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篇小说中的人物都有其现实出处，合计一下，其间大约有十个人的经历。其中，弟弟的原型让我印象深刻。2018年末，我在特战旅蹲点采访时认识了他。那天他穿着荒漠迷彩服，和指导员一起走进招待室。本来应该在会议室座谈，但那天我重感冒发烧，会议室暖气不足，就改在招待室。

让我有些意外的，首先是他白净文气的模样，看起来和既定印象如此不同，继而是他在沙发上坐下后的姿态，一直到谈话结束的近三个小时之间，他始终保持脊背挺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即便偶尔有手势动作，也会很快归原这坐姿，且并不紧绷和做作。加之谈话的用词、语速和嗓音，让他全然不是一个出身甘肃乡村，由赤贫的父母生养，又吃着武行饭长大的年轻人，倒很像一位贵公子，脸上带着“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的率真意气。

聊天中，他反复说到“改变命运”，无论是去少林寺学武还是进入军队，对他而言，都是改变自我和家庭命运的抉择。这叫我想到这些年遇到的很多战友，他们也会不时用到这句话。像之前在《黑拜》中写到的那群人，当谈到即将参与可能发生的局部冲突，第一反应并不是害怕、恐惧，甚至也不是理想、荣誉，而是他希望借此机会，实现个人命运以及家族命运的改变。曾经，当兵入伍是很多人改变处境的唯一机会，而如今，这一通道对很多人而言依然是最有效且唯一的。

年初，格非老师在一篇题为《乡村的消失意味着什么》的专稿中谈到，当下的一种失重感——

“失重，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像坐电梯，突然下降，然后就造成失重，造成人的眩晕。

“第二层意思，这种失重我把它称之为真正地失去重量。怎么理解？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如果各位有乡村生活的经验，你就会发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个人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是个人，是个人背后的那个群体。”

在格非老师看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个个人的背后涉及的都是一个群体，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甚至是一个国家。所以会有《赵氏孤儿》这样的故事被反复讲述，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就为护一个婴儿生命周全。

而到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在我们之前，一个人长成青年人之后，却可能在某天遇到一点事便自杀了，或者精神熄火，就此中止内在生命的成长。可以说，人们的存在变得越来越轻，原子化的个人观念倍受推崇——我就是我，我只为自己付出，我可以不管祖先、家庭、社会，不承担一个历史时期、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使命。但这样无限趋近“轻”的生活真的给人幸福和内在满足吗？每个人迟早有一天要离开家出远门，远行前往一个未来的敞开的未知世界，拥抱他者和承担他者的命运。但出发前是否应该问问自己，我们带了多少精神干粮可供一路食用？很多人觉得负重前行很累，但事实就是，此时谁丢下干粮，谁就是灵魂最先在路上倒下的人。

有一天夜晚，和阿克雀克连队的一位老军医在图书室聊天，他谈到自己的姓氏，并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和传说。当时我以为只有中国人是如此，会背负着所谓家族的思想包袱前行，没想到在随后读到的《田纳西·威廉斯回忆录》，看其中有一段写到：

“我向他提起我也是美国第一代拉尼尔家族的后裔，据说国内所有姓拉尼尔的人同属一系。他冷冰冰地看着我，漂亮地奚落道：‘拉尼尔家族的分支真是良莠不齐。’”

并且田纳西·威廉斯不止一次地提及他有多在乎这个姓氏，并希望为之做些建设性的、正面的价值贡献。

和弟弟原型的那一回交谈，使我突然懂得了很多人夜以继日的奋斗动力来自何处。这些青年人出生平凡家庭，默默无闻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却在某个时刻心照不宣地希求借由一个机会登上一艘改变个人命运和家庭甚至家族处境的船艇。自己既是船长又是船员。在激浪中全神贯注，拼尽力气。

而这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的事。

时至结尾，文中没有交代弟弟是否醒来。这也是我留给自己和战友们的一个美好心愿。

今年三月，我和战友在军区医院体检，排队时，突然听见某处传来一声哀恸的叫声，我们都吃了一惊，觉得那似乎不是从人的身体里发出来的。不久后，有几个武警战士急匆匆跑出来，有战友上前询问，才知道是一个战士在去年冬天出了车祸，救活后便是植物人状态，没想到今天人突然没了，他的母亲承受不起孩子的离世，刚才大喊一声晕过去了，他们着急去请大夫过来。

我们站到一边，闪开过道让武警战士们去忙该忙的事。那时我想起朋友跟我讲过她一个发小的事，发小在武装奔袭五公里时突患热射病，从病发到亡故只有短短几天时间，朋友们甚至都没来得及赶去送送他。一天，发小的父亲，一位正师职干部给她打来电话，希望她帮忙参考一下买哪个位置的灵位。她说，她记得发小喜欢14这个数字，不如买到14层，发小的父亲说，14是好，可是他恐高啊，要不，矮一点，4层1号好不好？

死亡不会因为谁肩负何种重任或期许就选择性降临，但“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明珠会交到我手中”。这是每个人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