟前的女人向我介绍。在她的声音里我听出一种类似得意的意味。但整个声音都让我不由感到我和她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逾越的距离，仿佛我们是在两个世界，在不同的世界里对视。

“他是不是病了？”我问。

“不是。”

“他怎么不说话？”我又问。

“你伸手摸摸他。”那女人说。

我迟疑了一阵还是走到他跟前伸出了手。

“木头的！”我吃惊地对那女人叫道。

“是的。我忘了给他换衣服。碧喜也忘了，她不是一个太孝顺的女人。”

“那么你是谁？”我不由得问她。

“我是苏党参。”

我回到刚才的位置上坐下，她从头上取下一根银针，向我递过来，说道：

“我的父亲是老中医。你把这根银针插在他脑后的府上穴，他就会跟你说话，领你看他种的庄稼。”

我不敢接她手指间的银针。

停了一会，她又把它插在自己的发髻上，对我仰起了脸。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颏下的皮肤依然紧密，仿佛一片展开的碧水。

“你怕他活过来，其实他不会伤害你。也可以说他是碧喜的男人。那一年我只有十七岁，我父亲领着我来到陀台的金谷院，金谷院当时在陀台的名声很大。第二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他就闯了进来。他的个头很大，很有力的样子，我吓得往外跑。他抓住我的手腕，一用力就把我手上的玉镯子捏碎了。他抱起我扔到床上给我脱衣服，他把我的衣服都撕碎了。那时候我听见外面有人在笑，我想爬起来可他已经趴在我身上，像牛在耕地。我觉得自己被他划开了，但我直到最后都没停止打他。他躲到床下去，我哭着看见他脸上流着血，指甲印一道一道的。我看着他忠厚的样子就原谅了他。其实我真不该原谅他，不然他的所有地产就不会卖光了。”

“你就是老客的母亲吗？”我不由得问。

“是的。”她接着说，“他卖光地产是在半年以后。半年以后金谷院就对他拒之门外了。在我们最后一夜他急着要领我逃跑，我对他说，你要把我父亲杀了，那个老中医。他同意了。第二天人们就告诉我我的父亲死了。我想等着他回来，可他从那以后就再没有露面，有人说他来过却被金谷院的周妈妈挡了回去。那时候他已经是个乞丐了。又有几个月光景，陀台四周都是繁密的枪声，我和姐妹们躲在屋里不敢出来。一天早晨，枪声停息了，几个兵来到金谷院不放人进去。没几天我就被一个常在城里做小买卖的农民领走了。”

“那个农民就是老客的父亲？”我问。

“不，那不是潘贵贵的父亲。”苏党参指着墙角的木头人说，“他才是老客的父亲，他叫王朴之，也是庄稼汉。”

我又认真地打量着这个栩栩如生的木头人，我发现他简直跟老客是一个人，连那凝固的神情都绝无二致。

苏党参又要让我把她的那根银针扎在王朴之的脑后，说他会跟我讲很多三四十年代的事情：

“你在书上看到的那些根本没说对。那情景也是很有些让人留恋的。”

我回绝了。她大概以为我胆小，所以就止不住笑了。

她忽然收回笑声，问我从哪里来的。

我回答是从陀台。我是《凤凰》报社的。

她不知从哪里摸出一张旧报纸，对我说：

“就是这家报纸吗？你是编辑还是记者？”

我说我是副社长呢。我问她这是从哪里来的报纸。

“我儿子送的。”她说。这一回我想她不是指王朴之，“他到这里来，送点报纸啊、花布啊，以及新发明的小玩意什么的。”

我不由得转头再看看角落里沉默的木头人，他完全无动于衷。“那么，这部电视机也是老客送的？”

但她突然侧耳倾听起来。过了一会，她高兴地从门口望着庭院说：

“我儿子来看我了。”

我侧身站起来也向外观看。敞开的竹篱外面，就是冬天落光树叶的树林。林子里连个人影也没有。我说我什么也没看见。

苏党参让我等一会儿：

“我听到他的脚步声了，他在过那条小溪时弄湿了脚。粗心的孩子！碧喜，出来吧，你丈夫回来了！”

我转过头去，在外面碰见的那个女人从屋里走出来。她怀里还紧抱着那个蓝布包袱，靠在里屋的门洞上怔怔地望着，很难想象她是在迎接她的丈夫。

老客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出现了。他伸出一只手拨开低垂在他眼前的树枝，弄出的声音传到小屋中来。

他仍然是从前我见到过的样子，我想他原来躲在这里！

他踩着脚下坚硬的石头，即将走出树林的边缘。通过灰黄色的竹篱，我看到在他前面还有三四棵树。

我站到门口准备招呼他。他不再往前走。他大概在想是不是退回去。他忽然转过身，从原路返回了。我后悔不该从屋里露面，想去追他回来，苏党参在一旁阴郁地说：

“我的儿子就是这么个脾气。他想走谁也拦不住他。看来他并不认识你。”

我辩驳道：

“我们在九年前就相识了。刚才我看出来他已经认出了我。他失踪四五天了。已经有半年之久他的行动变得非常古怪，他每天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就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的妻子？我从没听他说过。”苏党参打断了我的话，然后转身指着背后的碧喜，“这才是他的妻子。我想你肯定是弄错了。”

那女人竟然对着苏党参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苏党参的话。

我觉得有一些话是说不清的，便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我又在刚才的位置上坐下，心想是不是提出李文嗣的名字，看碧喜有什么反应。

“我的儿子是来拿他的锤头和铁钎的。”苏党参说，“那天正下雪，他把上次丢在这里的蓑衣拿回去，锤头和铁钎却丢下了。”

我马上不失时机地接着说：

“他的锤头和铁钎是半年前从一个疯子李文嗣那里借的。”

“我不知道李文嗣。”苏党参说。

“我也不知道。”碧喜随着慢慢低声说。

她怀抱包袱的手在包袱上抓动了一下，这个微小的动作使我看出来她肯定在说谎。

苏党参让碧喜回到里间拿出老客的锤头和铁钎，她想让我辨认一下。碧喜进去了，在她出来之前，苏党参忽然向我俯过身子压低声音说：

“她包袱里是羊毛。”

碧喜将锤头和铁钎拿出来丢在我脚下，她走近苏党参不满地说：

“你在同人家说我。”

“我没有说你！”苏党参一个一个字地说。

她们两个相互狠狠地盯了一眼，碧喜就返身回去了。

“我们两个之间有代沟。”苏党参边说边指着地上的铁物，“看看吧，这就是我儿子用的锤头和铁钎。晚上我听到深山里锤头打在铁钎上的声音，铁钎又磕在石头上，碎石块飞下来。我听着的时候就会想，这是我儿子，他把坚硬的石头敲碎了。他比石头还要硬。”

我对她解释我也认不出李文嗣的锤头和铁钎，我说的那些话请她不要介意。

她笑了，就不再谈论这个。她说碧喜这女人信不过：

“她总是向羊毛里淋水，或者把羊毛放在潮湿的地上，然后再将细土撒到上面。在她的羊毛里你能挑出很多石子、枣核、草种子来。这样羊毛越来越重，但她却卖不出去。一次一次总是白去城里。她就只好整天抱着它们，像抱着孩子。她想跟我儿子生个孩子。刚才你听到里面有孩子哭，那是她在骗你，她学孩子哭学得很像。她现在有些恨我儿子了，我很担心她有一天会拿铁钎凿我儿子的脑袋。不久前我发现她在跟我丈夫眉来眼去，她开始打我丈夫的主意了。我就只有把这根银针保护好，她还是骗走了几次。那天她告诉我她耳朵里像打雷一样，要用我的银针治她的毛病。我就借给了她，谁知她竟把针插在木头人的脑后，我发现的时候他们正在床上。我走过去拔下银针，这个浪子才不动了。她就开始恨我，但我们很少吵嘴，她说一句我便回敬她一句，就算了。我还是被她骗过几次，但她的胆子最终也没有大起来。我以为她天生不能生育，那天我儿子来了，在她的房子里呆了半天。我耳朵贴着墙洞听，他们两个坐得远远的，一句话也没说。我才知道我儿子从没娶过她，碧喜怕我笑话她，就拿假话骗我，说跟我儿子怎样怎样，可我知道她说的是假的。”

里面又传出几声婴啼，我并不敢断定那不是碧喜学出来的。

苏党参提高了声音说：

“什么时候你把羊毛卖掉了，你就可以生孩子了。你听我的话吧。”

我想我在这里呆的时间够久了，准备离开。

苏党参伸出手，对我说：

“你靠近些。我摸摸你的脸，为了记住你。

我怀疑地看着她，没有动。

“不要怕，我不会伤害你。我没有告诉你我是个可怜的瞎子。如果我告诉你我是个可怜的瞎子，你就会靠过来了。”

她的清清的眼睛里果真没有映像，我这时候才发觉。但是我还是不敢靠近她，她发髻上的银针仿佛在准备向外跳动。我觉得在我靠近她时她可能会迅速拔下银针扎在我的脑袋上，把我变成同王朴之一样的木头人。

“你信不过我。我们这里说谎的只有碧喜。我是个瞎子，当年我从青龙咀摔下来的时候眼睛被树枝划破了，以后就长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这个你就会大胆靠近来吧。”苏党参又说。

我的眼睛还在盯着她发髻上的银针。

“我一直认为这有些不公平。多年后碧喜也从青龙咀摔下来，可是她的眼睛好好的。我想那是因为我们的命不一样。但是我有个儿子，她只剩下一堆破羊毛。从我故乡来的客人呵，我是个可怜的瞎子，我没法再看到青龙咀，没法看到山、草、树木、电视。靠近一些吧，客人，在你下次来访时，我听到你的足音就会想出你的模样。只要你把头伸过来，让我摸一下，我就会记住你。”

这时候苏党参变得那样衰弱，竟会出乎我的意料。她的声音凄凉而急切，使我不由得将身子向她靠近。她那只苍白而美丽的手在我的眼前好像是不幸的预兆。她开始变得沉静了，因为我的头马上就要接触到她的手。

我完全不能想象碧喜冲出来喊“党参”时在我内心引起的恐惧。那时候苏党参憎恨地咬紧了牙，我听到从她嘴里发出可怕的声音，暗自为没有落入她手而深感庆幸。

碧喜在十分紧要的关头来到我们中间，她对苏党参连呼“咄咄”。

我再次观察苏党参时，她已经是一位满面皱褶的阴沉沉的老女人了。她在她的座位上缩成一团，森然地对碧喜冷笑着。

“是的，我快八十岁了。”她的松弛的声带响动着，“我等待着活人们的供物。时间走得很快，我已经追不动了。我已经受够了，总是在这里坐着，什么也看不见，一切东西都在脑子里乱转，辨不清东西南北。再过几个小时人们就会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碧喜，我们这些应该消亡的人将永远消亡。客人，你再来的时候就不会见到我们了，我们仿佛幻影一样消失，这里只剩下石头、树木、杂草，那些生了绿苔的白骨，汽车的残骸，空气里飞扬的羊毛的细屑。但是不论在世间和世外苦难从没有断绝过，它浸透了一切。它们是石头，是气息，是火，它们无处不在。别了，人们！”

在鸣沙庄宾馆一见到李文嗣我就问他能不能把礼物送给死人。

“能。”李文嗣随口说。

“怎么能？”

“就像老客当年从青龙咀上把电视机投下去送给他的母亲。”

“老客也把汽车送给他的母亲。”

“不，他把汽车送给了碧喜。”李文嗣说。

我浑身像是瘫痪了，在房间的沙发上闭着眼，听见李文嗣问我是不是去了青龙咀。我说去了。他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看到山野里有一个女人边走边把羊毛撒向空中，羊毛一离开她的手就轻快地飞扬。

羊毛在山野里闪光，仿佛一段一段的光波。

“她就是碧喜。”李文嗣说。

“她穿着黄绿格子的衣服。”我说。

“是的，那种服装的样式村上的人当时还叫做大翻领。她去陀台时从我的油菜田路过。她在田头给我丢下几颗核桃。她带去的羊毛里掺了很多土，我担心她卖不出去。”

“有一个人的额头很宽，他的眼睛里好像有两只翅膀，他的喉结特别突出，这个人是谁？”我问他。

“是老客。”

“老客我认识，但他不是老客。”

“那准是老客的父亲。”

“不，据说他是老客的另一个父亲。一个名叫苏党参的女人对我说的。”

“我不知道谁叫苏党参，我只知道老客的父亲就像你说的那样。他死的时候我已有七岁了，他的样子我记得。他瘦得只剩下一张松松的皮了，还连连向外吐绿水。他饿得没办法，吃了地窖里丢下的病番薯。他找到两块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番薯，就高兴地往家跑。我想他准是找到了好东西，就跟了去。走到他家里看见他和老客正大嚼番薯。老客的嘴里冒出血，把那块番薯染成了黑红色，像在嚼一颗心。后来我听人们说老客在没有吃父亲找到的番薯之前正啃一块石头。他想石头在他嘴里或许会变成美味的食物，结果他的牙齿啃坏了一颗。一直到他把父亲埋到山里，他嘴里还在冒血。村上的人只看见他大张着饥饿的血嘴，而听不到他的哭声。我还是记得清老客父亲的模样，他活着的时候碰见我就摸我的脑袋，对我说，‘嗣儿，长大不要城里的女人做媳妇，记着没有？’我说记着了。凡是见过他的人都忘不了他的眼睛。”

“你相信活着的人能见到死去的人吗？”隔了一阵我又问。

“能。”他又一次肯定地回答。

“老客也经常看到那些死去的人吗？”

“他经常去看望他们。如果你想找他们，你就肯定可以找到。他们在你心中掩藏着，上面是一层层的迷雾。”

我和李文嗣走上一盏灯也未亮的大街。鸣沙庄的上空出现了一丝骚动的迹象，但它仿佛林间吹动着干燥树叶的微风一样，很快地轻轻响着消失了。

鸣沙庄仍旧处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寂静中，在这样的状态里将会发生更严重的破坏事件。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样，在新世纪的大门启动之际，怀着惶惶不安的心。

李文嗣对我说：“等着吧，现在那些窗子后面正有许多人拿着锤头或者石块准备投到街上来。孩子们睡不着觉，手里拿着刀子，在大人们砸坏了玻璃、用具之后，他们会用小刀割破床垫、沙发的皮革。”

我们很快走出了鸣沙庄。

村子在二十世纪末的夜空下面，呈现着神圣的深紫色。

路过村前的一个喷水池时，李文嗣让我停下来，并指给我看一个东西，那是村中钟塔上的大钟。镀着绿色荧光粉的指针，清晰地显示出世纪末最后一个夜晚的时间：

十一点。

那指针将要重叠在一起的形象，让我想起射向穹顶的箭。

“最后一次钟声就要敲响了。它将发出信号。”李文嗣说，“指针还在走。”

水池的喷泉已不再喷水，稀薄的星光洒落在水面上，亮晶晶的如同一层冰。我想象这将是时间在漫长的二十世纪滑过去的最后一片冰凌。

李文嗣翻过路边的石栏，攀住低俯过来的树枝跳下去。我也学着他的样子跳到路旁沟底的石头上。

石头和草木在夜间的颜色不同，我能够看到应该踩在什么地方。

离村庄很远之后，从山道上再去寻找夜空下的鸣沙山，已不知在哪个方向了。

山谷幽暗阴冷。我听见脚把碎石踏落下去以及细树枝被折断的声音。如果李文嗣站住不动，我就很难看到他。他的影子同周围的大山融合在一起，只有当他活动时才能将他从中分辨出来。我想他看我也是这样。

渐渐地我开始怀疑李文嗣的话。

我赶上他时前面的山路宽了一些。他在外侧，我紧靠着路旁的石壁。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老客在哪里。”李文嗣说，“他从我那里拿走铁锤和铁钎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我说我在青龙咀山崖下看到过老客使用的锤头和铁钎。

“他在村庄周围的群山里游荡。你记得前几天夜里听到的那种响声吧。”

我说：“是的，老客妻子也听到了。”

“村上的人都会听到。那是大山在响。”他说，“鸣沙山有个山洞，声音就是从那里发出的。当年老客的父亲在青龙咀追回老客，过了一个月才回到村里。他抱着老客出现在村头时你想不到他会变成那么胆小的人。他沿着墙根走到家里，十几年时间他总是怕跟人讲话。这一个月的事情村里人一直没弄明白，大家看到的是他的漂亮女人从那以后就不见了。我后来从老客嘴里得知他们原来躲在鸣沙山的山洞里。他的父亲打算永住在山洞，不回村里了，可是他又改变了主意。一直到他死去，除了老客，他对谁也没提过山洞的事。老客曾告诉我山洞的位置，我想他后来去过，而且不止一次。村里很少有人知道这么一个山洞，以及大山响的原因。”

我们拐过一个小山头，面对着一片深黑色的树林，停住了。

这时候从树林深处传来锤子和铁钎的敲击声，可以断定那是从山洞里发出来的。

我和李文嗣侧耳细听，忽然有一种悠扬的哨声代替了锤子的动静，动听如空谷横笛，幽缈清纯又如天外之音。

哨声在空谷中缭绕不已。此刻，周围的山峰也好像琴键一样，一起发出和鸣。

远远的又有钟塔报时的钟声传来。

李文嗣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说，开始了。

我也相信鸣沙庄此刻正处在一种不可阻挡的动荡之中。

在我想细听加以证实的时候，四处响起一声巨大的轰鸣，仿佛有强大的风暴席卷了过来。

在那个犹有余音的山洞口，李文嗣低声诅咒着黑暗。

我打燃了火机，黑暗的影子立刻像云雾一样向后退去，在一定的距离外飘荡。

借着火焰的亮光，我们小心地钻入洞口。眼前出现了一条通道，幽深曲折。洞里蕴含着人的生息。地势开始向上倾斜。在拐过一个形同邃古巨树的石柱之后，洞里陡然立起一个高与人齐的石壁。光线照出石壁脚下的灰白沙堆，还有一些细沙从壁上的洞口，像水流一样，沿着壁褶倾泻下来。我又听到沙子清悠的声响。

李文嗣爬了上去。

沙子从洞顶的石隙流到他的脖子上，使他身上扬起一股淡淡的白色烟尘。我将打火机递给他，他便伸手把我拉上去。我们转过身立刻看见一片坦荡的地方，如同大厅。

最使我吃惊的是，一块从洞顶坠落下来的大石底下躺着一具死人的骨架。沙子就是从大石坠落的地方流泻下来的。那个缺口仿佛经过了流水长久的冲刷一样。

我断定在树林外面听到的巨大的声音就是这块石头坠落时发出的。

“这就是老客。”李文嗣低声说。我以为他又看见了另一个人，但他又说了一句。

“不会的。”我说，“他不会只剩下骨骼。”

死者的一只脚探在石头外面，脚趾骨节已经一节一节地脱落在地上。它的颜色斑驳，准是长久在阴暗的洞穴里受潮湿浸蚀而生出了绿斑的缘故。

我们又走到大石的另一端，死者的颅骨完好无损。深陷的眼洞里盛满了光焰投过来的幽暗的影子。有两只受惊的小鸟从里面飞出，朝洞口飞去。他把打火机移到死者的头颅上，提醒我看死者的额骨。

“看看这样宽的额头，这样深的眼洞，他是老客。”

他把手指伸到眼洞里说里面还有热气，证明刚死不久。我大为疑惑，他要我也照着他的样子试一试。

我说既然刚死不久，不会只剩下骨骼吧。

“死了一个世纪，只好这个样子了。”他说。

“一个世纪！”我惊奇地叫道。

“一个世纪不算长，也不算短。现在是另一个世纪。他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下钟声中死去了。巨大的石头砸在他身上，这是命运中的石头。”

我开始怀疑现在身处的地方是否真实，李文嗣的话令人难以相信。

我们安静下来，沙子的声响已经消失了。

李文嗣又把手伸到死者的下颌骨上，在下颌骨裸露的牙齿上寒光游移。他拿下上面的一颗牙齿，牙齿间出现了一个小黑洞，原来里面弯曲地生长着一棵草。他说：

“老客的牙齿咬得很紧，他已经对我们没什么可说了。”

我忽然产生了想抚摸一下死者的冲动，这种愿望驱散了我内心的胆怯。

在手掌下面我感到一阵砭人肌骨的刺激，但它渐渐消失了，并且我似乎感到神经在死者骨头的表面颤动不已。

我拿开手掌，火焰照出死者额头上跳跃的红色神经，它们像丝一样网络在骨头上面。随着我的手掌拿开，红色神经又逐渐消失不见了。

李文嗣从石头一旁找到了锤头和铁钎。

现在我无法再对这是否是老客表示怀疑了。

他是在新世纪来临的瞬间死去的，我觉得他生活的那个世纪离我那么遥远，仿佛我并不曾在那里生活过。

后来我们又在洞壁上发现了几尊古朴的石像。石像采用浮雕的形式，它们的身体很不成比例，却充满了那种永恒的悲凉的气氛。它们的鼻子一律是凹下去的，显得很怪。

在它们粗糙的面部，我还看到布满了红色的斑纹。李文嗣这样说：

“老客在雕刻这些石像时，握着铁钎的虎口震出血来，血就洒在石像上，渗到石头里去。他的生命转移到它们身上，他给了它们灵魂。它们将代替他永远在黑暗里思想、回忆和希望。老客没有力量这样做了，但他充满智慧，他选择了石头。他将他的生命固着在石头上，你看到的桃符上的花纹也是他的血染成的。”

我们还在山洞的一角发现了一些发霉的玉米粒和油菜籽。

我们返回鸣沙庄时骚乱已经停息，那已是凌晨三点。

人们正处在轻松安详的睡眠中。

街上到处扔满石头、木棍之类的杂物，我们不时地踢在地面的铁盒上，弄出刺耳的哐当声。

李文嗣与我分手之后，我就回到住处。

我疲劳之极，没脱鞋子就躺倒在床上，但是这时候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我拿起话筒，里面传来我似曾熟悉的孩子的声音。他告诉我，河在我背后了。

我想起二十九日上午电话里那个不知名的孩子，心里充满甜蜜的紧张。

“孩子，我听不出你是谁。”我这样说。

“我是你的儿子。”他清晰地回答我，“在你的脚刚刚走上河岸时我就来到了。”

我不由得浑身大抖，一种新鲜的、激动的感觉强烈地袭击着我。

我紧紧抓住电话，问：

“现在你在哪里？”

“我就在你身旁。”话筒里的声音说。

我迅速扭转身体，环视我的房间，白色的荧光里没有第二个人，但我觉得那声音是那么真切，而且我完全被无边的温暖包围了，连每一个毛孔都在幸福地张开。

“记住我们约定的时间。感激你，爸爸。”我的儿子最后说。

后来任凭我怎样对着话筒呼喊，也没有回声。我疑心自己处在一种虚妄中，但是周围的一切以及新旧世纪之间的情景同孩子的声音一样真实，仿佛我的躯体一样可以捉摸，仿佛夜空里响亮的钟声一样可以追忆。

我想明天一早一定赶回陀台。

我不知怎样地酣然入睡了。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觉。

早晨，蔷薇色阳光笼罩鸣沙庄。

情绪激昂的人群散布在街头，满怀欢欣地看着破碎的玻璃窗和路旁掀翻的绿色长椅。那些尖锐的玻璃渣儿，在太阳的光线中五光十色，如同安插在房屋上的水晶。

我从李文嗣家里出来，在村署附近看到了人群中忙碌的小李。他正指挥别人将那几辆四轮朝天的倒霉的汽车拖到路边。另有几个人吵吵嚷嚷地从村署走出来布置工作。他们的脸色通红，手舞足蹈地从这里走到那里。

我知道胡秀英昨天走了。

那女人给村里人留言说要到她儿子那里去，现在村上的人正设法同她儿子取得联系。村上保存完好的只有她家的房子。

将近九点半，报社的汽车来到鸣沙庄。

司机一见我就向我表示祝贺，说我的妻子在昨晚生下了一个儿子。我像被人猛击一拳，脑袋发晕。小李过来扶我，我坐上车说我真是高兴。司机启动引擎。车很快离开村庄，四周苍山的边缘晶亮。

路过青龙咀时，司机发现路边站着一个人正朝我们招手。司机将车停下，那人就从一侧的车门钻进来，坐在我旁边的位子上。

我从车窗向青龙咀下的苍茫山林眺望一眼，并没有看见一家村舍。

我回忆今天早上我在李文嗣家里时，他突然对我闪现出鲜有的笑容，使我想到那是他心中冻硬的泥土正在悄悄融化。他是一个好看的男人，他的眼睛里竟像有两朵火苗隐藏着。

他叮嘱我不要向舆论界以及任何一个人披露老客的死。

“你就当他永远地失踪了，这样的新闻可能更能牵动人们的注意力。什么也不要再去追究，把他的失踪当成一个谜。沙子将堵住那个洞口。”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就在我起身告别时，我发觉他的房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我盯着他收藏农具的房间的门，但他并没有显出慌张。他的拇指在其他的手指尖上滑过去，我听见轻轻的摩擦的声音。他忽然笑着说：

“我知道谁是苏党参了。”

我只问他：“屋里还有谁？”

“我知道谁叫苏党参了。”他又说，渐渐收敛了笑容。

“屋里肯定还有别人。”

“我知道谁叫苏党参了。”他又重复道，语气强硬得仿佛锤子。

看着他固执的态度，我便不要求他回答。

“你手里拿的什么？”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男人小声问我。

我打量了他一下，见他穿着很厚的黑大衣，竖起的衣领盛着他的脑袋。我说是送给我儿子的一件礼物：

“这是上个世纪的一个人的桃符。”

他轻轻地笑了说：

“不大吉利吧？”

我有些不快，白了他一眼说：

“你真是迷信！他是个非凡的人，没有他，一个村庄的几十年就等于白过。再说我已经决定给我的儿子取名里根，知道吗？”

“那个人怎么样了？”

“他死了。他在大山的石头上留下了他的名字，人们虽然很快就会忘记他，但那根本没关系。”

“死在哪儿了？”

我想起李文嗣的话，就气势汹汹地回答：

“不知道！”

“哼。”他低声说了一句什么。

在以后的路程中我们都不言语。

车开到陀台火车站前的大街上，那个男人要求停下来。他很客气地向司机道谢。

街上是川流不息的人群。游行的队伍从大街另一头气势磅礴地走过来。我们的车必须等到他们经过以后才能开过去。

前面却又过来一支队伍。

一辆长长的平板拖车上，站着几个由机器操纵的红衣红裤的假人，在挥舞一具磷光闪闪的巨龙。

巨龙嘴里模拟着野兽的吼声，却不时发出令人发笑的吱吱呀呀的尖叫，仿佛里面有一群饥饿的老鼠，又如用坏的太师椅，被人故意扭动一样。

这群人中有着众多的老人和强壮的青年，我猛然想起什么，急请司机等我一下。

推开车门，我向车站前汹涌的人群探望。

视野里很快出现了一只向我展翅而飞的大鸟。那只能是老客的目光。他变得连我也认不出了。我竟与他同行了一路！

那只鸟很快消失了。裹在黑大衣里面的老客在城市的人流中使我再也不能分辨出来。

我茫然无所顾，将车门关上。我想起眼前开始的已经是新世纪的生活，而且生活一刻也没有停息过，正如让-纽索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