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细数郭楠近几年的创作，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明显的脉络贯穿其中。不论是《白色水母》中暴饮暴食的妻子和漠然不作为的丈夫，还是《强奸》中一个渴望施暴、一个接受被施暴，并因而进入某种荒诞微妙关系的小职员与女上司，甚至《金银财宝路》中并无生意头脑却苦苦维持自己“还在做事情”这一感觉的老板，都与“残缺的人”这一文学母题相关。到了《海上列车》，郭楠更是将两个从学生时代起就在潜意识里渴望成为对方的闺蜜，从持续多年的博弈到最终被迫面对并接纳自身的残缺的过程，描写得细致又惊心。似乎，这几年来，郭楠的小说大多指向了“个人生命之完整”，或者具体一点说，是在探寻当不完整的个人生命状态，在被投射到对个体生命表现得无动于衷的外部世界、投射到另一个也不完整的个体身上时，会发生什么。《花团锦簇》，就是在这种探索中产生的。

《花团锦簇》由一个留学新加坡的男人写起，看似以一簇簇花朵串联起他的整个情史，实则是以他的情史，铺垫出他的探寻自我与接受自我的道路。在即将毕业而却因找不到工作而面临被遣送回国的时候，主人公梁晓被一个拥有家族企业的当地家庭看中，成为这个富足之家的女婿。这在外人看来，简直是幸运得无以复加。但是结婚前夕，他才知道未婚妻的过往——受情伤，精神状况很差——这个家庭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善良，尤其因为他此时的无助（这简直已经是收留了）。回国，回到养父母身边，忍受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的警惕与讽刺？他不能接受。于是他接受了这个婚姻，从此陷入挣扎，落花流水一样在不同的女人身边漂过，一路漂流，一路认清自己认清妻子和家庭。

“个人的完整”成为一个被咀嚼、被反刍甚至被深深缠绕的对象，并不是现代人面临的特有的状态。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就有“半球人”的比喻，几千年来，人们都将这个比喻作为自己寻求爱情的依据——不完整的自我，对自己的另一半的呼唤与敞开，是一种多么天然的感情。然而，柏拉图立足的是“爱”，人世间的爱，从可能性上讲，它的实现并不只有爱情这一个途径，它可以从朋友那里获得，如《海上列车》中两个闺蜜通过对方来塑造自己；甚至可以从对外部世界的深度介入获得，最典型的莫过于《奥德赛》中俄底修斯的十年漫游与归家之路，他从对环境的战胜中，获得了幸福感与满足感，获得了自身的强力。

在各种技术、物质都不像现代社会那般过剩的年代，人对外部世界的介入的成果，是相对可见的，只要一个人有足够的意愿，他就可以凭借自身的能量获得——毕竟，开荒狩猎，春耕秋收，给人带来的满足感与成就感是显而易见的。而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面对巨大的国家机器，面对时刻更新的知识与世界，想要获得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满足感与掌控感，是异常困难的。人面对眼前的这个世界时，常常是虚弱的，杂乱的。这也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秉持的观点：“工业社会是极权社会，压制了反对声音，产生了单向度的人和社会，在这种环境下所产生的个体大都是缺乏否定、批判和想象能力的人。”然而，“直接经验的世界——我们发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必须被理解、改变甚至颠覆，以便显露出它的实际面目。”但是，理解直接经验的世界，这对我们是多么难啊——“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以前是革命，现在是技术。”“在一个商品社会，人们在其商品中认出自己，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音响和错层式住宅、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于是，“人，好像什么也没有了，变成了全面的奴隶。人们所谓的自由，是自由选择主人的自由，却改变不了主人与奴隶的身份。主人是什么？主人就是奇怪的生产和消费，永无止境的生产和消费。”

在《花团锦簇》中，首先映入读者眼睛的就是新加坡华人圈富足无忧的生活：颜太太和林太太家的别墅，豪车，聚会，做慈善。在这个圈子里，女人妆容精致积极正能量，男人热爱运动矜持而身材良好——这一切，都组成了一个标准不过的阶级印象。这个阶级里的人，都在自觉维护着这个阶级形象，对于他们而言，“这个世界就是我的牡蛎”；而不在这个阶级里的人，如面临工作无着落的梁晓，“这个世界就是牡蛎壳，生腥冰冷，坚硬锋利”。

在面对浩瀚无垠、对个人那可怜的有限的能力表现得无动于衷的世界时，一个本就不完整的个体，已经没有办法像俄底修斯那样去改变和战胜他面前的世界了。他只能转向人世之爱，求助于另一个人——这个人也许是随手抓住的，也许是他认为可以跟他一起变得完整的人。所以当瘦小的、少女般让人怜惜的林舒怡被林太太带到了梁晓面前时，他终于“有一种一切在他掌握之中的轻松”。林舒怡有他所没有的优渥的生活环境，有他想要而不敢要的确定的身份，更重要的，她看上去那么柔弱，需要他呵护。面对更弱者，一个弱者会暂时收拾起自己的脆弱，去充当更弱者的支撑，这也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生命意识开始觉醒的开端。

跟其他的探索生命意识的作品不同，在郭楠的小说中，与其说是人在自觉探索自我的残缺，不如说是人在面对世界、面对自己不完整的时候，从极端无助、极端脆弱的中绝境重生。梁晓是没有力量直面这个世界的，他要生存，他是被世界，被环境裹挟着走的，甚至连面对自己欲望的勇气和能力都没有。不管是《花团锦簇》中的梁晓、林舒怡，还是《海上列车》中的曾丹，他们并没有主动探索这个世界以发现自我的能力，而只是在努力地应对这个世界。他们不是被火热的时代裹挟着走，而是被冷漠的时代，抛在了“牡蛎”之外，或闭锁在痛苦的“牡蛎”之中。更残酷的是，当牡蛎壳外的人进入了牡蛎壳之内，才发现，牡蛎内的人也在用自己的生命去痛苦地磨沙子。小说中的林太太，卓心慧，易珺，包括婚后看似生活无忧的梁晓林舒怡，或经历着婚姻上的不堪，或忍受着精神上的危机。对于这些人而言，这个世界只是一个牡蛎，壳内与壳外的都不幸福。这些不完整的人，只要一天不能与自己的不完整和解，一天不解决这个不完整，就要受一天的折磨。

在其他作家那里，对个体的关注总是要与时代相关联的，尤其对生活在国外的作家而言，对个体的关注，至少与对自己文化身份的体认相关。但是在郭楠这里，情况又不一样。就像我们在《花团锦簇》中发现的那样，时代对于梁晓这样的人而言太宏大了，宏大到，几乎对他失去了影响力：他的弟弟梁夕一遍又一遍地向他描述国内是如何快速发展、机会如何多的时候，他是无动于衷的，对他而言，不管是新加坡的社会现实，还是中国本土的社会现实，都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文化身份，在郭楠的小说里也不是主人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海上列车》中，相对安稳富足的“我”才会注意到故乡与德国意大利的不同，但始终为生活甚至生存挣扎的曾丹，则更加关注的是如何让朋友看到她在异国已经是一个“主人”，如何让她朋友看到她是多么幸福。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即使在异域，在或散发着芒果香气或被意大利美食引诱的远方，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缺陷和孤独，依然是郭楠小说主人公的首要问题。

在漂过一个又一个与他一样生活残缺的女人身边之后，梁晓以为他找到了真爱，找到了“主导”的感觉。麦原跟他认识的所有女人都不一样，笃定，坚强。她不像梁晓那样去假装融入，她不回应那个圈子里的问候，不在意那个圈子的评价：“那些幸福的太太们，仿佛性这件事不存在的太太们，没完没了给我发照片发朋友圈，加了滤镜没加滤镜的，都是没完没了的幸福，没完没了的积极，没完没了的正能量，实在是让人烦……”可惜，这个敢于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不需要梁晓；同时也幸运的是，梁晓在她身上，理解了自己，理解了妻子。在林舒怡终于将真实的自我袒露给梁晓，由梁晓自己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时，陷入沉默良久的梁晓以“谁又……”这样的含糊不清的两个字，结束了自己的漂泊，也结束了林舒怡的漫长的治愈。“谁又……”是什么意思呢？“谁又说要走了？”“谁又不是伤害别人的那个人呢？”没说出来的话，比说出来的话，更熨帖，更能抹掉那些他们已经决定要抛开的东西。

《花团锦簇》的技巧有着显而易见的精密，每一种花代表着一个人，花事就是心事，心事就是花事，花落了，心事也就解开了。这也是一个女性作家的浪漫吧，细腻的，精巧的，忧郁的，沉思的，明朗的。在小说结尾，梁晓与林舒怡，抛弃了并不真解其意、却又劝说自己去信服、忍受的虚假的“宁静致远”，抛弃了宁静表面下的挣扎与伤害，迎来了一株“纤细、谦恭、柔软”的水梅，这种“纤细、谦恭、柔软”正是生命本初的状态。梁晓个人的花团锦簇的漂泊流亡之路终于完结，而眼前庭院中的锦簇花团，乍一看热烈明艳，却也是沉甸甸彼此扶持着的，有着生命难以承受但更不能失去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