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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学术范式,文论关键词是进行文论概念研究和理论建构的重要着力点。文论关键词必须是关键性概念,非文论、非概念的词不是文论关键词。文论关键词研究就是要对这些概念的丰富性、复杂性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相关文论思想,这和词典学通过“语料”归纳“词义”具有本质区别。文论关键词研究重视对文论概念的历时性考察,重视概念意义的生成、演变和发展过程,而不是把词义进行去时间化的意义平列。西方文论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在进入汉语体系时,必然会在意义和内涵上发生变化。当代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应强调西方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异化”和“归化”,以及中国古代文论概念的激活与发展。文论关键词研究具有跨学科性,需要借助其他相关学科协同创新、共同发展。

关键词:文论关键词 思想性 历时性 跨文化 跨学科

作者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金华 321004)。‍

 

当代中国文论在关键词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概念木乃伊”弊端,即文论关键词词典式的、名词解释式的、无文化和语境差异的平面化研究大行其道。“概念木乃伊”的说法出自尼采,他用这一概念对缺乏历史感的固化哲学研究提出批评,认为“他们缺乏历史感,他们痛恨生成的观念本身,他们的埃及主义。他们以为,当他们非历史地、从永恒的观点看待一个事物时,——当他们把该事物制作成一个木乃伊时,他们是在向这个事物表示敬意”。我们可以借用尼采这一概念,对文论关键词研究的学术观念和方法模式等作出进一步思考。

一、“文论关键词”之界定

在讨论文论关键词研究的理论和学术方法问题之前,首先要确定的是文论关键词的定义和范围,即如何界定“文论关键词”,并在此基础上厘清究竟什么样的概念才能被称为“文论关键词”。

本文所说的“文论”即“文学理论”。与此相关的还有“文艺理论”、“西方文论”、“中国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代文论”、“中国当代文论”等,这些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含义有所不同。“西方文学理论”因为不同程度涉及音乐、绘画等艺术,一般称为“西方文艺理论”,比如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著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等,伍蠡甫主编的高校教材则直接用“西方文论”简称。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文论作为理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中国文论”一般指代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可以和“中国文学批评”互换,这种用法一直延用到20世纪末,比如美国学者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等。当和“西方文论”相对应时,“中国文论”包括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现代文论,这里的“现代”特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建立起来的、以现代学科为背景的、不同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新的文论话语方式。当和“中国当代文论”相对应时,“中国现代文论”则是指中国现代时期的文论, “中国当代文论”则是指中国当代时期的文论。以上命名涉及文论发展史及中外文论关系问题,本身也需要进行“关键词研究”。本文不对这些概念进行考辨,仅随文论学界约定而使用。

而对于“关键词”,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文论关键词”的概念和外延加以限定。

第一,关键词应该是“关键”的。关键词英文原词为“keyword”,其中“key”有“钥匙”之意,意味着掌握了文论关键词,就可以打开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门窗”,反之,脱离了它就不能深入理解并准确表达相应的文论思想。比如不用“典型”、“真实”、“性格”等关键词,就不能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进行恰当阐释。既然关键词是“钥匙”,那么它在数量上就不可能很多。若依照李建中“元关键词”的说法,只有像“体”那样具有“原始”、“本元”、“元亨”等品质的关键词才可以成为元关键词,那么可称得上“关键词”的术语就更少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杂志自2002年初开辟“西方文论关键词”专栏,有效推动了西方文论关键词的相关研究,目前仍在进行中。2006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西方文论关键词》一书,共收录83个词条;2017年又出版第2卷, “收录2010—2016年的专栏文章共82篇”,仅这两本书就有165个关键词。西方文论具有“钥匙”性质的词究竟有多少,值得深思。这两本书中的很多“条目”,比如“迷惘的一代”、“爱尔兰文艺复兴”、“黑人美学”、“男性气概”等是否可以入选“关键词”,都值得进一步商榷。关键词因为“关键”,所以使用的人多,不可避免会造成其意义复杂,因为术语在使用过程中其意义会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因语境而异,因时代而异,因国家而异。而上述术语条目除了不具有概念“关键”性以外,有的还缺乏必要的复杂性。当然,笔者并不是否定这些研究的意义,它们对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构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我们在此讨论的,只是其相对宽泛的概念外延是否可以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关键词”。

与此相关的是关键词研究的重叠问题。有些关键词其实是重叠的或者派生的,“近义词”和“派生词”是关键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难分开独立研究。比如研究“现代”这个关键词,必然涉及“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派”等,“现代”真正研究清楚了,“现代性”等概念也就相应清楚了。同理, “文学理论”或“文论”是关键词,那么“西方文论”、“中国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代文论”、“中国当代文论”等概念就不再是关键词,而是“文学理论”的“家族词”; “意识”明显是关键词,而“无意识”、“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等就不再是关键词,而是相关词或派生词。

第二,关键词应该是“概念”的。文论关键词研究一定是文论关键性的术语、概念和范畴研究,文论史上的人物、学说等不是文论关键词,日常生活用语也不是文论关键词。虽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别林斯基、巴尔扎克、胡塞尔、海德格尔、福柯、萨义德、德里达等在文论史上都是贡献巨大的人物,但他们不是术语、概念,不具有词义之表达性,也不存在词义起源、衍变以及语境差异而造成的意义增损等问题。作为人物,他们属于历史知识范畴,具有客观性。一些文论学说比如“模仿说”、女性主义、法国新古典主义、德国启蒙主义、英国浪漫主义、泰纳“三因素”说、俄国形式主义、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阐释—阅读理论、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等,虽然它们很重要,是研究西方文论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但作为“命名”,它们则不具有语义表述性,是重要的文论现象,涉及重大文论问题,也包括关键词问题,但本身并不属于关键词。如“模仿”作为文论概念涉及提出命名、内涵发展演变以及因传播而产生的意义差异等问题,属于文论关键词,而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后续理论家所提出并不断发展的“模仿说”,就只能是理论而不是“词”。同样,日常生活的普通用语不是关键词,比如“生活”、“情感”、“梦想”、“修改”、“观看”等不是文论关键词,除非它们异于日常意义,有特别的专业涵义。把人名、地名、学说、流派、普通用语都纳入关键词,实际上是把关键词泛化,将极大地增加关键词的数量,且混淆普通用语和专业术语,其结果必然是走向传统“文学辞典”的研究模式,最终成为文学辞典“扩展版”,失去关键词研究的独特意义。

第三,其他专业术语不是文论关键词,但文论“共享”关键词也属于文论关键词的研究范围。如黎保荣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研究了“启蒙”、“科学”和“人文主义”三个关键词及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选取关键词很具代表性。但从根本上来说,上述三个词是否属于文论关键词仍待商榷。由于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之间具有内在紧密联系,很多学科领域的关键词在文论研究中也被广泛使用,如“矛盾”、“本质”、“内容”、“形式”、“实践”、“实验”、“伦理”、“道德”、“美”、“劳动”、“生产”、“写意”等,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文论关键词,或者说不完全是文论关键词。这些词多归属于、或者主要归属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等学科。对它们进行关键词层面的研究属于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任务。“文学”、“典型”、“现实主义”、“体裁”、“意象”、“诗性”等才是文学理论特有的,文论关键词研究首先要对它们进行专业性的研究。

但文论“共享”关键词也属于文论关键词的研究范围。每一个独立且成熟的学科都有自己的关键词,但大量的关键词具有公共性,比如“启蒙”、“现代”、“话语”、“经典”、“空间”、“自由”、“科学”、“解构”等就属于人文社会学科的公共关键词,它们或者源于文论但后来扩散到整个人文领域,或者是源于其他学科后来被文论借用。文论关键词研究不仅要研究文论专属的关键词,同时也应该对这些公共关键词进行研究,但这种研究不是无边际的,而是要以文论研究为中心。学术分工有其正面意义,但过于机械的学科分割、知识碎片化以及重复劳动就会带来缺陷和弊端。当今学术分工日益精细化,各学科研究墨守边界,井水不犯河水,文论关键词研究需要打破这种封闭性,实现研究对象、方法、逻辑等方面的有效融合。

二、文论关键词研究是文论思想研究

关键词研究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其特征首先表现为关键词研究不是语言研究而是思想研究。文论关键词研究是20世纪文学研究“语言论转向”的一种表现,其宗旨在于通过研究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方式来研究思想的丰富性,通过研究概念在使用上的复杂性来探知理论的复杂性。西方哲学研究在20世纪发生了“语言论转向”,其关注对象由主客体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的本质、语言如何规定和制约人的思想和行为等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具有思想性,思想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语言之外的思想是难以想象的。“假如一个人从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丧失了这种可以感知的形象,将会面临一堆没有形状的东西而不知所措,好像初学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救生带一样。”又说:“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思想是语言的思想,语言之外没有思想。

在中国,文论术语研究古已有之,但并不是所有对重要文论术语或概念进行研究都是文论“关键词”研究。在中国古代,最早的系统性文论术语研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除了最后的《序志》以外,其他49篇都可以看作是文学术语研究,49个术语都是“关键”词。司空图的《诗品》,其实可以说是关于“风格”的24个“关键”词研究。中国古代的这些“关键”词研究基本上是“术语”解释,受限于学术语境、学术模式、理论基础等,大多是文论“概念”阐释。而作为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的文论关键词研究则是从术语、概念和范畴的角度研究文论思想,研究术语、概念和范畴如何制约和规定文论体系、文论观念,以及言说方式如何影响并指导文学实践。真正的整体上的中国古代文论关键词研究应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有哪些最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演变发展的,这些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如何建构起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国古代文论体系如何影响和规定古人对文学的言说和对文学作品的批评与研究,这种言说和批评以及研究如何制约和规定古代文学创作。同时也要研究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方式的中西差异性,进而研究两种文论体系的差异性。

文论关键词研究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模式,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专业研究而非语言研究,不是词义归纳、甄选和总结,材料不是语料而是表达和观念。抓住文论概念这一关键而研究思想,涉及政治、哲学等文化背景。在这一意义上,文论关键词研究不是语言词典学中的词义研究,不是文论专业辞典中的词条意义辨析,不是“名词解释”,而是更复杂的文论思想和观念研究,它是通过语言并且始终不脱离语言直达文论思想的核心和关键,进而揭示文论思想的语言本质。

按照关键词必须是术语、概念研究的标准审视当下的各种文论关键词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著作虽书名有“关键词”字样,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比如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其实是研究了与文化有关的三个问题,并非从术语、概念入手。吴锡德编著的《法国制造:法国文化关键词100》,其实是有关法国文化主要是现代法国文化的一些词语的解释,有“爱情”、“这就是人生”、“足球”、“拿破仑”等,这里所说的“关键词”实际上指的是法国文化使用比较多的词语甚至短语,而不是关键词研究中特指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全书32章,大致是用32个文论术语来概括的,比如“开端”、“读者”、“作者”、“叙事”、“人物”等,表面上,这些词都是“关键词”,但深入阅读后就会发现,本书研究的是普通的文论观念问题,是文学现象研究而非文论概念研究。比如“开端”一章主要探讨小说、诗歌的源头问题,也引用了一些相关论述,但它并不研究“开端”作为概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后来又有什么变化,这个概念的形成和变化反映了什么样的文艺思想,对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之类。作为教材,此书和传统的文学理论教材没有本质的不同,冠名“关键词”,其实是译者的一种“理解”。

中国也有一些意义相对宽泛的文论关键词研究,比如吴作奎等所著的《批评意象、关键词与文论话语重建研究》,作者特别考察了“忘”和“奇”这两个中国古代文论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创作中的作用和意义,富有学术价值,却并不是关键词研究,原因有二:一是“忘”和“奇”不是中国古代文论“关键词”;二是作者的研究不是从术语、概念的角度研究文论思想。再比如盖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原理关键词研究》,除了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以外,其他9章分别为“本质”、“真实性”、“审美”、“政治”、“创作方法”、“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典型”、“发展”等,这些词的确都称得上是“关键词”,但著作的内容其实是研究问题而不是研究术语、概念和范畴,既没有共时性,也没有历时性。再比如齐亚敏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关键词研究》,章节目录大多数都是词语,但其实和普通的儿童文学理论问题研究没有区别。这些文学理论著作在模式上并不是关键词研究,这反映出目前中国学界对关键词研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

近年来,中国的“文化关键词”研究成果很多,成绩显著,不论是从一般关键词研究还是从文论关键词研究上都具有创新性,提出了很多重要观点,进行了有益探索,非常值得借鉴。比如王晓路等所著的《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总结了关键词在传播迁移过程中意义如何发生变化,从而演变成新的概念,这一总结十分准确。“在当今世界不同文化区域的频繁交往中,某一文化区域的词汇含义大致有两种发展方式:其一,在其自身文化发源地产生了词义扩延和词汇组合;其二,该词汇会随着文化交往和传播迁移到另一文化区域,随同物化和精神产品的观念形态一同旅行,在与新的文化区域中的翻译、接受、误读、理解以及创造性运用中发生联系,产生出该词义的外部扩延。于是,某一中心词汇在不断地扩延、迁移、旅行和回返中,与不同的文化层面的使用产生交互作用,形成新的概念范围和解说系统。”这是关键词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这种研究需要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广博的文史哲知识,理论上大家容易认同,但具体实施则非常困难。

中国的文论关键词研究在近年来得到了显著提倡,从“自发”状态逐步走向“自觉”状态,《文艺争鸣》、《社会科学战线》、《探索与争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等重要学术期刊都曾开辟专栏,发表朱立元、党圣元、陆扬、韩经太、李青春等人的文章,提出一些重要的学术观念和问题,如研究意识的“以我为主”、“本土化”和“当下化”的问题、研究对象的“遴选”问题、研究方法的“比较”与“会通”问题、研究目标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问题等,均成为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重要的参考文献。

“词”作为概念其意义的复杂性主要取决于使用的状况。一个词使用的人越多、范围越广、语境越复杂,其涵义就越丰富。就意义的复杂性和歧义来说, “私人概念”(如果有的话)是最简单且没有争议的,因为它的意义是由使用者自己规定的,但关键词不一样,不同的人使用它时其指称和内涵有很大的差异,因而很多时候会造成事实上的歧义。比如“现代性” (或者“现代”),在世界范围内,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都是一个“关键词”。但它在不同国家其内涵不一样,在不同学科中内涵也有差异。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总结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但“现代性”岂止五副面孔,它有无数副面孔。关键词研究就是要呈现出“关键”概念的多副面孔并解释其原因,而“名词解释”则相反。名词解释试图对“关键”概念进行标准化处理,实际上是把复杂而丰富的意义简单化,把概念的主要意义或某种意义看作是唯一的意义,也即把“关键”概念制作成“木乃伊”。正是因为关键词研究本质上是研究概念的复杂性,所以普通名词、普通术语、普通概念等不能也无法进行“关键词”研究。

不能按照文学词典“词条”的方式研究文论关键词,不能把关键词研究变成加强版的“名词解释”,而应该在“共时”的层面上研究文论关键词的丰富与复杂性,这其实正是关键词研究具有广阔前景之原因所在。

三、文论关键词“历时”研究

文论关键词研究除了强调“共时”研究以外,更强调文论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发展变化,强调通过关键词意义的衍变研究文论的历史发展过程,即“历时”研究。有些概念研究之所以被称作“概念木乃伊”,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研究把概念定格在某一刻、某一地或某一语言,尼采说:“哲学家们的另一个特异反应同样危险,这就是混淆始末。他们把最后出现的东西——可惜! 因为它根本就不该出现——设定为‘最高的概念’,就是说,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把蒸发中的现实的最后烟雾作为开端放置到最初。”对于文论研究来说,传统的“名词解释”其实是把术语的最后意义看作“本义”,或是固定意义,而忽视术语内涵的衍变与发展,混淆概念意义的古今中外差异,进而造成误解。文论关键词研究不仅要研究文论术语、概念和范畴在“当前”文论话语体系中的意义,更要研究其内涵的发展演变过程,从而研究文论思想的历史复杂性与现实复杂性。

“在任何时候,言语活动既包含一个已定的系统,又包含一种演变。”历时研究可以更充分、更细致地揭示文论概念的起源、发展、演变,更具有思想史价值。传统的文论术语、概念研究的基本模式都是共时研究,特定术语不同时期的意义被排列在一起,时间因素则被剔出。比如“趣”,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关键词,彭会资主编的《中国文论大辞典》中“趣”条共罗列6个义项,但这6种意义并没有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说明。实际上,“趣”作为中国古代文论概念,其意义的变化与衍生过程并没有在“词典”中被反映出来。这种研究模式其实来自于普通词典,如《汉语大字典》中的“趣”条,共10个义项,有的是本义,有的是“衍生”,有的是“变异”,有的是“转借”,还有的可能是民间误用而约定俗成,且各种意义的使用具有时间差异,有的意义在某一时期使用之后不再使用,但也不排除过一段时间又被“复活”。且这10个义项的使用是不均衡的,有的意义在某一时期使用比较广泛,是常用义,而有的意义在某一时期使用有限,属于偏僻义,但词典很少考虑这些因素。因此,《中国文论大辞典》以及其他类似的“文论词典”本质上是把中国古代文献作为“语料”,选取代表性著作中的“句子”,联系前后文综合分析。这些意义因为没有时间差异,本来“历时”性的意义被变成了“共时”性的意义,当语料被平面化,“概念”也就被扁平化了,这是另一种意义的“概念木乃伊”。因此,文论关键词研究也应该进行意义“考古”,强调“历时”的维度,强调“始末”关系研究。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不少学者认为他的“‘关键词批评’建构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以核心术语为考察重心,从历时和共时层面梳理并揭示出词语背后的政治思想倾向与人文踪迹,具有独到的研究视角和开阔的理论视野。”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特别强调关键词本身之间的“关联性”,注重“探讨各关键词在语言演变过程中词义的变化,以及彼此间的相关性、互动性”,“找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异用法”,“寻构各知识领域间的相互关系性”,而词与词之间的“关联性”正是历史语义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威廉斯的这种研究范式与传统的“名词解释”有实质性的区别。在这种意义上,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对中国的文论关键词研究具有深刻启发性,但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需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在历史纵深感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美国学者于连·沃尔夫莱的《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优秀文论关键词研究著作。“本书的目的之一是通过讲解让读者了解特定术语的复杂性,在每一关键词项下,都有一系列来自不同批评家的引语。希望读者看到的绝不是简单、容易定义的术语,其实,这些术语在语义和概念上都是不确定的。词在不同语境中会改变意义,而语境本身既不是有限的也不是可穷尽的。”作者再三强调文论概念的复杂性,指出文论关键词的复杂性不只体现在“共时”层面,更多时候体现在“历时”层面,且历史的差异性远大于同时代不同个体使用的差异性,真正的文论关键词研究应该在方法上具备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性质。

相比较而言,日本学者铃木贞美的《文学的概念》则是相对标准、较为成功的文论关键词研究,“本书是首次希望弄清来自中国的‘文学’概念在日本是如何进行近代化建构的”。该书主要考证日本“文学”概念的起源、形成以及变化过程。日本近代“文学”概念的形成,既与中文“文学”概念有关,又与西方的“literature”有关,但更与日本长期的文学实践有关。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文学”有它自己独特的内涵,这一概念的发生演变以及现代含义的形成,实际上就是日本文学思想的发生演变和现代形成,这个概念弄清楚了,日本文学的很多实质问题诸如历史与特征等也就弄清楚了。“追溯‘文学’一词意义流变的同时,试图弄清其在概念体系上的位置,其内部是如何分类的,以及概念形成的过程。”一个“文学”概念写了一本书,这似乎是穷尽了日本“文学”作为关键词问题,但其实还有可以完善和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作者在后记中说:“要想揭示明治时期‘文学’概念的形成过程,需要对古代以来,特别是德川时期的‘文学’概念进行把握,但遗憾的是研究未能深入下去。”由这一研究案例推而广之, “文学”关键词还可以作西方“文学”概念研究,而西方“文学”概念还可以分国别来做,这方面的研究目前成果尚少。

中国学者也有比较成功的文论关键词研究成果,钱翰所著的《二十世纪法国先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文本”概念研究》一书就是优秀代表。此书论题有时间限定,有国别限定,主题和问题都相当集中,就是研究20世纪法国“文学”概念的变化,即“文学”如何从“作品”到“文本”演变、演变的原因以及“文本”作为概念产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意义等。“这并不是简单的词语的转换,文本概念取代作品概念的内在原因是西方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以来对整个传统文学观念的颠覆,它意味着文学话语在整个话语体系内部的变化,文学批评关键词的变化体现了新文学观念的核心精神。”这不仅深刻地理解了关键词的意义,也诠释了其学术价值。“作品概念遭到质疑或抛弃,也就意味着这个传统的文学价值体系和话语秩序面临危机。‘文学是否死亡’这样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提出来的。文本概念的兴起实际上是作品概念遭遇危机的结果。”在术语、概念层面上, “语言论转向”其实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对传统话语的反叛否定;另一种是“消解”传统话语,即不否定已有概念,但换一种话语方式,从而让传统问题消失。“文本观念所体现的是一种非价值、反秩序、反等级的文学观,它构建了一系列与传统作品文学观相对立的平行概念,如书写、互文性、可写文本、延异等,而诸如作者、创造、阅读、审美判断等传统概念则受到质疑,巴尔特甚至宣告‘作者已死’。”概念的变化即观念的变化,概念的意义是在与其相关概念的关系中确定的,文论关键词或关键词意义的变化会引起概念体系的变化,这是文论关键词研究特别复杂的地方。钱翰的这种从“作品”到“文本”、“演化”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其他语言比如英语、德语以及中文的“文本”概念的产生和演变问题,都可以作如是研究。

余来明的《“文学”概念史》与铃木贞美的《文学的概念》书名几乎重合,但内容完全不一样。该书强调中文“文学”概念的历史性,首先考察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然后依次梳理“文学”作为译名的产生过程、现代知识谱系的形成与“文学”的定位以及现象边界问题、教育中的“文学”概念、五四文学革命之前和之后的“文学”、“中国文学史”中的“文学”等问题,并引用大量材料来说明中文“文学”概念复杂性以及发展演变过程。但即使这样,中文“文学”概念作为关键词还可以继续研究,比如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文学”不论是在内涵上还是现象囊括上都有很大变化,文论、现当代文学批评、作家创作谈等方面都有大量关于“文学”定义的讨论,这些内容也是中国语境中“文学”关键词研究的重要内容,对这些内涵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全面理解“文学”的内涵。所以,“文学”作为中国文论关键词虽是一个老问题,仍然具有深入研究的学术空间。

四、地域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

关键词研究的思想性和历史性是关键词研究的两大原则,一般关键词研究需要从这两方面展开才是完整的。但对于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来说,语言文化的差异因素也特别重要,地域、国别以及特殊的社会、思想文化、语言等都会影响关键词的衍变,所有的西方文论术语、概念和范畴在进入中国后都会发生内涵和外延上的变化,即逐步“中国化”。

萨义德把翻译的过程比喻为“旅行”,他说: “各种观念和理论也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文化和智识生活通常就是由观念的这种流通所滋养,往往也是由此得到维系的,而且,无论流通所采用的形式是世所公认的或者是无意识的影响、创造性借用,还是大规模的挪用形式,观念和理论由一地到另一地的运动,既是活生生的事实,又是使智识活动成为可能的一个不无用途的条件。”又说:“某一观念或者理论,由于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的运动,它的说服力是有所增强呢,还是有所减弱,以及某一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中的一种理论,在另一历史时期或者境域中是否会变得截然不同。”萨义德的翻译“旅行”理论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在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也能够清楚地解释西方文论关键词在中国发生意义衍变的原因和过程。刘禾提出“跨语际书写”一说,认为“研究跨语际的实践就是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的模式,由于或尽管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接触/冲突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因此,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按照萨义德的说法,“令人满意而又充分地说明这些步骤,是一项庞大的任务”,这也是中国当下的西方文论关键词研究异常复杂的原因之一。

西方文论关键词被翻译成中文进入中国时,会发生意义衍变,翻译或译介只是原因之一,还有很多诸如政治经济需求、民族文化心理、语言知识体系、文学文论传统等内部和外部原因。纵观清末以降西方文论进入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本土经验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我们对外来理论的翻译、理解、接受和研究,以及这些理论在汉语语境中的意义内涵。事实上,中国人选择和接受什么样的西方文论概念、术语和范畴,与中国本土经验关系紧密,与中国文学以及文论建设需求息息相关。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真实”、“性格”、“典型”、“先锋”、“解构”、“现代”、“后现代”、“后殖民”、“话语”等西方文论术语、概念就被中国现代文论所接受,它们是西方文论关键词,同时也是中国文论关键词,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与中国文学、文论存在一定契合,能够很好阐释中国的文学实践,从而有机融入中国文论体系。相反,西方也有很多文论术语概念,如“延异”、“符码”、“拟像”、“怪感”、“召唤”、“绝境”等术语,虽然在西方文论研究中常被作为重点术语反复阐释,但并没有完全融入中国文论体系,未能真正发展成为中国文论关键词。萨义德认为,一个概念穿越时空,从一个国度移植到另一个国度,从一种语境转移到另一种语境并最后生存下来, “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姑且可以把它们称之为接受条件,或者,作为接受的必然部分,把它们称之为各种抵抗条件——然后,这一系列条件再去面对这种移植过来的理论或观念,使之可能引进或者得到容忍,而无论它看起来可能多么地不相容”。这些条件不只是中国接纳西方文论术语、概念和范畴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改变其内涵的重要因素。

西方文论关键词在进入中国之后,绝大多数发生了意义衍变,内涵和外延都有所不同,差别仅在于程度的轻重和幅度的大小。比如现代中国“文学”概念本质上是从西方引入的,它的西方背景是科学知识谱系,最初引入中国时受中国古代知识谱系以及“经”、“史”、“子”、“集”分类方法的影响,其内涵非常宽泛,很多后来属于历史、哲学甚至科学的文章都被归类到“文学”,因此中国早期的文学史著作——如黄人、林传甲、谢无量等人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中的“文学”边界相对均较为模糊。黄人的《中国文学史》讲了“文字之起源”、“音韵”、“书体”、“文典”等内容,“六书”、“梵音字母”、“法帖”等都属“文学”。同样,书法、音韵、文字训诂、文章、修辞、经学、传记杂史、诸子等也是林传甲的“文学”范畴。在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经”、“诸子”、“史”、“佛典”等都是文学,《淮南子》、《盐铁论》、牟融《理惑论》则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这和西方的“文学”本义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随着中国思想文化及知识体系现代化建构逐渐完善,中国的“文学”概念范围越来越小,逐步契合西方的“文学”内涵,但仍然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对象上,西方的“文学”不包括中国古代的“笔记”、“诸子”、“曲”等,中国现代的“文学”概念其实是融合中西方“文学”概念且又加入了新质的概念,也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概念其实是由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集合而成。

西方文论关键词的中国化主要表现为“异化”和“归化”两种方式。“异化”是相对源语而言,“归化”是就目标语而言。比如法国“文本”概念,引入中国之后就不再具有法语语境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背景,不再具有相关的“延异”等内涵,不再是和“作品”对立的概念,也没有法语语境中的“作品”表示秩序、“文本”表示反中心的意味。钱翰说:“西方的文本一词由日常语汇和语言学语汇被引入文学理论话语,是一个革新和颠覆的过程;而中国的文本一词自始至终都是专业性术语,从一开始被拿来作为‘text’的翻译对应词,在译介的过程中被不断赋予理论内涵,因此是一个概念建构的过程,缺少了原本的革命性颠覆过程。”在中文语境中,它是一个比文学“作品”更宽泛的概念,非文学作品也可以称为“文本”,比如“历史文本”、“哲学文本”等,而我们在讨论文学时,“文本”和“作品”绝大多数时候可以互换。所以对于中国当代文论来说,“文本”一般被看作“作品”的同义词或近义词。

“话语”作为概念也是如此。在西方,自福柯以来,“话语”(discourse)作为术语已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的各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话语”也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常用术语。在西方,不同的学者对“话语”定义和使用存在很大差异。福柯的限定是:“话语这个术语就可以被确定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但福柯使用更多的是“话语实践”,他所论及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思想史范畴,而非语言学概念。巴赫金强调, “话语是一种parexcellence (独特的)意识形态的现象”,这里的“意识形态”指的是观念和意识。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话语”,其实就是“现代性”言说或“现代性”概念,是以语言形态存在的思想。中国的“话语”概念来自西方,其内涵已迥异于西方,如曹顺庆的界定是:“所谓话语,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辨、阐述、论辩、表达等方面的基本法则。”在大多数人的使用中, “话语”是一种言说,包括特定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但当我们说“中国话语”或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时候,又有巴赫金所说的“意识形态”意味,此时,“话语”则是文化和思想的具体方式及形态。

与关键词中国化密切相关的是西方文论关键词与中国现代文论之关系研究。胡亚敏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是研究西方文论关键词与中国当代文学、文论及批评关系的重要著作,其中的10个关键词包括“文学性”、“叙事”、“文本”、“延异”、“隐喻”和“反讽”等。与具体的研究相比,著作的思路、理念和目标更值得关注。作者说: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孕育、建构和发展就与西方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当代中国,西方文论的一些关键词经过阐释和实践逐渐被吸收和改造,衍化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部分。”“研究关键词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探寻它们在中国的接受、挪用和改造的轨迹,进而比较不同文化和语系转换中的变异。”这是正确的,西方文论术语、概念和范畴一旦脱离西方语境而进入中国语境,就脱离了原来的文论体系而进入中国文论体系,成为中国文论术语、概念和范畴体系的一部分,其内涵就会受制于中国语境,从而与原义相比发生歧变,变成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所以,西方文论关键词与中国文论关系研究和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在学术模式上是相同的,差别在于视角不同,前者归结点是西方文论关键词,后者归结点是中国文论关键词。

五、文论关键词研究的跨学科性

关键词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模式,除了上面所说的是术语、概念和范畴的思想研究、历史研究以及跨语言跨文化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跨学科性。关键词研究不再归属于传统学科分类中的某一学科,或者说,按照传统的学科分工来进行关键词研究会遇到很大的操作困难。

关键词研究需要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文论关键词研究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而在文学学科范围内,文论关键词研究需要借助其他二级学科及研究方向的相关成果,需要和这些学科、方向协同研究才能够有所突破。而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层面,文论关键词研究还需要丰富的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知识储备。当然,这并不是说关键词研究需要我们在每一个学科领域都成为专家,它需要的是以“关键词”为中心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需要一种新的学术模式,具有独特的知识范围、思维训练、学术方法和结构体系。

纵观当今文史哲领域的关键词研究,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成果,史学家冯天瑜的《“封建”考论》就是其中之一。冯天瑜自21世纪以来致力于思想史层面的词语问题研究,曾出版《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生成》一书,探讨语言特别是术语、概念变化与中国思想文化、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作者对中国古代史素有研究,功底深厚,从概念的角度研究“封建”可谓得心应手。《“封建”考论》的内容包括考证汉语“封建”的初始意义、秦汉与明清时期的“封建”概念之变化、《文献通考》及《续文献通考》中“封建”含义辨析、日本的“封建”思想和西语“Feudalism” (即“封建”)的产生及语义变化、日译“封建”与西语“封建”之比较、日本学术界对“封建”的讨论、中国近代对日译“封建”概念的接受、五四时期陈独秀对“封建”的定义及“五四” “反封建”命题的内涵、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封建”争论、毛泽东的“封建”定义及其意义、中国现当代学者对“封建”的讨论等,所论涉及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对“封建”概念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封建”考论》不是关于“封建”问题的研究,不是对“封建”一词进行语义研究,更不是封建社会史的研究,而是以“封建”为关键词所进行的思想性研究,系统呈现“封建”的意义形成、衍变、中西差异,以及作为概念对中国社会以及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影响,或者说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话语根源,既具有索绪尔所说的“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也有中西语境不同造成的概念内涵的差异性研究,是典型的关键词研究。《“封建”考论》归属于历史学,但它和传统的历史研究存在着巨大差异,它涉及语言学、思想史、社会学、文化学、译介学、中外关系、政治学等,当然也涉及文学。

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看起来像是一本语言学著作,但其实是关键词研究,此书通过对汉字“她”的产生过程来研究中国现代女性观的发展变化,包括“she”的中译与“她”的产生,最初的“她”字书写实践,“她”字与“性别之惑”,“她”与“伊”、“它”、“他”、“牠”之间的复杂关系,“她”字的社会化过程, “她”字的现代性诉求等,既是关键词之词义、词源研究,又是中国现代女性思想、性别问题研究,史料翔实充分,不仅研究“她”这个字,更重要的是研究这个字背后的性别观念以及妇女的社会地位等问题,充分体现了陈寅恪所说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研究理路。在关键词研究中,“协同”既是“创新”的结果,也是“创新”的方式,更是“创新”的原因。方维规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是新近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关键词研究著作。此作重点考察了“文明”、“民族”、“政党”、“民主”、“经济”、“知识分子”等概念在中国近代是如何兴起的, “夷”、“洋”、“西”、“外”既是作者考察的概念,也是一种逻辑框架,也就是说,作者是站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民主”、“知识分子”这些概念的生成过程的。虽然主题限定为“思想的概念史研究”,但学科跨度较大,涉及哲学、政治学、文化学、经济学、翻译学、语言学、历史、文学等。作者对每个概念的探讨并非面面俱到,而是集中笔力将问题进行纵向拓展。比如“经济”一词,主要考辨其译名,“知识分子”一词则主要考辨其“中国版本”,充分体现出分科理解和研究的某种合理性。这对于文论研究来说,颇具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

文论关键词研究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模式,它与过去的文论思想研究和文论史研究都不同,它不是语言学的“词义”研究,它的证据不是来自“语料”,而是来自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包括文学史。我们也可以把历代文论家、文学批评家有关文论思想的表述称为“语料”,但这和语言学家使用“语料”分析词义是完全不同的。它的知识结构要求也是不同的,前者是文论研究,但又不只是文论研究,在目前的学科分类中,它与哲学、史学、语言学、社会学、译介学、政治学、思想史、中外关系等关系尤为密切,离开了这些学科的“协同”,其概念的来龙去脉,其变化的前因后果,其内涵的复杂性与差异性等都很难研究清楚。当然,本文并不是否定现在的学科分类,而是说,文论关键词主体属于文学,但很多相关内容分散在不同的学科,需要把这些相关内容集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在这一意义上,文论关键词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学术模式是集成创新,前者也需要我们改变既有的思维方式。

以“启蒙”为例,文论关键词研究不能只研究与文学有关的“启蒙”内容或文论中所表达的“启蒙”思想。“启蒙”的内涵本身是综合性的,把它切分为哲学的、社会学的、艺术学的、文学的并不完全恰当,必须打破学科分割这种人为的藩篱,否则这种研究很难深入下去。其他如“现代”、“解构”、“科学”等目前文论界广泛使用的一些概念,它们不专属于文论,在不同的学科话语中其内容差异很大。文论可以研究这些关键词,但不能脱离语言学、哲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语境,否则就会是片面的、局限的。

结语

关键词就是关键的术语、概念和范畴。文论关键词研究具有它特殊的内涵和学术规范,它是关键性的文论术语、概念和范畴的研究,既要研究关键词横向的复杂性,也要研究其纵向的历史性。思想体现在术语、概念和范畴上,通过研究关键词的形成、演变过程可以研究某种思想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可以说,确定了文论关键词的意义也就确定了文论的关键问题;明确了文论关键词的演变和发展,也就明确了文论关键问题的演变与发展。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还涉及中西文论差异性,特别是西方文论概念中国化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化问题,但与传统的文论研究不同,这种研究始终不能脱离语言来展开,体现出“语言论转向”在文论研究上的特征,因此是一种新的学术规范。文论关键词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在文学研究内部,跨越比较文学、文艺美学、文学批评、外国文学等方向,在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则跨越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其研究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因此必将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