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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贯湖北、现居南昌的女作家王芸在小说和散文方面都颇有建树。此次她又将笔探向一位文坛传奇人物张爱玲，由此有了一本《张爱玲传：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后简称为《张爱玲传》）。从其叙述方式和诗性语言两个方面，我尝试走进王芸笔下的《张爱玲传》。

一、 我是谁

《张爱玲传》的叙述方式总体上是传统的。描写对象主要是人物的外在活动及由这些活动构建的事件，属于实景范围。叙述时间是线性的，从张爱玲的出生到童年、青春期，再是中年至晚年，不断地在“他者”与“自我”的视域中为张爱玲的身份取证。通过前世今生的家庭背景、清醒而特立独行的外在世界，认同其性别和贵族身份；经由被审判的赤裸裸的青春期、特殊时期亲历的无依无措，叙述张爱玲的落魄、尴尬处境；在承受亲情崩塌、爱情崩塌之后，张爱玲女性贵族身份坐实了没落的界定。在“他者”与“自我”充分认同身份后，中年的张爱玲重组了自己的生活，厘清了自己的爱情、友情和亲情。在明确“我是谁”之后，张爱玲把孤独当成了一座花园，平静地度过了赖雅离开后的余生。

但《张爱玲传》的叙述方式与传统的自传体视角不同。依照吴其南在《围城修辞论》中的观点：自传体叙述者可以不加任何限制地出入故事，尤其是叙述人物幽秘的心理世界，知道的比所有人物都多，整个叙述都在叙述者的牢牢把控之中。《张爱玲传》虽具备高视点权威叙述的大多数特点，但有自身的叙述特点，突出表现为张爱玲是被叙述者。

当叙述者透过被叙述者的作品像自传体小说《小团圆》，进入思想共鸣后，试图还原张爱玲亲历时的主观感受、情绪时，叙述者离被叙述者很近。这样的叙述充满了真情实感，仿佛叙述者感同身受了被叙述者的经历。被叙述者的情感归属、语言习惯、行为趋向、价值判断通过叙述者的解读、想象、阐释在刹那间迎刃而解。叙述者看张爱玲之所看，听张爱玲之所听，想张爱玲之所想。这种叙述方式加强了张爱玲身份的体认，增加了“我是谁”的可信度。

有时，叙述者离被叙述者比较远。叙述者站在高处俯视、观照、评判被叙述者。叙述者追随被叙述者，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追着被叙述者走。叙述者以张爱玲为线索、为中心，来描写环境与场面，但不是用张爱玲的眼光来对周围的人物、事件进行价值评判。作品全文使用第三人称，没有受到张爱玲这个主人公的遮蔽。叙述者自由地出入张爱玲的前世今生，选择有用的资料及相关的人与事进行叙述，其核心指向是张爱玲。叙述者作为旁观者，保留了应有的客观与清醒，增强了“我是谁”的属实性。

这样的叙述与传统的权威叙述基本相同，这也符合王芸所谓的“张看”和“看张”双向互指。文本较具个性特征的是：前后关联而每个小节又可以独立成篇，叙述的笔调和语言是有特质的，美得犹如写给天堂的寄语和历史的回响，灵异敏锐，一语中的，令人读之流连忘返。这是作家给作家写传记的妙处，似乎只有灵性的思维、飞扬的文字才能彼此对接。读完不仅让人感悟：这是知音间的体悟，知己间的解说。

二 、我将如何存在

马大康在《诗性语言研究》中这样定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的存在状态即人的存在状态、世界的存在状态，而诗性语言则展示着人、世界最丰富的存在状态。”“人与语言间的这种平等、亲密而又丰富的关系即我们所说的诗意关系……处在这种诗意关系中的语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诗性语言。”王芸用诗性语言展示了张爱玲的存在。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栋老宅里。“这座老宅，靠近苏州河，以它尚未凋败的盛大气派昭示着主人曾经的显赫地位，处处透着内敛的贵族气息。”祖父是清朝同治年间安徽按察使张印塘之子，祖母是李鸿章之女。“幼年的生活无忧而舒畅。老宅里仆佣们来来往往”，“由专门的女仆何干照顾”，她是这世界唯一的中心。幼年的张爱玲通过“他者”的视域确认了自我的身份—贵族。直到有一天，“又一个小的生命在这座老宅里诞生了”，“他身上不同于瑛的那处微小的生理构造”使得“眨眼之间，他成了世界的中心”。看到“他者”视域里世界的变化，张爱玲认同了自己的性别—女性。

“幼年生活仿佛一声长长的叹息，又像一款惊悸不安的梦魇。娉婷走出古宅的，已是一个生命色调奇异斑斓的女子，老色的底子上浮着艳丽、诡谲的现代花彩。”接踵而至的：父母离异，遭父毒打，被迫弃仆，亲母嫌弃，弟弟不器，母亲输掉教授补发给她的800港币奖学金……亲情由裂缝到塌崩，使张爱玲跌入现实低谷。她的天真、无知、贫穷、困窘暴露无遗，一度她渴望身体和心灵有个避难所以证明自己的存在。

《诗性语言研究》认为：“人作为多维度的存在，人为了追求自身的丰富性，他永远需要同诗性语言结伴而行。”18岁的张爱玲开始与诗性语言结伴而行，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在《西风》杂志上注解了自己的存在。《坐在硬板凳上，打一个冗长而艰难的盹》后，《仿佛一样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张爱玲潜下心来与诗性语言为伴，以正自己“天才”身份。在发表一系列作品之后，“她等不及地想要全世界注目于自己”。

恰在此时，她遇到了胡兰成。胡兰成是以读者的立场、诗性语言的方式读懂她的人、最懂她的人。按照徐中玉在《诗性语言研究》序言中的说法：“‘诗性’如果用太哲理化的语言来解说反不容易使人明白，是否可说是一种高尚的，雅致的，智慧的，灵动的，极容易深入人的灵魂深处、内心深处的感悟状态，精光四射，魅力无穷的感觉呢？这样的感觉，在文学作品中，自然唯有用诗性的同日常语言有差异的更精美的语言才能完美地显现出来。而这又同读者和作者应有诗性的品格、胸襟、人文素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胡兰成和张爱玲正是这样的读者和作者。在经历过“没落”的女性贵族看来，这是心灵的雪中送炭。这份来自“知音”的相知，迎合了张爱玲此时太过苍凉的心态。此时的她“低到了尘埃里”，即使胡兰成后来因汉奸身份四处逃亡，她都不离不弃。直到三女共一夫的尴尬婚姻亵渎了张爱玲作为贵族的尊严，也冒犯了张爱玲作为女性的自尊，她的爱情彻底崩塌。她不吵不闹但决绝地离开，这是她维持其贵族尊严的一次重要转身。

“父爱与母爱缺失的童年、少年，积淀了太深太重的不安全感，如沉渣，时时泛起。她渴望‘飞扬’，但需要安稳作底；她渴望‘幸福有爱’，但需要安稳的壳来安放。”正如《诗性语言研究》所说：“语言状态与人的存在状态是密切相关的，两者相互决定。人存在的丰富性决定着人与语言以及世界关系的丰富性，也决定着语言的丰富性。”不知是苦难成就了张爱玲，还是张爱玲命中注定需要苦难。她所呼唤的安稳又在何方？

三 、我将走向何处

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

张爱玲由于出生于贵族之家，一度后知后觉地在生活的真理面前游离、迷失。如果张爱玲童年、少年时代还有存于内心的亲情温暖，那就是保姆何干给的。何干任劳任怨地带大她，陪伴她，她却无以回报。“十多年的主仆情意，这两只小小的纸袋是无法回报的，可是她再没有多的能力了，这是她所剩的全部。”“离开何干照料的张爱玲，仿佛一个刚刚脱离母腹的孩子，手足无措地开始面对生活中种种细琐的复杂。她发现17岁的自己不会削苹果，不会补袜子，不会织绒线，反复地学还是不行……在生活琐细上她根本就是个白痴！”生活把这条真理深深地刻在张爱玲对何干的内疚里。

战乱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经历战乱把这条真理演绎得更是淋漓尽致。经过生活的变故、战争的洗礼，张爱玲惊悟：“想要自由从容的生活，经济上的问题不能不解决。”从此之后，解决衣食住行是张爱玲一直追求安放身体的安稳。只是，“张爱玲是一个难得的例外，她顽强地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处处有她的‘此在’”。除了安放身体，张爱玲还须安放自己的灵魂。

她重组了自己的生活、友情。“经历过那场幻灭的传奇之爱后，她的心因为绝望而一味缩敛，决然转身不过为了自我保护，避开伤痛，但渴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只是张爱玲比别人更需要适宜的土壤、适宜的温度。她与邝文美、宋淇夫妇慢慢走近成为好朋友，这份友情一直陪伴她走完了孤寂的后半生。”由此，她迎来了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

张爱玲对安稳的诉求集中体现在选择赖雅作为人生伴侣上。“已步入人生的晚境，张爱玲经历过一次传奇般的幻灭，又处在异国求生的飘摇阶段。”“两人又有着同样的对自由的崇尚，对文艺的热爱，对人生的透彻，对安稳生活的渴求。”“她再一次选择了以安稳作底的婚姻，她需要在异国他乡为自己造一个壳，让自己可以躲在里面放松下来。她以为这个聪明而又丰富阅历的男人，可以成为她的依靠。”尽管，物质上，第二次婚姻赋予张爱玲的是赖雅的病痛和居无定所。她不得不依靠母亲的遗物给他们的婚姻生活提供经济上的保障。但她已学会挣钱维持生计了，接了很多翻译工作，写了一些电影剧本。精神上，张爱玲是幸福的。“赖雅用自己的乐观覆盖了时时在她心里泛滥的伤感，用热忱温暖了她时时感到寒凉的心。”“赖雅有洞悉世情的练达，他不会强迫张爱玲去改变自己，扭曲自己，而是用自己的幽默、乐观将她的孤僻、悲伤包裹起来，加以抚慰。”

随着时间和生活的锤炼，张爱玲形成了自己生存的姿态：“年岁越长，她的姿态里越透出对人世的耐心。”“她自言是个世界人，超越了地域，实在的没有一个地方让她真正有家的感觉，她却又在每个地方都可以安住下来。”经过时间和生活的历练，张爱玲的文笔与心智也更趋成熟：“关注世态人情，关注人性与命运，之中不乏描摹人物内心的幽微而精彩的笔触，以一种平缓而舒展的节拍缓缓向前推进。在她的笔下，没有被神化的人，也没有完美无缺的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闪光点与局限性，他们不再是夹在纸页中的剪纸般的平面人物，有着真实可感的骨血，真实可信的人生。”

让张爱玲留存世间的经久不衰的是她的语言姿态。陈少聪作为张爱玲的助手，两人居然是寂寂无声地度过了一年的合作时光。实则张爱玲喜欢这样的孤寂。“她沉浸在自己心仪的干净世界里，并不在意外界的诧异目光，也唯恐过多地惊动他人，我行我素，竭力活成一个真实的自己。”“她看不起的人，根本无法入她的法眼，更不可能进入她的生活。她就是这般挑剔，宁可只要清洁的情感，不要浑浊的泥潭。”“她仿佛一座孤独的岛屿，浮荡在异域的海面上，有着自成一体的完满。”这是张爱玲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家园，而本真地呈现于世间的姿态。她的内心自足圆满，只是世人错当她怪异。

人从本真的世界拔离出来，语言成为人类栖居的另一个世界。马大康在《诗性语言研究》中认为：“语言既是人的精神牢笼，又是人的存在家园。当语言作为一个工具，一个与人的存在相异质的‘他者’时，语言只能是人的牢笼。无论交谈、闲聊、演说、写作、认知、传达……人都摆脱不了语言概念、语言结构的束缚，人的活动被强行纳入到语言秩序之中。但是，当人与语言处于虚拟的审美意向关系，当语言展现出它的具体化倾向和空位的时候，它就从有限转化为无限的存在，从不自由转化为自由，它召唤人进入一个与现实异在的自由创造的空间，人与语言也就构成了相激相生相融的‘我—你’关系。”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平时拒人于千里之外、几乎不与人说话的晚年张爱玲在与美国学者詹姆士·莱昂见面后，其言谈举止从容优雅，詹姆士·莱昂丝毫没有感觉到张爱玲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因为张爱玲沉浸在自己的语言世界里自足自乐，人和语言都达到了诗意境界，回到了最充盈的存在状态，回到了自我的精神家园。至于她表现出来的外在的人生姿态，是她本真的形体姿态。至于表达的是什么意义，全是“他者”的视域赋予的概念，而她，是全然不知的。她只是回归本真的自己，孤独是她的花园，诗性语言是她的家园。语言世界与她的存在世界相激相生相融进入诗意状态，是“我—你”关系。

张爱玲的诗性语言映衬出她的诗意人生，她的诗意人生丰富了她的诗性语言。这是她的终极归宿，是她留存世间的身份，也是王芸用诗性语言诠释张爱玲的良苦用心。读者—王芸—张爱玲三者之间也可以达到这种“我—你”既隔离又交融的关系！

（作者单位：江西吉安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