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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桂元:近距离观察“茅奖”诞生

来源:天津日报 | 黄桂元  2019年09月03日16:19

随着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帷幕落下,金秋十月将举行颁奖仪式。这个过程中,见证一部部并不惊世骇俗的小说,怎样一步步脱颖而出,成为炙手可热的“茅奖”作品,进而被媒体聚焦,被社会热议,被光环笼罩,自然是感慨良多。

自2011年起,由于李嘉诚先生的赞助,茅盾文学奖的个人奖金从5万元提升到史无前例的50万元,成为奖金最高的中国文学奖项。不过,茅奖在中国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具有极高的关注度,与高额奖金关系不大,应该说,这是由长篇小说的文体特质所决定的。长篇小说以其体量之巨,容量之大,历来被视为文学族群里的庞然大物,山中之王。莫言称长篇小说为“伟大文体”,认为“长篇小说就是要往长里写”,以此“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那些能够营造精致的江南园林的建筑师,那些在假山上盖小亭子的建筑师,当然也很了不起,但他们大概营造不来故宫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万里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有趣的是,莫言体量最大的长篇小说是《丰乳肥臀》,刚刚超过50万言,他在第八届茅奖的获奖作品《蛙》,也不过28万字。

本届茅奖参赛作品,大体量小说比比皆是,获奖的五部作品中,梁晓声的《人世间》115万言,李洱的《应物兄》近90万言,陈彦的《主角》近80万言,都称得上是鸿篇巨制。无怪乎有评论家认为,近几年长篇小说总体上处于一种繁荣状态,此结论首先是以数量为依据的。浏览本次申报的数百部长篇小说可以发现,地域上,作家跨越东西南北,题材上,作品囊括古往今来,气象万千,风格多元,基本上显示了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四年实绩。据统计,每年出版的纸质长篇小说有上万部,四年大约就是四万部左右,用海量形容,并不为过。当然,海量带来的另一面,就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但无论如何,数量能够提供选择余地。选择余地大,也必然带来选择难度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有一套我行我素、且经年延续的评审模式,往往不会偏爱年轻人,对近年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也不大青睐,在这一点,同样以推出文学经典为己任的中国茅奖,就没有那么“傲慢”和固执。茅奖属于体制内的专家、精英评奖,不会放弃“传统价值”这个根本,过去也曾因“曲高和寡”而使人望而却步,第八届评奖有了改进,采取的是相对公平、周全的大评委制,并准许入网络小说参评,但直至上届和本届,仍无网络作家问鼎,这说明多数评委还是坚持自己的评判理念和尺度的。

本届获奖作家的年龄跨度之大,前所未有,同时也可以看到,每个年龄层面都有一些实力派作家支撑,说明我国作家的年龄梯队还是比较乐观的。

《牵风记》的作者徐怀中,是我国新时期军旅文学的标志性作家,今年92岁高龄。老作家自省:“就像一条河干涸了,断流了,你只能逆流而上,回到三江源,去找到自己的活命之水。”正因为找到了源头活水,他的写作才能激情不衰,元气沛然,凄美感人,宝刀不老。小说写到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战争岁月,讲述了三个人物和一匹马之间的特殊关系,以此拓展了战争文学的书写空间。“对像我这样一辈的老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使用减号。减去什么?减去数十年来,我们头脑中的这种有形无形的概念化口号化的观念。但是对我来说,这种观念是很难去掉的,因为它已经深入到了我的意识里。我只能回归到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上来。”这位耄耋老人的清醒自知,尤为难能可贵,他的作品获奖是问心无愧的。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茅奖应该有一种责任,给那些毕生献给文学,也确实对文学有一定贡献的高龄作家,表达一种深怀荣誉感的致敬。此类情况,诺奖也曾有过。比如马尔克斯写出《百年孤独》,并获得世界性轰动,当时诺奖却没有考虑他,此后,瑞典皇家学院或许意识到,遗漏这位哥伦比亚文豪将会使得诺奖声誉受损,于是17年之后,当马尔克斯出版《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不久,尽管并非其代表作,还是把诺奖给了他,就是考虑了马尔克斯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和影响。每个作家都会老去,90岁还在写作品,这个事实对中国作家具有激励作用,何况作品还很出色。文学创作是一项漫长的事业,能够刷新纪录的作家总是极少数,予以致敬并奖励,也一定与茅盾先生的遗愿相符。

当年的知青作家梁晓声,如今已年交古稀,他以其《人世间》的超大体量和丰富内存,显示了一种志向恢宏、充满韧性的持续写作能力。小说以北方某省会城市为背景,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今天,以平民视角,多维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沧桑变迁,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作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于人间烟火处彰显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道义担当。

“60后”作家李洱的《应物兄》,丰实、智慧、厚重,被文学界视作一部“现象级”作品。小说虚构了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建始末,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通过对历史和知识的合理想象,勾勒出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和群体生态,文本建构具有新人耳目的独创性,小说各篇章撷去首句二三字做标题,顺延而下,理论视野无所不在,得到了许多评委的认同。李洱写《应物兄》用了13年,废掉了近200万字,用坏了三台电脑,案头工作寂寞而扎实,这已经不是“十年磨一剑”了,在这个注重性价比的市场社会,这个心浮气躁的娱乐时代,李洱的写作姿态有如静水深流,令人尊重。

同样是“60后”的《主角》作者陈彦,以前并不为文学界所熟知。他有着非常扎实的编剧和戏剧舞台经验,以及写实功底,小说叙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沉浮,与秦腔艺术之间的复杂纠葛。很多细节惟妙惟肖,写出了秦腔的戏剧舞台人生,也写出了社会大舞台的千般滋味。

出生于1978年的徐则臣,在小说《北上》里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小说跨越历史时空,探究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描摹出环绕其间的民族命运和精神图谱。徐则臣少年老成,叙事笃定,运笔圆熟,结构小说的能力举重若轻,改变了人们对“70后”作家的原有印象。由此我想到,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比如大家熟知的鲁郭茅巴老曹,包括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萧红等文学大家,写出代表作时大都在二三十岁左右。与处于呐喊和觉醒期的五四时代不同,现在文学的起点很高,一些优秀作家尽管年轻,其写作体现了百年汉语文学的经验、视野和功力,令人对他们充满希望。

本届评奖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参评作品的征集、审核和公示阶段,3月15日评奖办公室发出参评作品征集通知,经整理、审核,初步认定共有234部作品符合参评条件,5月15日向社会公示。这也是第二个阶段的开始,即62位评委接受聘请,进入各自阅读参评作品的启动。第三个阶段,7月29日评委会封闭集中于北京八大处,开始了为期18天的紧张阅读,包括重读精读和细读,其间穿插着深入讨论交流,经过六轮实名投票,在现场公证下和纪监组监督下,最终产生5部获奖作品,经中国作协书记处审核批准,向社会正式公布。

由原本自由状态的读书人,变成持有原则性、目的性的评委角色,这里面需要进行有效的内在调整,放弃个人兴趣,而服膺于评奖宗旨、条例和尺度。一般说来,评委大多具有写作、阅读经验的丰富积淀,对作品的基本辨别能力还是值得信任的。需要明确的是,评委的个人意见与评委的个人趣味,是两码事,不可混淆。由于评委年龄、籍贯、职业、经历不同,教育背景和审美偏爱各异,决定了大家的意见不可能整齐划一。这里面,有思想观念的差异,也有美学趣味的不同,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时有争论甚至碰撞是很正常的,这样可以避免片面与偏狭,使得评选工作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如是,一幕幕畅所欲言、深入讨论的难忘场景,给许多评委留下了值得回味的记忆。

不用说,每届茅奖都会考虑主旋律,道理很简单,这是一个国家奖,而不是企业奖、同仁奖或个人奖。此外,茅奖还有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即获奖作品“是否对长篇小说这样一个文体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茅奖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一个“助力”过程,获奖作品的标高很多已经具有当代文学史上某个阶段的经典意义,它会对更多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产生有形无形的影响。

说过五部获奖作品,我还想就另外一些未能获奖的作品谈谈观感。从作家地域分布来看,中、东、西部作家均有作品入列,茅盾文学奖的全国性视野和观照可见一斑。作家深耕地域文化,其中甘肃作家叶舟的《敦煌本纪》和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捎话》异军突起,具有地理学、历史学、文化学和精神学的多重价值和意义,尽显其中国西部文学创作的雄厚实力和多种可能性,受到许多评委的关注。同时,按照地域性的人文风习展开小说叙事,整体上有利于强化作品的历史感和厚重底蕴。而相对来说,把握当下生活脉率、进入近景叙事的难度会大一些。孙惠芬的《寻找张展》直面当下生活,揭示了权力与物质对于人性的异化,呼唤人性良知的回归,令人深思。有两部作品没能走得更远,多少有些意外。一是韩少功的《修改过程》,二是冯骥才的《单筒望远镜》。如果说,冯骥才因中断了大约20年的小说创作,影响力有衰落之势尚可理解,那么,韩少功作为一位对新时期文学思潮有过引领作用、长篇小说成就突出、作品有着持续重大影响的老作家,应该得到文学界的总体性评价和由衷敬意,这也是部分评委的心愿。

此外,本届茅奖获奖小说缺失表现乡村生活的作品,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乡土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今天的城市脱胎于昨天的乡村,书写“中国故事”,离不开我们文化血脉中的乡村记忆、乡村经验。在这方面,长篇小说创作理应加大力度,有所作为,不负众望。

 

(本文作者为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第八届、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