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是什么，为什么要读文学？它持续的魅力何在？当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的不同渠道获取多样性的知识，当我们发现生活中的奇诡、跌宕、曲折和荒诞多过了文学提供的时候，当我们疲于种种的奔波、算计和应付的今天，这个问题似乎会再一次显迫。我们非要通过文学来了解某类知识么？我们非要通过文学而不是通过哲学或心理学，来认识人性、命运和个人么？进而，文学真的是只提供“无用之用”么？梁启超、鲁迅以及米兰·昆德拉们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在阅读李凤群的《大野》之前，我在思考它们，因为它或多或少会涉及我之后的阅读和写作，包括文学教学；而在阅读《大野》的时候，在我脑海里再次出现这些混杂的、纠缠的问题，它们更为显赫，更具力量。

现在，我愿意将自己的目光专注于《大野》。

给予胸口的撞击

《大野》的情感极为充沛丰盈，是近年来少见的丰盈——我们的叙述似乎平滑顺畅、经验老到，但情感的深度介入却越来越罕见，越来越稀薄。在阅读《大野》的过程中我竟有种沧桑之感，久违之感，它对我或多或少有着某种的“唤醒”。李凤群的叙述是有情绪的，《大野》是有情绪的，这情绪时时会溢出文字，也时时会有情感的涡流出现，让我不得不停下来和她一起面对。可以说，《大野》中最为突显的便是它的情感和对情感的褒有，它浓烈得像酒，醇厚而不乏锋利。“在阅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胸口受到了重重的一击，我知道那是诗的；我感觉自己的天灵盖被猛然地掀开了，我知道那是诗的”——诗人狄金森的这段话曾深深地影响过我，而在阅读《大野》的过程中，这段话多次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在阅读到被遗弃的在桃重遇自己的母亲，然后又一次离开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胸口受到了撞击；在阅读到小诸葛的消失的那段，我感觉自己的胸口受到了撞击；在……它的每一小节都围绕着“情感”来做文章，每一个叙述的核心点，都建立在“情感”的阐释、言说和爆发之上。《大野》并不是故事化的小说，李凤群也没有在“事件”和“细节”上如何用力，可是，那种独特的、情感的涡流就会在貌似并不刻意营造的之间出现，并产生着拉扯感，让人沉浸。

或许可以这样说，《大野》建筑的支点不在故事上而在情感上，它构成建筑的基石，同时构成着建筑的核心。它在小说中最为珍视的、也最为用力的，是情感。更为可贵的是，《大野》的情感真诚真挚，它有时并不“正确”（譬如在桃和母亲、和乐队的情感，譬如面对“被骂死”的老师；譬如今宝在上海之旅中对老三的情感变化，和婆婆之间等等），它的里面有妒、有恨、有冷眼、有漠然甚至有利用，有有意的“破罐破摔”，有毁灭性的冲动……而唯一没有的，是做作的假。这种难得的真诚态其实也是时下的文本中所匮乏的。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习惯着抽身事外的平和叙述，习惯着“写作的零度”，习惯着作者不把情感强烈地带入他（她）把情感注入的权利交给文字的阅读者，习惯着……我们或许遗忘了另一个同时也是文学中最为本质的品质，那就是情感的打动。“它把我感动地流下了泪水”当然不能是评判小说或者散文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我想，它还是标准，标准之一。而我们阅读，阅读文学，难道不存在对于内心“共鸣”的呼唤么？我们难道不希望，在这样的阅读中感受到来自胸口的重重一击，否则，一部文学的书籍与一本描述医疗器械的说明书何异？

作用于情感，让阅读者在阅读的旅程中经历投入和变化，有着诸多的情感涡流的《大野》，给予我反思。

比创作者更聪明

在《暗自欢喜胜过锣鼓喧天》的创作后记中，李凤群写道，“许多年过去。今宝越来越没有英雄的样子，心里装着整个世界地理，却只身在瓦砾间……她没有变得无耻，她不虚荣，也不索取，明知命运不公，却是满腹悲悯，心系神秘世界，却又审慎克制，既不是无望，也不是充满渴望。”“在桃百感交集。她的心结，在千百次疾呼之后有了回响……从愤怒起身，到执念放下，到达慈悲处——也是起身处。”“人间的悲喜剧，静静地上演，轻轻地摇摆，默默地反转。”

今宝和在桃，李凤群采取“双生花”式的结构，通过两位女性的命运纠转展示中国女性在时代中的生命之结，她们是镍币的两面，或停留在原地被命运和时间的海浪不断冲刷，或奔跑在迷途总也抓不住“想要”而“想要”在这个途中还一点点消弭——透过她或者她们，我看到的是一代人的真实生存，也看到这种生存背后的难以言说的百感与交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野》确是展示之书，它展示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乡村的女性的成长历程，在这历程中我们得以窥见时代之变，命运之变，精神之变，以及思考之变；同时它又是生命之书，我能看到李凤群在写作中的自我投入，这两位互为表里的女性可以说是取自于她的肋骨，与她大致有着血和骨的贴近；它是女性之书，在这里有女性的成长、女性的心理和女性的境遇，依然让我们继续思考娜拉出走的可能和出走后的可能，时代命运给予这些女性的会是什么。它其实也是思考之书，李凤群试图梳理和追问：“她们有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我是否拉扯着她们一起走得更加光明？”什么，才是她们可能的路？

透过命运和她们在故事中的处境，李凤群让阅读者和她一起面对，一起思忖。“最后时刻，我顺从了在桃的意愿，开始与随波逐流的生活和解，和平庸的自己和解，和接踵而至的失望和解，有所屈服，有所承担……”在我看来这份和解中有着被压抑的不甘，在我看来与其说“我”顺从了“在桃”不如说是“我”顺从了“普遍的生活”，这是顺从是完全的、完整的时下状态，是“大多数人”而不仅仅是“大多数女性”的真实写照。“告别锣鼓喧天，方能生出真心欢喜。”最后，李凤群如此说道。问题是，在桃的一生中有真正的锣鼓喧天么？她是真心的“真心欢喜”么？

在《耶路撒冷致辞》中，米兰·昆德拉谈论着托尔斯泰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所做的调整和改变时说，“每一个真正的小说家都等着聆听那超个人的智慧之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伟大的小说常常比它们的创作者们更聪明”——我认为，李凤群的《大野》大约也是那种比创作者更聪明的小说，尽管这部小说也“足够聪明”，创作者李凤群在这部小说是不断地埋入层叠的思考和追问，有些思考还颇有启示和见地。除去之上的那些阐释性的、来自于她的后记中的引文，在第8节，她借人物之口写下：“从七岁开始有十多年时间，甚至一直到现在，我发现我仍然保持着对我妈妈的模仿。一方面我以模仿她为耻，我以长成她为耻，但是我还是一直在模仿她，我以模仿她来警惕她对我真正的侵犯和威胁”；“一个人的恶就是从他身体里长出来的，而且这远不是他最恶的时候，他甚至对此毫无感觉，就算有感觉了，他也不以为然，更不会做一点点改变。如果有条件，他会比现在做得更过分，更决绝”……

但我依然要说，在这部小说中，它真地“比创作者更聪明”。一方面，李凤群写下的时代印迹会唤起我们的共感力，我们会为她未尽的言说补充和勾填进许许多多，无论是情感上的、记忆上的、思考上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在桃和今宝的丰富性是可触可感的，李凤群在写下她们的时候没有剪尽枝杈，没有为了自我的想法而过度扭曲她们的成长轨迹，这为多重解读和延伸思考留下了余地；第三，李凤群给出的故事的“歇息处”并不是终点，甚至可能是起点：承受和不断的逃离都必然会归为平静么，那，所谓的和解是不是单一向度的，它其实是“认命”的代名词？它是这个时代的统一趋向，那，绝大多数的统一就是正确的么，它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如果从一开始就开始匍匐，命运会不会把击打的力量就减弱些？

为什么要读小说，我们当然希望能从他者的命运中读到我们的共有和相似，记忆里的某些沉默被它勾起或唤醒；我想我们大约还希望，小说中的那些人、那些故事会引发我们的思考，我们想，生活只能如此，非如此不可么，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我们或他们，还有怎样的选择？

这，也是阅读《大野》的过程中，所带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