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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烈《盘古岭》:现代人的一面魔镜

来源:《西湖》 | 韩少功  2019年09月11日14:18

余烈在年轻作家中有些特别,明明是女性,却偏偏取了个雄赳赳的笔名;明明生活在时尚都市,却把目光投向穷乡僻壤,挖出了一些不无土产或古董意味的乡亲往事,如这一本《盘古岭》。

当下小说的主要读者购买力在都市,那么都市题材不仅富有文化新潮的高贵感,似乎也多一些亲和力与黏附性,能赢得更大市场。不过,都市题材也有风险。眼下新闻产能实在太大,都市生活通常是信息的超采区,一枚枚鲜果早被记者、自媒体、餐桌八卦等抢先榨了好几轮,留给文学的很可能是粗料和残渣。有些作家在新闻里挖素材,甚至让新闻直接入文,甘居二手货和再生品的地位,就是身陷困局的无奈。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刷下,都市生活还有同质化危机。无论中外,不分东西南北,建筑、服装、快餐、宠物、礼仪、流行语、泡妞套路等都越来越相似,看哪里都差不多,这对于个性大神们而言,当然不是什么利好。如果他们不去搞怪和卖疯,最容易撞上可能无辜的“查重率”和抄袭案,要写出面目一新和独此一家,得比以前费功夫太多。

相比之下,《盘古岭》另有一片风光。其实那里只有寂寞的凡人小事,但有自然,有历史,有底层沉默的生命之道,自带几分《呼兰河传》或《百年孤独》的大气。大气这东西不容易说清楚。这么说吧,外国也有自然,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山水如画,但那里更多是观赏物,如游客心目中的“国家公园”一类,不同于盘古村民的衣食之基和骨肉之源,塑造人们衣食住行的每个细节。外国也有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历史辉煌,但那些往日遗迹多在都市,多在教堂、宫殿、城堡、老城区,而农业几乎是工业化的野外延伸,有农业问题却没有传统农民的问题,文化原生性多已稀薄。这样,似乎只有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各种“盘古岭”,乡村才不仅仅是空间,还是凝固了的时间,成了至今一份仍与都市展开互动的活历史,亦即大多数地球人那里独特的深远背景和汹涌能量——这样说,好像还是没说清楚。

好,拣最简要的说,大气是心的大,惦记和关切的半径大,至少能超越花花时尚。这与好古和怀旧的写作策略无关。事实上,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很多国人对乡村那种不堪回首的恐惧感和厌恶感渐渐淡去。对于都市居民们来说,倒可能有真实或想象的乡愁油然而生,常常需要文学承担“乡村一日游”式的心理消费,实现“诗和远方”的精神按摩。这当然是诗歌、散文、小说的商机。问题在于,作者们如果没有作者余烈的骨肉之情和回忆之痛,没有她在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农学、史学等方面的沉潜和功课打底,没有她分合有致、虚实相济、既放松又内敛、既率性又审慎的文字编织,即便进入盘古岭,也可能一闪而过。都市作家们若来此猎奇,在很大程度上,同剪贴报纸的“洗稿”以及同想象力舍近求远、避难就易、一窝蜂去掰扯后宫、仙侠、火星人、机器魔怪什么的,没太大的区别——不过是另一种资源匮乏时的慌不择路。

更重要的是,土产和古董本身并无多少价值,有时看上去只是一些蓬头垢面、歪斜不整的鸡零狗碎。资源并不等于成品,更不等于有价值的创造——而价值反而多是由远观者们(相当多数为都市居民)确定,恰恰取决于现代人的眼光和语境。这就如同人类只有穿上衣服以后,才可能欣赏裸体的美丽;只有沧桑成年以后,才可能珍爱儿童的天真。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过去”都是现在的产物,都是当下现实的魔镜,有现代心结的灵魂附体,是依据今人的需要、今人的选择、今人的理解和想象所再造出来,其目的不过是回应当下生活和文明的新的精神疑难,启示人与社会的未来方向。

据说《盘古岭》这一魔镜还未完成,只是一个长篇作品的起始。那么我期待作者在后续的写作中更多放飞自己,更多敢作敢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