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30.9.28—2019.8.31）

2019年8月31日，“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辞世。其身后悼念者众，旧雨新知无不缅怀其卓越的理论成就和不懈的政治追求。而对于年青一代的社会学者和广义的左翼知识群体来说，这也许更多是一个教科书里的抽象名字，一个可以总结引用、可以裱挂、可以进入试题的“学派”，理应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等等一同展览，特别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理论的中心重新从美国转回欧洲之后。至若其思想的光彩、范式的流变，以及现实的政治能量，似乎已经少有深入而诚恳的讨论。沃勒斯坦最重要的继承者和盟友乔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在2009年去世之后，只剩下沃勒斯坦自己创建的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布罗代尔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瑞基中心（Arrighi Center for Global Studies）周围还集聚了西尔弗（Beverly Silver）等部分有影响的学者，试图在具体的领域和议题中发展世界体系理论的内核。毋庸讳言的是，其学术声誉与实际的学术遗产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断裂；而这种断裂在沃氏当世之时已逐渐成形。因之，与其缅怀其人其言，不若把沃勒斯坦和世界体系理论的起落放在一个更长时段的知识谱系和学术/政治生态中，来看左翼知识阵营的一般性变化。其中对于“结构性”视角的运用和信心的重拾，也许才是一种更好的缅怀与继承。这在一个逐渐进入政治经济秩序重大调整的时代，有学术之外的意义，即试图经由过去，面向未来。

世界体系：分层、周期与危机

2011年新版《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世界体系理论”是沃勒斯坦最重要的作品，亦是我们讨论的起点。所谓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是一定时空中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总体，内部存在特定的分工关系以维持体系本身。特定世界体系的地理边界，往往止于参与分工的地域；而其延续的时间，则取决于体系是否能通过维系分工关系而实现自身的再生产。换言之，同一历史时期，人类生存的地理空间可能有数个世界体系并存；而体系本身亦存在周期运动，在历史的长河中生灭更替。沃勒斯坦认为，在大部分的前现代时期，最重要的世界体系往往是“世界帝国”（world-empire）。无论是罗马、中国，还是更晚近的奥斯曼，庞大的“世界帝国”无一例外地通过一个政治核心来统治整个体系，并主要运用政治的手段来强制分工。与之相较，还有一种世界体系是“世界经济”（world economy），其内部分工以经济关系维系，并不依赖于一个统治全域的政治中心。如果说前现代的世界经济往往不是被世界帝国吞并，就是自身内部转换或崩解，那么从十六世纪西北欧诞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还出人意料地取代了世界帝国和其他世界经济，最终几乎把所有人类社会纳入其中。质言之，这一世界经济成为了当今世界唯一的一个世界体系——“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而其基本性质是资本主义的，内部分工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来维持（至少是主导；并不排除政治逻辑）。沃勒斯坦的皇皇四卷本，正是有关“现代世界体系”起源、结构和变化的一种历史叙述。

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一体系的结构和再生产的机制到底如何呢？简单来说，现代世界体系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中心、边缘与半边缘，而分工正是在这个分层结构的基础上展开。中心地区，也即西欧国家，最早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资本积累方式，进而通过对贸易和价格的控制，实现了对边缘初级产品供应者的剥削和控制。中心始终处于需求不足的状态，导致了边缘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而边缘国家的政治精英亦被体系动员来压低劳动力价格，并镇压当地的社会运动。因此，把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不断纳入其中，是体系维持和增强的不二法门。沃勒斯坦曾比较了波兰和俄国，说明十六世纪的波兰土地富饶，粮食产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比俄国高。但因地缘因素首先被纳入以西欧为中心的体系之中，成为低价粮食出口地，反而加强了农奴制，导致了长期经济停滞，国家建构与本土经济精英发展停滞。而俄国起点低得多，但相对独立于现代世界体系，却使得国家建构和经济发展得以可能，在十九世纪之后逐渐成为半边缘国家，并在二战后试图主导建立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抗衡的社会主义替代性体系，虽然最后解体了。当然，中心-边缘的模型似乎只是把上世纪拉美知识分子所发明的“依附理论”历史化、精致化了。

沃勒斯坦较为原创的部分在于“半边缘”。这部分国家，如十七世纪以来的瑞典，十九世纪至二十纪上半期的俄罗斯，十九世纪末以来的日本，承担了中心与边缘的连接功能，对于贸易和投资起到过渡作用，并为体系结构调整留有空间，因半边缘可能上升为中心，亦可滑入边缘。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单一中心的“世界帝国”相异的结构特征，内部弹性也更大。在此概念的关照下，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能获得相当的产业升级机会与出口发展空间；而在本世纪初始中心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跨国投资银行家会联手创造出“金砖国家”的概念，把几个发展路径完全不同的国家打包建构为新兴投资目的地。从沃勒斯坦的理论来看，保持或“发明”半边缘的空间，主要是为了维持体系本身的顺利运转。

第二个更为历史性的核心论点，有关世界体系的周期运动以及危机和调适，对于当下也足资镜鉴。实际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占据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并不承认世界经济发展长周期的存在，认为危机都是短期的、暂时的、偶发的。有关现代世界体系的“周期”和“危机”，更多的是调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周期运动和最终必将崩溃的话语。在实证的层面，沃勒斯坦引用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Kondratieff Cycle）研究，但与康氏认为周期主要由产业更替造成不同，沃勒斯坦认为周期与危机起源于主要产品贸易条件的变化，从而导致体系的一系列连锁调整。对于中心国家来说，最为可能的反应是从参与全球贸易退回到民族主义的贸易保护（更早为重商主义），与之肩随的是精英内部的妥协和权力结构调整。而边缘地区国家能力和市场地位更弱，无法转向贸易保护，而只能通过加重剥削劳动力来试图维持利润，精英内部也无法妥协。最后的结果是阶级矛盾加剧，社会运动频发和地区性动荡。换言之，系统危机的破坏力，正是不成比例地落在边缘国家身上。

在沃勒斯坦之后，阿瑞基撰写了《漫长的二十世纪》一书，进一步提出金融才是周期运动和危机背后的根本动力，因而“金融化往往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秋天”。当金融业不断扩张，实体产业萎缩，原有的公司治理模式失效，经济就会陷入利润危机，阶级矛盾加剧，导致“世界体系的混沌”，最终是霸权的更迭。两者的历史分析对于理解当下美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为何会转向贸易战和反移民政策，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对于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的潜在冲击，以及对于整个世界体系结构特征的影响，都仍有相当的启发。

理论兴衰的知识社会学

概而观之，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所构建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简洁而又极富张力的模型，而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则为其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甫一问世，该理论就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如此广泛的认同和高度的赞誉，远远超越了学术体系内部的评价，应被视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现象。回顾当时的社会和思想状况，可能的原因也许有以下几点。

首先，二战后的发展研究和比较政治/社会研究被所谓的“现代化理论”所统治。这一范式秉持一种朴素的方法论国别主义和线性史观，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沿袭西方早期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路径实现各方面的现代化。或言，“中心”是边缘的榜样，而非边缘发展的阻碍。那么，比较研究也可以通过静态控制比较变量，来找出不同国家关键的制度差异，并说明影响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关键原因。这一范式到了七十年代发展问题积重难返后已基本破产，而沃勒斯坦的系统视角不啻是一种解毒剂和大反转，说明了南北不平等正是世界体系内在的逻辑，无法通过体系内的学习和改良来解决。他曾在四卷本的第一部中将自己的研究比作“天文学”似的探索：世界体系正如星系，有统一的逻辑和运行法则，而其中的部分——不管是单个星体，还是单个民族国家，其运动/发展的轨迹正是由在系统中的位置决定的，并遵循一般法则。

再则，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因反越战和一系列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在美国和西欧催生了一批激赏左翼思潮的新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六八”一代。他们从激进的学生运动中走出来，有相当部分进入了学术体系和文化生产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广义上左翼思想的新听众。而沃勒斯坦，还有例如《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的作者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都选择用历史研究的取径来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与理论内核。这是对之前美国社会学（也是战后社会学中心）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双重反动：包括精神上和方法上。

还需说明的是，沃勒斯坦并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转向”中的一颗孤星，而是当时涌现的一批杰出历史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中的一员。然而，唯独世界体系理论成功衍生出了拥有建制基础的学派。相较之下，巴林顿·摩尔的理论在当时也足够创新，亦有丰富的史料和淋漓元气，追随者和学生中最出众的固然有斯考切波这样的巨擘，但并未形成任何意义上的学派。更早的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完成《大转型》之后如流星逝去，身后继承者甚众，但局限在经济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的专门领域。更晚的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在美国社会学界也是弟子甚众，但并没有如此具有标识性的理论话语和机构。而独有世界体系理论是和布罗代尔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沃勒斯坦和特伦斯·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等在七十年代中期创建了此中心，并出版《评论》（Review）杂志，随后还在美国社会学年会上建立了专门的“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分会（PEWS Section），时至今日仍在运转。

尽管如此，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全球政经秩序、时代风气和学术流脉都发生了潜在而剧烈的变化。世界体系理论固然拥有相当的制度基础，但影响力也不免下降。到了本世纪之后，学界对此已多有“过时”“机械”之说法。当然，在局部修正“理论保护带”（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之语）和增加情境限定的条件下，世界体系不仅仍可以作为理解资本主义历史性崛起和变迁的重要理论资源，而且对于阐释新自由主义的现实展开也不是没有解释力。但是有两个重要的思想动向导致了学术共同体过早放弃了进一步开掘世界体系理论的实证潜力。

第一个是历史社会学从“第二波”到“第三波”的过渡。比如历史学家小威廉·H. 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从九十年代开始陆续撰文反思七十年代历史社会学作品隐含的时间想象，沃勒斯坦首当其冲。休厄尔借用了沃氏自己的比喻，称其为“社会天文学家”，将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论比作一种历史无涉的“大爆炸理论”，并认为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内各部分命运和逻辑的反历史话语，背后根本是一种“目的论”的时间性。在沃勒斯坦的结构理论图景中，布罗代尔枝蔓丰富的物质史被高度简化；其理论无法解释体系更替和内部变迁，以及变迁发生在何时何地。换言之，以沃氏等为代表的历史社会学“第二波”作品是有历史，而无历史性、时间性的。相较之下，休厄尔主张一种“事件时间性”，关注在具体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各种历史因素与行动者如何辐辏，从而诞生新的文化图式，并改变社会结构。进入本世纪，对于结构因果性的追寻，更是逐渐被“历史或然性”“过程”“事件”等议题所取代。这种学术的转变，与新自由主义政局下流动性更高、更为碎片化的事件观感也是暗合的。

另一方面，全球史的新范式在历史学界也基本成为共识。在这种新的学术氛围中，以民族国家为系统内部基本分析单位的理论，很难涵括各种跨国的、地区的多元共同体和行动者，或者处理八十年代新一轮全球化所形塑的新社会力量与文化/消费空间的极大拓展，并分析新的权力主体与权力形式。

第二个动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文化转向”。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曾不无批评地指出，其中一个重要的更迭是从“反殖民主义”转变为“后殖民主义”。后者现在用“混杂”（hybridity）这样的文化主义视角来理解殖民关系，认为中心-边缘的关系更具流动性，中心的文化实为两者在互动中共同创造。因此，沃勒斯坦及其盟友的种种经济决定论在后殖民主义研究者眼中必然是老旧过时的。然而，这一转向固然打开了新的研究场域，却给殖民关系赋予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从而部分消解了殖民运动内在的权力关系与结构特征——质言之，也部分放弃了沃勒斯坦精诚致力的批判任务。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现代性的文化霸权持续被解构，文化多元主义遂成为政治和学术前台的重要方案。然而，这种多元主义只庆祝表面的差异，背后的本质和权力关系反倒不那么重要了。实际上，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谓之“晚期资本主义”在获得文化场域之后，全球所有活动最后都向资本主义敞开了。因而我们的世界可能是更加同质化，而非多元化了。沃勒斯坦所描绘的那个无往不利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许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形了。遗憾的是，左翼知识群体在追逐“文化转向”和形式上的多元主义的过程中，反而可能丧失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正如德里克感喟道：“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目的……是在追求民主、自由、社会与经济政治的革命斗争中，为思考人类的未来打开新的思路……随着革命在1980年代退潮，这些斗争所留下的不过是身份政治，以及承担了管理角色的多元文化主义。”因之，这些文化左翼对沃勒斯坦不感冒也可以理解了：他们的学术与政治意识，与根本的政治经济问题实际上已经渐行渐远了。

左翼知识群体的制度基础与政治未来

不过，政治经济的根本问题最终仍会回归的，或者已经逐渐回归了。我们的时代再次面临巨变。从沃勒斯坦理论的起落，我们能否进一步看到左翼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政治力量如何变化呢？未来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和学术选择又将如何呢？沃勒斯坦的理论还会有新的生命力和政治能量吗？这些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只能从历史和现实中追寻到部分线索。

在思考有关未来的问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左翼知识群体的制度性位置，及其知识生产的性质吧。回溯欧洲十九世纪末至二战前的历史，可知这一群体最初并非诞生于单纯的学术体系，而是和政党密切相关。如果说二十世纪初欧洲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大爆发是大众政治发展，特别是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所推动的话，那么党内最重要的领导者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理论家。他们最初是在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而竞争本身则发生在自由派活跃和起家的公共空间：比如报纸杂志等舆论平台、俱乐部、咖啡馆，之后他们还发明了各种社区组织和教育机构，以及工人夜校。其中最为著名的大约是和英国工党关联甚密的费边社，而《大转型》的作者波兰尼在移民英国之后，也在夜校教授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史。从这些场域逐渐获得声名和权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践经验，一方面最终可能进入党组织，获得制度性的资源。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人物之一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瑞典社民党的弗雷德里克·索森（Fredrik Ström）和英国工党的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 1st Viscount Snowden）都是典型例子。

然而到了二战之后，由于主要左翼政党都逐渐转型为全民政党，意识形态功能下降，政策功能上升，党内或和党密切联系的知识生产者开始转变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左翼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处于党内领导地位，甚至不掌握意识形态权力。他们再次获得权威，要等到七十年代之后了。正如前所述，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极大提升了左翼思想资源的影响，而这一次，知识分子主要在学术体系内部来建构知识的领导权。沃勒斯坦当年就支持学生运动,而他最早的两本书都有关非洲殖民政治。阿瑞基当时在津巴布韦和坦桑尼亚从事教学工作和工人运动，后回到意大利组建“葛兰西小组”，并应邀加入了沃勒斯坦的布罗代尔中心。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也和学生运动紧密相关。到了七十年代中后，左翼知识分子在学院内部逐渐成为主流，获得了相当的学术权力，沃勒斯坦及其布罗代尔中心就是最为成功的代表之一。尽管这一时期他们和政党的联系并未断绝，但已没有制度化的政治力量了。再往后，“六八”一代的精神消退，学院体系评估日趋专业化，新自由主义范式上升，左翼政党也开始转而依靠所谓的策略专家、智库专家来生产政策知识，左翼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边缘化也在意料之中。概而言之，以学院体系作为左翼的唯一制度基础（尤其是美国），固然在特定历史时期为知识分子获得了巨大的职业权威和声誉，但长期来看却削弱了其政治行动力和政治影响。

沃勒斯坦最早的两本书

但这并不代表左翼知识人的政治机会已经终结了。实际上，从上面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结构性的变化往往会创造新的知识生产机会，相应的知识群体也可能获得新的场域。这一点在现今愈发重要，因为前一阶段的新自由主义更深入地改造并整合了世界，而今日之世界体系结构性变动的征兆已经显现无疑。

当然，我们还无法想象应和时代的新理论是如何面貌，新知识分子又有怎么样的制度基础。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沃勒斯坦的理论再出发，思考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呢？例如，在不久的将来，中心国家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加剧吗？各种类型的保护主义会进一步抬头吗？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和危机，会以怎样的方式传导到整个体系，影响体系各组成部分与基本逻辑的再生产？霸权的更替、精英结构的变化会再次发生吗？边缘和半边缘地区会发生大规模社会运动吗？体系本身会从一个世界经济，裂变为数个世界经济/世界帝国并存的局面吗？ 这些疑问，也许都可以通过重读沃勒斯坦（包括阿瑞基）而获得切实的启发。同时，我们也必须怀有高度的批判性，因为现实的复杂远超理论的想象。显而易见的是，世界体系理论相信现代世界经济的单一核心，而这并不是应对我们的分裂世界的最好描述。在美国霸权决定性衰落之后，未来的体系结构应是多极而复杂的。特别对于中国来说，1992年之后加速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经历可以理解为从“边缘”上升到“半边缘”，但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又是“半边缘”状态无法概括的，而同时中国目前还无法改写世界体系的基本逻辑。阿瑞基对于体系霸权东移的想象，似乎也为时过早。

最终，我们对于沃勒斯坦的继承，是在后现代碎片文化和后新自由主义时代重拾整体结构分析的精神，同时创造更多能够打开关键历史时刻的理论工具，还要加入对资本主义文化面相的批评性分析，而不是重新膜拜任何版本的“世界体系决定论”。再从制度基础的层面来看，与人民结合，与政党结合，既是历史的起点和经验，也是左翼知识分子未来的出路。

鸿冥远逝，迹往名留。以此纪念沃勒斯坦和他的时代，并勉励我们变动时代的砥砺奋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