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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慈欣的小说在圈内圈外影响均甚广，专业评论、大众阅读、精英白领对其的接受视域各不相同。审美文化概念的提出可以兼顾作品的美学属性、接受视域和泛文化背景等诸多方面的思考。从审美文化角度对刘慈欣小说进行探讨，可以构建出“刘慈欣审美”的三重向度：一是在科技发展与生态危机的平衡中，文化调和的需要极为迫切，“后人类”的审美于是浮出地表；二是出身于山西省阳泉市的刘慈欣自然携带着地方性的文化基因，实现了“山药蛋审美”的别样赓续；三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总是指向更“高层”的理念，刘慈欣小说中蕴含的人类可征服宇宙的理念本质上是崇高美学的现实赋形。

关键词：刘慈欣审美 后人类审美 山药蛋审美 崇高审美

作者刘芳坤，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太原030006）。

 

在刘慈欣文学及其现象的背后一直存在着令人迷惑的悖论共生。例如，政商界对其“法则提取”式的接受和文学界对此接受的盲见；大众读者对审美批评的热情和专业批评家对文本的一再升华、超越性审美；世界经验还是中国经验、史诗还是诗史、宇宙的恢弘还是文明的终结等悖论。刘慈欣本人的陈说也不时处于“顾影自怜”或卡里斯马的两端。一方面，他显得被动“非主流”：“科幻迷一直是一个顾影自怜的群体，我们一直认为自己生活在孤岛上，感到自己的世界不为别人所理解，认为在世人眼中我们是一群在科学和文学上都很低幼的、长不大的孩子。”另一方面，他的恢宏之论令人惊叹：“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幻作者，我感觉中国科幻文学不应该以什么‘大国崛起’作为目标……我们对自己生活之外的宇宙也有了神游的欲望，对于包含整个人类和整个宇宙的终极问题也有了自己的思考……”诸种悖论共生的背后无疑昭示着刘慈欣小说可以被一再探讨继而走向经典化的面向，此外，作为现象的现世感、在场性提示我们在此文化语境中的美学形态研究有着丰富的资源。

在文化语境中谈论美学形态有别于纯审美的审视辨析，王一川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与文化互相渗透，“当代文化实质上就是审美文化，同样，当代审美其实正演化为宽泛的文化。”这就提示我们：在悖论丛生的刘慈欣文本周边存在泛文化与泛审美的双重维度，而从审美文化的角度把握其艺术性创造又是现有讨论中存在缺失的一环。对刘慈欣的现有评述既有宇宙构思中的叙事问题，更有全球视域下中国政治、社会以及中华文明的探讨。

从审美文化角度对刘慈欣小说的探讨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继而甚至可以构建某种“刘慈欣审美”的三重向度。在科技发展但生态失衡的危机中，文化调和的需要极为迫切，“后人类”审美于是浮出地表。同时，在全球化进程加剧、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出身于山西省阳泉市的刘慈欣自然会携带地方性的文化基因。最后，一切文学艺术的内质总是会指向“高层”的真理，可征服宇宙的力量本质上是崇高美学的现实赋形。刘慈欣的美学从基质上来讲，是不懈地创造奇迹的愿景，以揭示人和自然在现实中的压抑和排斥。

一、后人类审美的迷思

特德·姜的《大寂静》曾给科幻迷们带来一阵骚动，小说以鹦鹉为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用射电望远镜寻找外星智慧，他们是如此渴望与之沟通，以至于发明了一个能听到宇宙深处声音的耳朵。但是我们鹦鹉就在他们身边，为什么他们没有兴趣认真听听我们说话呢？”名叫阿历克斯的非洲灰鹦鹉在短暂的交流后死去了，小说尖锐地写到人类的科技给其他物种带来了灭顶之灾，然而人类同时创造了辉煌的历史神话。区别于早期科幻作品，人类创世神话渐次式微，人类主导的愿景被质疑和反思。刘慈欣则与此思潮相对，在其作品当中无疑展示的是对“费米悖论”的反驳。在《赡养上帝》当中，外来的“上帝”创造了其他的地球和文明，他们走访不同的创造物，然而在地球一、二、三号均被迫离开。而在中国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家张罗了丰盛的宴席为“上帝”接风。此种中国式的狂欢场景与《大寂静》针锋相对，一个农民的星空遥望因此解构了智慧生命的寂寞和找寻智慧生命的悖论。在小说最后，西岑村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主人公秋生借景生情叹道：“人啊，该考虑养老的事了。”而在《大寂静》的结尾，灭绝的族群用最后一息发向射电望远镜：“你保重，我爱你。”以“人间烟火”的弥散来抵抗人类的宇宙孤独体验，在刘慈欣的小说中常有出现，在地球往事三部曲中亦是如此，一直到了《三体Ⅲ》刘慈欣才将笔触彻底伸向宇宙的深处和时间的尽头。很多人指出刘慈欣的小说之“硬”在于对人类学的反躬自省，在于技术理性当中的人性突围。如若此种说法成立，那么《大寂静》中所包含的生态愿景显然被刘慈欣的文本所忽略。关乎“人类”的讨论，无论如何应该成为当下科幻小说的核心话题。

“后人类”的境况已经以雷霆之势进入审美文化。后人类的起源，在笔者看来，与“大寂静”、生态美学的思潮同构，此种伦理论战的焦点仍在于人类的他者或曰人类的地球共生，只不过主人公转变为人类自身的创造物，以及人类被“替换”的危机。2018年人类“危机”接踵而来，先是情人节期间推出的Real doll娃娃摄人心魄，继而机器人小冰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出版，年底AI版年度文学排行榜出炉，与之相伴的危机分别落在我们的配偶、诗人、评论家的身上。当然，在关于AI的讨论中最大的震撼是主体性基本内涵的转变，正是主体的转变预示了后人类的生成。在后人类时代，“主体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刘慈欣的小说人物大多数处于一种危机的情境之中，由此，人与AI的主体互化得以成立。《微纪元》描绘了太阳毁灭后的地球图景，人类文明的延续通过修改基因得以实现，人类的体积缩小到原来的十亿分之一，微生态开启了微纪元。与之前的宏纪元相比，因为人类情绪变化促忽而过，微纪元变成了无忧无虑的纪元，最终当年逃逸的最后一位宏人类亲手毁灭了保留下来的人类基因。我们可以将情绪的终结看作刘慈欣为后人类时代奏响的序曲，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定论在这里开始动摇，因为意识/观念作为人格的中心已经被质疑。当以人格的丧失、物种的更新（毁灭）作为“无忧无虑”的前提时，人类的身份当然可以转换为一种信息（信号）的形式。刘慈欣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中国2185》就出现了此类转换的情节：20亿人口的老龄化社会要求必须变革，六个人类大脑由此成为可被分析的“客体”，他（它）们携带的一切基因以信息体的方式被编码入软件工程。面对危机的此种处理方式算是骇人听闻的，技术理性和冷酷昭然若揭。在小说最后，人类世界将实现网内虚拟世界，在这片广阔的原野里人类社会的结构烟消云散。在20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科学家莫拉维克即撰文指出，人类非实体形式，并通过人类意识可以用计算机下载得以证明。在刘慈欣的小说里也出现了“你就是AI”的逻辑，而此逻辑一旦出现，人的伦理与机器的法则同构。后人类的审美文化并不区分身体性与仿真的关系，机器人与人类目的是混淆的。考虑到刘慈欣是在精英文化的下滑期，特别是20世纪冷战终结的边缘产生的这些文本思考，不啻为一种精妙的预言写作。

后人类审美面对的还有20世纪末开启的主体性探讨，萨特早就指出：“我们大家都是一些向着客体超越自己的主体性。我们从主体性走向了客观性，这样一来，我们和自我的关系就改变了。”萨特当年可能还没有预料到，当客体性真的逾越了主体性，那种自我的“超越”可能带来的人类学危机。再以郝景芳的科幻小说《人之岛》为例，每个人从出生起就被装入了“脑芯”，以便与“全球自动控制系统”——宙斯取得联络。于是苏格拉底论定的“人之本质”发生了转变，人类不再需要自我质询。郝景芳所展示的后人类图景中是包含自身价值反思在内的，人的主体性一旦通过客体呈现，是否真能够在与自我的重新认识后达到“进化”，毕竟在这里所谓的自我已经不复存在了。这种隐忧还可以通过韩少功的《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一文得见：“机器人的作家协会好处不算少，可望相对地做大做强，但终究只能是一个二梯队团体，恐不易出现新一代屈原、杜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卡夫卡等巨人的身影。”无论是郝景芳还是韩少功，其后人类时代的思考仍然指向了“人类自信”。这就昭示了此番文化探讨中的审美迷思，我们的思考起源于何方，我们是否飞跃星际、穿透了费米悖论而获得主体性，我们又将客体置于何方？刘慈欣的小说创作被认为处理了后人类时代的“大”问题，被认为超越了“软”的“人本”而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思维推向宇宙深处。然而，在笔者看来，其时空建构的背景正是基于以上后人类时代的审美迷思，刘慈欣的作品充满张力，唯其张力的存在就必然不断折射迷思中的智慧闪光。

《三体》当中最为动人心魄的部分之一在于时间流的跌宕、灰烬之后的余烟、深渊中的波诡云谲，将宇宙未来命名为地球往事就是一个时间叙述的最好策略：

……他喊了一阵，疲惫地坐在地上，调快了时间进度，看着太阳变成飞星，飞星又变成太阳，看着恒纪元的太阳像钟摆般一次次划过长空，看着乱纪元的白昼和黑夜把世界变成一个灯光失控的空旷舞台。时光飞逝中，没有沧海桑田的演变，只有金属般永恒的荒漠。

三体文明入侵之前，小说通过汪淼的虚拟空间引入恒纪元与乱纪元的文明延长线，使得小说读来荡气回肠。深陷于信息网络之中，无数转变将会创造一个高度异质的世界，所谓乱纪元当中的各种形态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一旦信号这一客体成为“主体性”的表征，那么就意味着历史的发展变成了一种偶然，不再负载我们生命动能的种种触目惊心，刘慈欣小说中的历史观往往立足于此。然而就是在这种可成为乱纪元历史观的时间结构中，刘慈欣小说同时展现出了后人类审美文化更为超越也是充满悖论的部分。《三体Ⅱ·黑暗森林》的序章点明打败三体文明的唯一机会是其透明的思想，伊文斯对字幕质询，而没有伪装和阴谋的信号主体显然有其科学进化的理据：“人类的交流器官不过是一种进化的缺陷而已，是对你们大脑无法产生强思维电波的一种不得已的补偿，是你们的一种生物学上的劣势，用思维的直接显示，当然是效率更高的高级交流方式。”客体的“主观优越性”已经昭然若揭了，然而叶文洁仍然将宇宙公理推论为猜疑链和技术爆炸。也就是说，《三体》站在了后人类审美文化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看重信息的形式而反诘生命的实体，一端是承认生命的必然而抵抗信息塑造（替换）人类。在前一个端口上，由生物基质形成的具体形象就被视为历史的偶然而非生命的必然；而在后一个端口上，形象被赋予了超意义而走向宇宙公理。《乡村教师》中对于信息流所不能解释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注解就呈现出后人类审美观另一端口中的宏伟“人类自信”：

一种没有记忆遗传，相互间用声波进行信息交流，并且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每秒１至１０比特的速率进行交流的物种，能创造出５Ｂ级文明？！

二、“山药蛋审美”的重启

《地火》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篇具有动人的抒情性的作品，把煤矿变成一个巨大的煤气发生器，煤层中的煤在地下变成了可燃气体，大地被点着了！倒不是因为有煤矿这一山西的独特标识场景，而是在这抒情性当中流露出地域文学所特有的，科技发展之后一个地域性的占位和求存的问题。小说有一核心句被作者反复强调：“过去的人真笨，过去的人真难。”通过上文后人类语境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刘慈欣在宇宙框架中的审美愿景和悖论，其中悖论的部分其实暗含着“分享艰难”的思路，“笨”和“难”的分享在山西的文学版图中带有别样的况味。

审美文化的价值厘定肇始于特殊的文化境遇中，但其性质和范畴具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性，比如山西文学所承载的“山药蛋审美”。在20世纪80年代，山西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席扬先生曾经论证过“山药蛋审美”的问题，他指出了山西文学之于共和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意义和内在机理。他说，“山药蛋的气象”背景在于“以政治的文化观念、知识分子文化观念和农民文化观念为三原色的文化整合。”这就提醒我们山西文学的文化探讨具有的多元属性，而一般来讲，我们更愿意从时代政治的角度来审视“山药蛋派”及其文学创作，不习惯把审美的意义考察也放进文化历史当中。在刘慈欣的现有探讨中，“山西文学”脉络的探讨是贫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刘慈欣作品中不富有“山药蛋审美”这种较为稳定的价值形态。首先，从文化整合的背景来讲，当今文化仍然具有类似于“山药蛋派”当年栖身的三元格局。21世纪初期，一批学者都曾认同三种当代文化组成部分：官方（主流）、民间（大众）、精英（知识分子）。细想21世纪近二十年的文学发展动态，我们总是能够窥见三种文化的相互影响、互相渗透。通常认定的“严肃文学”领域，精英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网络文学作品又以“超自然”或者“另类美学”方式折射着民间文化的部分断面，而官方文化又对前两者有所渗透。当此之际，刘慈欣小说在三种文化的整合方面所表现出的杰出成就特别引人关注。还是以《地火》为例，其中有鲜明的老中青三代煤矿技工的形象塑造，父亲患矽肺病含恨去世，刘欣博士毕业准备了煤气化的大工程，所有矿井被点燃了，地火在肆意蔓延，世界犹如地狱。小说最后设定了120年后的情节：老师向学生展示煤气化的历史，也回顾失控的地火曾经将一切毁灭。当年技术失败的焦虑感被历史发展稀释，现在的进化论必然战胜过去，过去也总是会在回忆中变成“美好时光”。这一结尾的设定其实不仅展现了科技和生态的愿景，更包含着文化圆融的希冀。

“山药蛋审美”最为突出的部分可能含有某种“笨”的质子，这其中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书写上面。在刘慈欣的作品当中不时出现对乡村基层生态的书写，对于中国农民精神层面的描绘：

那东西真是不错，可村里人说他们这是闹笑话哩！他们想过那些巴掌地能产出多少东西来吗？就是绣花似地种，能种出一年的口粮就不错了，遇上这样的旱年，可能种子钱都收不回来呢！为这样的田买那三五千一台的拖拉机，再搭上两块多一升的柴油？！唉，这山里人的难处，外人哪能知晓呢？（《乡村教师》）

水娃家没钱修水泥窖，还是用的土水窖，那水一到大热天就臭了。往年，这臭水烧开了还能喝，就是苦点儿涩点儿，但今年夏天，那水烧开了喝都拉肚子。（《中国太阳》）

“山药蛋审美”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特殊语境，其中包含着政治话语和农民话语的双重向度，而其中乡土的书写往往更加引人深思，“山药蛋派”作家善写“中间人物”，他们塑造的农民往往带有社会主义改造的长期性印记，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刚走上集体化道路的精神反映。刘慈欣即使在《三体》这样的宇宙史诗当中仍然携带有大量乡土书写的因子，例如农民的形象还附带着当年的一些精神基因：勤劳、勇敢、朴实、坚韧，但因为加入了宇宙的参数，其“中间人物”会最终滑向英雄人物，即使如此这些人物仍然是“重实”的成分大于神话的成分。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乡村教师》对于知识分子情怀的赞颂和《中国太阳》中对于农民工奋斗历程和心理的描写无疑又具有着精英文化的折射。“山药蛋派”作家往往在情节和对话的进展中展现人物形象，独白和环境描写较少，刘慈欣虽然有所突破但其粗线条的笔法仍大体赓续了这一叙事传统，特别如《赡养人类》、《赡养上帝》当中社会“问题”展现与“道德”愿景同在则又一次非常明显带有“山药蛋审美”的风格了。王德威所谓科幻小说可以介入“异托邦”的说法，从一方面说明幻想型与民族国家相结合思考的可能性，这是重新树立类型文学作者成为“大说家”的自信，但另外一个方面，其论述背后隐含着对这一题材“刺激”、“搅扰”现代性历史进程，或者说，通过时空裂变的叙事无限扩张叙事者该向何处而去的焦虑。刘慈欣的创作无疑属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们在探讨他个性的时候当然也不能忘记科幻文学和其他文学的审美风格差异。刘慈欣说：“我创作努力的核心，就是将宏大与渺小联系起来，把人的个体与整个宇宙联系起来。”“我写作的目的不是要用科幻去反映现实，去演绎实现，去推翻现实。”由此可见，刘慈欣也许比任何一个研究者所论述的都要笃定，他的“笃定”在21世纪三种文化错综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山药蛋审美”的赓续。

三、崇高审美的价值观赋形

对于任何一个作家来讲，如何写是首要的问题。通过对近五年来《中国年度科幻小说选》的关注，我们发现，科幻小说的作者对于如何写的压力可能要更大一些。正如年选编辑者星河所言：科幻构思和文学性择取似乎处于“两难的困境”，中国科幻的“点子”似乎总是不能令人满足，刘慈欣也多次强调科幻文学的精髓在于“想象力”。科幻文学领域内对于“软/硬”的界定透露着文学性的艰难，作家的安全方式就是表白自己即使“软”也为了展现“人类想象的不可思议”。其次，是怎样读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似是文学接受的问题，其实一个人的审美欣赏通过何种方式达到，必然涉及这个作品如何建立与隐含读者的交流。科幻文学的交流一定程度上不能通过“感同身受”这种手段，也就是说作家在表达的时候对隐含读者的带入部分要超越“优美”、“悲剧”这类审美范畴。在此，如何写和怎样读产生了同源性的诉求——呼唤强有力的审美效果。恰如郎吉努斯在《论崇高》中所呼唤的那样：“相信不相信惯常可以自己做主；而所谓崇高却起着专横的、不可抗拒的作用；它会操纵一切读者，不论其愿从与否。”崇高这种审美范畴无疑会成为闪电般照亮文本的那个瞬间。在此意义下，科幻的因素在现实题材艺术作品中时有出现，山西导演贾樟柯电影作品《三峡好人》中突然起飞的建筑物，《江湖儿女》中突然到来的UFO，都是带有“净化”作用的情节场景，负载着崇高的美学品格。

贾立元指出真正使刘慈欣赢得读者的原因，反而不是所谓宇宙冷酷的理性，而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品格。“那些无畏追求真理的故事都是中国故事， 它们展示的与其说是‘真理’本身的‘美’，不如说是现代中国对科学的浪漫想象与对未来的自我期许——一种自强不息的古典豪迈与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嫁接。”崇高的美学品格中也带来刘慈欣写作上的一些特点，比如在人物塑造上往往具有典型人物的刻画方式，对话较多,心理描写较少，有扁平人物之嫌。《山》是一篇几乎由对话组成的小说，在海洋工程师的登山理想中蕴含的是广阔空间皆在脚下的精神。冯帆说：“我在山顶上”，不容许别人挑战自己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荣誉。但是，“进化赋予智慧文明登高的欲望是有更深的原因的，这原因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山无处不在，我们都还在山脚下。”小说给予人类生存的理由是“山无处不在”，山可以理解为壁垒，也可以理解为200亿光年气泡的虚无感，然而正是这个壁垒和虚无的理由使得人的生存具有了悲壮的意味。《朝闻道》同样探讨的是人生的目的，宇宙的因缘。作者化用典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意味构建最大的粒子加速器（爱因斯坦赤道）以及生命和真理交换的祭坛，科学家们纷纷走向祭坛实现生命的完满。《三体》当中更是塑造了章北海、罗辑、汪淼这些带着各自不同的因由而走向精神之塔的人物形象，“面壁者”的设定也与真理祭坛的设定异曲同工。其实，中国科幻小说中的“个体”很难飞跃星际，相当多的作品还在代际经验的冲突之中折射历史发展的照影。科幻构思当中所能超越现实写作困境的部分，除了它必须满怀激情地关怀现实，更在于面对现实的姿态，这种姿态必然是有距离的，它更是建立在对三种文化审美在幻想系艺术理念的剥离过程中。这种剥离过程相当复杂，不能够将现实作为表面形式从历史叙述中剔除，创造力的“智慧”其实还在于对当代中国理性分析的艺术自觉，以及更大的一些关怀或曰超越。

在现实向度的超越之后，历史向度是中国小说重要或者说更为重要的参考系。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曾提出历史再现的四种方式：纪念的、古文物的、批判的以及“超历史”方法。中国小说建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之上，百年新文学之路满含着知识分子上下探寻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践思索，所以中国历史的叙事方式往往以纪念的和批判的再现方式为主。刘慈欣投身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在小说的时间设定上，他时常采用一种纪念式的伸展方法。在《地球大炮》中是通过深度与速度递增；在《三体Ⅰ》中是通过不断进入文明摧毁的幻空；在《流浪地球》里则是通过对地球流浪步骤的最终解构。当时空被持续地延展：“距地球180万千米处发现的那颗小行星”、“两千多年前的种子从解冻的土层中复苏”、“吞食者对被吞入的每颗行星要咀嚼一个世纪左右”，诸如此类末世的描绘为人物崇高的价值实现赋型。《信使》是刘慈欣小说中带有朦胧的美感和诗意情怀的“纪念”型书写，故事的主人公是爱因斯坦。作家将视野对准了爱因斯坦晚年钟情于小提琴的演奏，在雨夜的梧桐树下，每天都会有一位年轻人默默聆听，年轻人来自原子弹爆炸200年后的未来，他在三个时代里穿梭会见三位伟人，他告诉爱因斯坦的秘密是：“上帝确实掷骰子”。爱因斯坦觉得自己站在绝对时空的坐标原点，时间长河的岸上，慢慢地再次举起了那把旧的小提琴。多层穿越叙事的背后非但有着作家强烈的纪念式抒情，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时空的延展达到了“超历史”的历史叙事样态，而尼采也正是在前三种方式的演绎中最后走向了“超历史”。刘慈欣小说的所谓“超历史”并不意味着在哲学原则上超越了历史的规律，而是指一种更为开放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建立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上，却通过崇高的精神净化给人类历史以飞跃希冀。《流浪地球》是一部在时空构造和历史观思考方面都十分具有况味的小说作品。首先，通过开头的“我没见过黑夜，我没见过星星，我没见过春天、秋天和冬天”，作者将人物置于鸿蒙状态，无论是地球的刹车时代、逃逸时代还是流浪时代，“人”的鸿蒙都被一再复沓强化，在太阳氦闪之前几分钟甚至还爆发了叛乱。恰是在这种“超历史”的设计中折射出了人类历史发展中“人”的价值观危机。当然在此种情境当中，康德所谓崇高的审美震撼也随之而来，“人在感性无法把握客体对象之时，不得不借助理性和想象力之间的矛盾运动来完成对客体对象的超越，这一由恐惧、痛苦到欢欣、愉悦的崇高过程体现出的正是人的自由和生命力量。” 不论整个宇宙是否是“造物主巨大而变态的头脑中的噩梦”，人的繁衍生息不会停止，即使大灾难接踵而至，人的主观能动性会继续推动“人类历史”的规律性发展。